与性少数NGO对话

多元家庭网络 2021-06-3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Lumiere人文社 Author Lumière人文社

Lumière人文社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官方学生社团，旨在连接作为高中生的生命体验与更广泛的社会议题，促进交流与反思，赋能未来的行动者。

1969年6月28日是LGBTQ人群发起的首个人权起义「石墙运动」，这场暴动和后续的示威行动成为了现代性少数人群权利运动的分水岭。为纪念石墙运动，此后每年的6月性少数人群都会游行庆祝，而六月也因此被定为骄傲月（Pride Month）。「骄傲月」不仅仅只是承载着 LGBTQ 人群们的心声，更是涵盖性别开放、性别认知以及女权主义等思想。

在临近6月的5月28日，我们举办了一场关于性别与性少数主题的线下对谈，作为骄傲月的启动活动。本次活动由Erin、Raymond和Sophia三人共同策划并主持。活动邀请到在北同文化、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及爱与生命媒体、Colorsworld社团、创建和谐校园反对校园欺凌项目、多元家庭网络等组织工作的嘉宾，以社群工作人员/内部人士的的身份与我们畅谈LGBTQ权益促进的事实与迷思。

作为关注性别与性少数议题的高中生，我们一直在思考自己在推进相关议题过程中的位置。一方面，我们作为“圈外人士“，接触圈内信息的渠道有限，且很难辨识信息的准确程度。因此，时常会因为疑心自己的”共情“是否仅仅出于自我感动，而选择沉默。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甘心理想被现实的各种因素所消磨，希望能够切实地为性少数群体提供支持。我们钦仰NGO和行动者为促进性少数群体的权益所做出的努力，也渴望能够得到行动上的引导，尽自己作为高中生的微薄之力。有感于此，我们将对谈的主题设定为校园场景，从距离我们生活最近的教育和互联网话题谈起，围绕着学生出柜、社会偏见、恐同教材、圈层互通以及社群调研等方面展开了与嘉宾的谈话。活动旨在为同学们提供一个了解LGBTQ相关社群与组织的机会，澄明困惑，解蔽迷思，并赋能有想法行动的参与者。

本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旨在复盘本次活动：

1. 嘉宾采访

2. 对谈内容

3. 参与者感想

4. 活动总结

#01 嘉宾采访

嘉宾（视频中由右至左）：

杨老师，创建和谐校园反对校园欺凌项目负责人，「此人不在杨奇函的三个好同性恋名单中」。

兔子，北同文化社区运营项目经理，从2018年起深度参与多元性别公益。

CC，ColorsWorld线下活动部门意识工坊前负责人，策划并举办多次面向高校学生的观影讨论、情景游戏、性别意识提升工作坊等活动。

九村，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成员，学习中的性教育打工人，探索中的非二元流动者。

小窝，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幼儿性教育工作参与者，多元家庭网络研究员，永远反思，致力行动。

陈皮，《爱与生命》编辑，今年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她有死的勇气，也敢于杀人”。

#02 对谈内容

校园出柜与支持体系

Raymond：不出柜的性少数群体往往必须要忍受外界错置的性别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压抑自身，且即便不出柜也会因为形象、举止不同于“常规”而被排斥；在Colorsworld的研究结果中【6】，高校学生出柜确实带来了对自己看法、性少数身份认同、总体生活态度上的改善。那么考虑到在不同空间中面临的压力，性少数群体究竟是否应该选择出柜？选择在什么场景？以什么方式？

杨老师：出柜的前提是确定的自我认同。我们选择的事例可能有些极端，或者说不一定具有对多数情况的代表性。成年人是有评估事情风险的能力的，头脑发热地站在领奖台上大喊的行为虽然勇敢但可能并不是一个合格成年人应作出的决定。

兔子：我们不会对于出柜给出具体的建议，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遇。要先去寻找自己的支持系统。

九村：我想分享关于非性少数如何向性少数同学进行支持的看法。高中时我有同学在军训时拿麦对与同性表白，于是我在保护隐私与私人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了采访和特稿撰写，发现其实她们也有很脆弱的一面，与家人之间有不少摩擦。因此，同伴之间的支持网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家人的理解缺席时。期待学校的心理老师可以寻找并接受咨询师培训，可以让同学们有经过专业培训的成年人帮助。同时同学们也可以尝试向学校提出类似的申请。
Raymond：不知道同学们是否了解自己学校心理中心的老师们是否可以提供这一帮助？

Sophia：据我了解即使学校可能有相关资源，我身边的同学也可能出于对这些资源的不信任，并不愿意去寻求帮助。他们可能担心如果去找老师咨询的话自己的性取向会不会被记录在档案中。

Raymond：那么这种心理咨询老师多元性教育方面的培训机制是怎样的？

小窝：比如北师大教育学部就设有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多会去基础教育的学校做心理咨询老师。在他们的学校培训中其实少有多元性教育方面的课程，但是一定会进行普遍的危机干预培训，比如针对校园欺凌、自杀风险等。更多的多元性教育培训是需要在学校体制外进行的，比如机构培训，这就意味着一线老师需要对性少数议题更开放并有意愿自主接受培训。

Raymond：这就很依靠学校心理中心老师的自主性，这些老师们需要关注到自己学校的学生中是否有多元性教育方面的需求并寻求校外机构的支持。

兔子：比如同城这个组织【7】会教学生们如何跟老师沟通，并激发同学们去这样做，让老师们进一步接受同城的培训。而北同在这方面更多是开发出一套课程，提供给咨询师来自主参与。

杨老师：我任职的机构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来参加培训或工作坊。但我想挑战但一点是，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即便没有受过性少数方面的知识培训，他们在面对同学的创伤与困惑时，遵从基本的职业要求也能够提供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在为不够格的那些咨询师补课。

Ikak：但同时如果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没有挂上一个lgbtq友好的牌子，或许真正有需求的同学们并不愿意去信任这些老师们，就像在Sophia提供的例子中。

CC：目前清华北大都是对心理咨询师有过统一培训的。但其他学校是不是这个情况我并不清楚。

Erin：那么同学们在切身遇到比如歧视等问题时在学校中除教师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出口呢？

CC：我们ColorsWorld社团有做一个“魔柜”项目【8】，一个线上树洞，可以为校内有需要的同学们提供一个倾诉的平台。清华有Purple社团，人大有性与性别研究协会，据我所知北京高校同学建立的lgbtq社团还是相对较少的。

兔子：比如北同有很低价的咨询服务。其实如果在自己的学校没有资源，往外界去寻找也是很好的选择。北同有开发一个互助工具包【9】，同学们也可以在校内没有专业资源的情况下用来进行同伴互助，甚至创造一个共享的对彼此友善的空间，培养引领者。

CC：我们ColorsWorld社团除了校内支持之外，也会在公众号推送心理咨询和性别友好组织的信息。此外北大校内有同辈心理辅导的课程，虽然定位与性少数无关，但可以提供一种基础的、同学之间相互帮助的培训。

陈皮：北师大的线下资源与北大相比相对较少。

九村：当时我们在某公立高中国际部一些同学邀请北同的老师来进行分享，那次经历让我们可以彼此间互相倾诉并把这些想法与共鸣一起有意识地保护起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这种自组织会是特别有帮助的。

Raymond：我们谈到的这些资源如果要做一个区分的话，可以从需求者对其的信任程度来做。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大家由于对一些资源的不信任，只好转而去寻求自身同温层的帮助们，而同温层内的同伴、亲人在没有更多信息或训练的情况下除了包容与理解之外可能比较难有真正的帮助。所以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建立这种更加信任的机制？

陈皮：这跟整体大环境很相关。

小窝：信任度恰恰是机构在创立和运营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同时这跟当事人自身的开放度等因素高度相关。

兔子：刚刚朋友们分享的这些各自的实践能够存在都是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意识去行动。一个有趣的案例是汶川地震时除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及时救灾反应之外，真正社会自组织的救灾活动其实并不多，而往往是当地受灾者自发结成的社群带给了他们莫大的支持。所以我们要相信从自己身边开始去建立良好社群的力量是很大的。

社群调研与圈层互通

Erin：几位嘉宾所在的组织每年都会对性少数群体进行相关的调研，那么请问在调研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以及如何把调研的结果与实践联系起来？

杨老师：其实从专业的角度看来很多机构的调研并不够专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络调研本身的弊端以及参与群体的身份同质化造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调查的结果或许与真实情况多多少少有出入，但其价值是说明问题的存在，而不是追求精确度，这样才能够为我们在讨论性教育的过程中提及这个议题提供合理性。不论是性教育还是公共发声，证据、是否存在都是支撑相关议题的重要基石。这些调研给我们提供了向上层进行反映或者言说的基础。这样才有可能让他们把这件事情的改善纳入议程中，并在后续提供更严谨和更具有科学性的跟进。

九村：确实，这些调研本身或许就参与到了促进性少数立法的过程中。立法之后会反过来对于校园中的不平等现象发生积极的影响。

兔子：同时，这些调研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社群的需要，针对性地服务。

小窝：我在多元家庭网络进行针对女性性少数群体的调研时，也意识到由于问卷的宣传都是通过各个社群和伙伴的转发等，样本会有比较同质化的情况，因此这些调研很难回答类似“多少个人里就有一个同性恋”或“有多少女同性恋想要生孩子”的问题。虽然这些调研可能不够严谨，但是它们可以让我们接触到社群中更多人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当我个人做我的个人学术研究时，我也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做。我遇到的个人并且也很普遍的作为研究者的困境是：很多社群内的人会怀疑学术研究对于自己是否真的有价值。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去连结更多的伙伴并让他们意识到调研的价值是很重要的工作。

陈皮：像北同、多元家庭网络还有很多女权组织等，无论是相同的社团还是不同的，都会互相帮助宣传，形成转发链，这种社群间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小窝：上个月开始北同发布跨性别的调查问卷【10】就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转发和传播，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当时觉得很受鼓舞。

CC：在做社团的过程中会发现会涉及到“出圈困难”的问题，这跟社群内部话题的局限性、社群间话题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有关吧。现在想来这几年最出圈的一个事件是一款游戏“A Gay’s Life”【11】的发布，这款游戏在高校群体中流传比较广，后来在直人群体中也有流传。整体来讲，现在如何优雅出圈确实很困难。

兔子：五四的时候北同做了一个真人RPG的游戏，但是发现不少社群的朋友并不能看懂。所以出圈也涉及到我们如何去更好地运用目标群体的语言。我们看到社群确实有非常大的交友需求，但我们不能一味地迎合社群所有的需求，我们也需要扮演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帮助伙伴们认识到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入乎其内也出乎其外，深刻把握社群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倡导、服务、研究还是公共教育，这是一个整体。

Erin：那么请问社区在运营过程中是先对内进行服务还是对外宣传呢？

杨老师：我觉得负责任的社群一般会先对内进行“内测”，这样一来可以更加明确更广泛社群的需求，二来更有经验去把握合适的对外分享的方式。

CC：因为我们社团的活动都是自己设计策划，所以很难预测参与者的身份和数量，惨的时候活动可能只来两三个人，多的时候比如八分钟交友就会来的比较多（gay的场次人数很多），因此我们的工作需要不断摸索、总结经验，也比较难以系统化。

杨老师：不一定要系统化，但系统化确实会更方便。

陈皮：爱与生命相比北同更像是一家宣传媒体，它更多会出现在舆论场上，并且成员大多是撰稿的学生。如果稿件中的当事人在北师大，那么这个稿件可能就会在学校内有更多可见的影响力，而紧随而来的可能就是校方的压制，且有可能要求限制传播或删稿。如果稿件发布在微博等平台，就必然有各种回应，处理这些回应也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所以每次当我们看到稿件的流量很大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很欣喜，另一方面又会担心舆论压力。

兔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相信大家会有消耗和自我怀疑，面对压力甚至约谈，我们要去看到每一种声音背后的生命经验并尝试去理解它们，也要看到除了身份之外的其他内容。

杨老师：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反对声音其实也很敏感，但逐渐也脱敏了。

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偏见形成与应对

Erin：有一个案例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位蛋糕师因为一对客户Couple的同性恋身份拒绝给他们售卖蛋糕，最终法庭的判决支持蛋糕店，理由是拒绝售卖蛋糕在第一宪法修正案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表达上的自由，而不将其考虑为商业行为并保护消费者。在这个背景中两个群体有一种明显的对抗（同时考虑到美国语境中的宗教因素），然而在我们国内的语境中这种切实的对抗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么对于lgbtq群体反对声音的根源究竟在哪？这似乎只是一种因为缺少理解而造成的偏见。

CC：我说一个感受。其实在这片土地上，对于性少数的包容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在历朝历代里面总有史料佐证。虽然这个不能说明我们对于这个东西态度是完全放开的，但是也说明我们其实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抵触。关于为什么会出现偏见，我认为还是跟核心家庭的构建有关，因为最直接的就是关系到生育的问题。从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生育的政策的调整，这个事实导致了我们观念的矛盾性。其次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流入逐渐增加了民众对于性别议题的敏感度。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比如在一神教国家下面，宗教经典对于不同事物的界定，这是一个他们的主要矛盾的根源。这虽然本来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想国内的氛围与上述两点不无关系。
杨老师：在世界范围，关于任何事情的恐惧和敌视都是来自于无知，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性少数群体也是一样，只不过无知的方向不同，比如有一些是认为家庭当中需要有生育这件事情，这其实就是说没有搞清楚父母与孩子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从属的还是彼此独立的。我觉得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歧视的核心都在于，没有人认真思考这件事情。在这方面，性教育希望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到信息，提供到一些有用的技能，这能够帮助他们去辨别一个事情的对或者是不对，该做或者不该做。当他有了他自己的判断，他就有了自己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认真的思考过了之后，说我还是很害怕同性恋，那他就害怕吧，我觉得行吧，没关系，怕的是他没有思考就说我害怕这个。

怎样看待含有恐同言论的教材

Raymond：刚才提到无知会导致的这种各种偏见，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谈论性教育。我们观察到现在很多教材还是存在着恐同言论，并且这些教材没有一个统一的编写标准。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这些恐同的教材，以及更重要的是背后那些教学标准或者观念，我们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陈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现在在写教材的这些人上。像之前两会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专家提出了像“幼儿园增加男教师”这样的提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被称为专家的这些人，他们是多么缺乏性别或者说与性有关的这些意识。所以这一个可能是要带一些更迭来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在这个方面上有一点悲观，新旧事物更新的话总会有这样的阻力，不可避免。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做出自己比如说行动的人，比如说像为了教材去打官司的，在微博上建立一个超话的，这些有识之士努力让给外面人能够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至于这之后有没有取得成果，我认为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去提升我们自己的思维的水平，以及尽可能多去感染周围的人。

互联网对有关性少数群体的话题“出圈”的催化

杨老师：不同的“势力”也都在尝试去撬动新的资源，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说一个可能比较无关的话题，比如说《山河令》竟然被播出了，而且还没有删节那么多，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转型，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这一议题。

CC：听剧作家汪林海的分析之前，我并没有考虑到这或许是娱乐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妥协。
杨老师：对。而且我其实对耽美文化是抗拒的，因为太不现实了，它更多的是趋于商业利益的产物。

陈皮：有一个事实是，耽美或者耽改的作品观众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恐同的。

杨老师：很多耽美的受众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会把自己放在两位同性主角中间，是一种很巧妙，但又其实是异性恋视角的期待。

Sophia：其实说到互联网，我们之前私下有过讨论。我们发现互联网上对于性少数群体的讨论是在增加的，但是群体内部人士能够发声的空间，可能由于审查或者其他的原因，它是在不断地被压缩的。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矛盾，或者说张力置于其中。想请问大家是怎么看待的？

CC：上层有着自己的考量。但其实我们已经形成了少数群体一个自己的生态，我们会把关注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我们不仅只是在少数群体圈子里面发声的，而是能够让少数群体圈子外面的人也能接触到。不一定完全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但是让他们逐渐地靠过来是可行的。

Sophia：那我聚焦一下这个问题，就拿耽美和腐文化举例。比如说看到更多的人加入腐文化爱好者这个群体，或者是去参与到关于耽美作品的讨论中，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算是一种好的出圈吗？

杨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播的问题。传播在于曝光度或者是传播量，只要这个上去的话肯定会有更多人去看到。所以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只要里面有正面结果的消息放出来的话，那就会有更多人看到，那么我们某种目的上已经是达到了，至于最后这个结果是不是都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们达到了最低的限度。

九村：我觉得问题是在创作这个事情本身，它是不带有意识的，可能只是为了娱乐的性质去创作，并没有一种平权的思想在里面。所以这种作品的创作很难带来实际权利的促进。

陈皮：如果真的是以一个平权为出发点去创作的，首先剧本能不能播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作品大家会来看吗？

CC：这个题材确实也很难有创新，比如说之前清华的purple小组写过一篇非常硬核的文章，叫《马克思主义对待同性恋是什么态度？》【12】。这篇质量过硬的文章发出来以后阅读量很高，但是真正有多少人仔细去研究它并来提升自己的思想，我是持疑的。

杨老师：所以包括耽美作品也是一样，它的确是出圈，但是一方面是对于同志群体来讲，我们很难让所有的人去认同说这个就是同志之间的事情。另一方面腐男/女怎么看待，他们是不是觉得耽美剧里的一个主角就是个女的，只是在剧里面是男性的形象而已。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作品出圈，对于本来就对腐文化不感兴趣或者是反感的人，这里面又掺杂了当红的流量明星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可能会有错误引导。

Magisco：关于互联网的话，其实我觉得互联网它在跨境业务方面，它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比如在推特上我关注一些CD。但是我发现这些流量最火的是他们穿的最传统化的，也就是最像女性的。所以我觉得人在说自己是跨性别的时候是有风险的，这假设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从一个女权主义的角度来讲，就是跨性别在这样一个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里面，为了流量只强调一些专属于所谓传统女性的符号，比如高跟鞋、口红、丝袜，这其实是一种对于真正女性和真正男性的一种遮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对全世界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男性女性差异，而非说男性应该是这样，女性应该是这样的。

杨老师：我从这稍微接过来了，你所说的和运动本身很像。运动一方面是先让我们贴上标签，然后接下来再撕掉这个标签。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些出圈的流量辅助运动，接下来我们再把流量给普通化掉。

陈皮：大家作为个体的时候，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处在不同的位置上，所以他的表达不一样，需求不一样，下一步要做什么也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一个阶段是需要能够吸引社群外部，或者说所有人的目光。

再谈社群调研与应用

Erin：具体的研究如何被应用到社群工作中呢？“转化率”如何？调研的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感觉性少数相关的研究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陈皮：举个例子，刘文利老师【13】团队在出版《珍爱生命》系列读物【14】时，推广阶段就需要一些调研结果来说明这本书是好的，对孩子来说是有必要的。她去做了一些长期研究。用过这套书的孩子和那些没有用过的比起来，他的观念、价值观、知识面上是不是有提升，最终通过前测和后测对比来呈现的。

九村：调研也在这个读本开发的过程中。比如写出初稿，然后去学校里去看学生们以及老师们的反应。

小窝：研究有过程很漫长，是有时间成本在的。这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情况。比如在2000年左右，当时比较紧迫的问题是男男性行为。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累积了很多可能对性有关的问题有偏见或认识不足的学者，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今天我们往往带着一种更发展的视角，也更贴近实际情况。补充一个在小学进行的教育实践研究的例子，我们在一整套性教育课程教学前后，调查学生性知识、性态度等一些维度的学习情况，结果表明，学生在这些方面均有显著提升，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我们的性教育是必要的。

CC：ColorsWorld早期设置过学术组，出过《北京大学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15】等研究报告。统筹人因此与学校的团委建立联系，推动学校为心理咨询师培训增加性别友好的咨询内容。我们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学校不引人注目的售货机里面增加了HIV检测包，为有自检需求的同学提供便利的渠道。现在好像在做性少数伴侣亲密关系的研究，希望短期之内能做出一些结果。

兔子：研究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面临很现实问题，比如去哪里就医？激素从哪儿来？学历证件上的性别怎么改？通过我们长期的工作，可以用这些数据真正去影响到一些医生、专家学者或是律师等等。这些人有自己的专业语言，那这些数据是我们跟他们沟通最好的方式之一。比如现在成立的一个栢林基金会，致力于支持跨性别群体。

高中生如何贡献力量

Erin：问一个总结性质的问题吧。对于高中生而言，选择支持性少数群体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从传承的角度讲讲对高中生支持性少数群体的一些期待吗？我们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呢？

陈皮：首先要常态化这件事，用平常心去看待它，而不是将支持社群看成一个专门的任务。

兔子：期待大家有更多的优势视角【16】。我们遇到很多青年人内心很纠结：非常想要做公益，但又觉得如果把做公益这件事情作为职业自己又会面临经济方面等等的压力。但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方式——让公益成为用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再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而是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方式，利用自己潜在的优势和资源，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话题和群体去支持。期待你们能找到自己的路，持续关注，并且去影响身边的人。你们已经做的很不错啦，我觉得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改变。
杨老师：我从工作角度说两点吧。首先我们需要更大的视角，现在的很多讨论，尤其是网络上的，是非常片面、狭隘的。当我们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整个系统的时候，或许能够更好地解决我们的痛苦或者是迷思，从而走出困境。第二点是持续推进非暴力沟通，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内部。希望未来的公共舆论空间也可以更好地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观点。
陈皮：如果大家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和性别友好或者是女权相关的积极发声，即使在你的水平看表达上相对粗浅，也要给予足够多的包容。
九村：分享一个比较个人的例子。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警惕日常的话语。比如说，有时候我妈她会说一些对性少数群体不太友好的言论，这时我会觉得她无法沟通，然后用自己了解的理论来背书。但倾听往往是更重要的。身边人的生命经验永远比话语更重要。

#03 参与者感想

Ikak：

本次与LGBTQ群体及相关组织工作者近距离接触和交谈，有以下两方面的感受。

首先是直观感受，当我看到他们自然而然地陈述自己的身份（或许是被社会所认为的）时，当我意识到我左手边坐着的就是来自于这个饱受争议的群体的人时，说心中没有波澜是假的。但随着访谈的深入，真正从更了解性少数群体的人口中得知有关他们的事情时，我只有一个感受：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其次，也是令我比较惊讶的一点——以点对点的方式给予LGBTQ群体心理帮助和支持也是非常有效的做法。这似乎是打破了传统认知的，想象中总以为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来推进平权，但如果真正能做到对于自己身边有着不同身份的人支持与鼓励，至少做一个倾听者，也是力所能及的、并非渺小无力的贡献。这一建议让我看到了往往被忽视的个体的力量，也让我真正了解到了他们的需求。

#04 活动总结

这场对谈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超出了所有参与人员的预期。而其中所涉及到的话题之广度和深度也是未曾设想到的。出席嘉宾的背景十分多元：有人专职性教育，有人从事媒体方面的工作，还有人专注于运营性少数社群。嘉宾们从各自的实际工作经验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作为策划人，我们在事前花费了几周时间筹备这次对谈，反复推敲打磨几千字的策划案，最终敲定下问题。但在实际谈话的过程中，对谈的走向很快就超出了我们的策划，而嘉宾之间的互动也比我们想象中的的要更加流畅。于是我们舍弃提纲，以一种不设限的方式展开对话。

作为没有实际工作经历的高中生，我们在活动前的设想仅仅停留于认识的层面：我们期待着能够接触到新的理论、更深刻的洞见、甚至行动的指南。我们更多时候关注的是由话语编织而成的“结构性”问题，以致于容易忽视鲜活的人。而在对谈的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一个个发生在群体内部的案例和故事，这对之前的认识产生了冲击，触及到了话语无法抵达的核心。如果说人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路径抵达一个“问题”，那么倾听他人的生命经验一定是首先而且必要的。

嘉宾们在对谈中提及的调研、破圈和“洗白标签”等问题实际上都指向了“发声”这一目的，从行动者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令我们感受最深刻的一点在于，我们或许常喜欢设想一种无伤、无痛的行动，能够最大化每个群体的利益，靠话语的力量来争取权益，而从真正社群内部的行动者们口中，我们了解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发声”与“出圈”需要话语上的转换。而正是这些在行动着的人，承担起了连结圈内和圈外人群的重担。他们既是群体内部的成员，与他人结成支持网络；他们也是“教育者”，帮助伙伴们认识到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他们更是穿梭于不同场域之间的“翻译者”，通过向外言说群体所处的“困境”来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与进一步行动。

尽管碍于提问的方式，对话并没有很好地回答理论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等问题，以致于部分结论显得有些理论化，但是这场对谈仍有着启示意义。它让所有参与者们看见了这些行动者对于性别与性少数相关议题的关注与深耕，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最后，希望我们能够将牵绊着我们的疑虑和困惑化为动力，用自己的双手去描绘出一个更加生动、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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