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 导论：疫情时代的艺术史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跨文化美术史 Author 李军
一
本书的组稿和编辑是在今年4月份完成的。那时候的中国与世界，疫情尚处在如火如荼中。与所有国人一样，我们的每一天，几乎都在隔绝与封闭、流言与焦虑中度过。世界之大，早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与此同时，又隐隐觉得，这样下去难以为继。正是在这样的纠结和牵扯中，几个出版社几乎不约而同的电话和联系，将我于无所作为中拯救出来。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每日继续着因疫情而停顿下来的工作，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屈指数来，居然有三部书，是在这一阶段最后编定和出版的，但这三部书都深刻地烙上了疫情的痕迹。
最早出版的书，是与吉男和西川二兄合著的《八日谈：我们能摸准艺术的脉搏吗？》（中国艺文出版社，2020年5月）。书的内容虽说是源自数年前我们三人海阔天空的八次“神聊”，但《八日谈》这个题目却是新加的——无疑是因为与《十日谈》十分相似的疫情和体验，把这本新书镶嵌在当年薄伽丘名著的旧语境之中。
第二、三部书即我的个人专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和我所主编的本书《跨文化美术史年鉴2:“欧罗巴”的诞生》（山东美术出版社，2020年12月），两部书均冠有“跨文化艺术史”或“跨文化美术史”之名。我也是在疫情期间，才意识到今年出版的这两部书，冥冥中与今年出现的疫情，存在着不解之缘。
首先，尽管专著的标题早已出现于去年出版的《年鉴1》中，似与今年的疫情无关，但是，鉴于专著的副标题“图像及其重影”的灵感来源，缘于法国戏剧家、诗人安托南阿尔托的名著《戏剧及其重影》（La théâtre et son double,1938），故实际上仍间接关乎瘟疫。该书第一章《戏剧与瘟疫》的开篇，描绘了一个发生在1720年的奇异故事：撒丁岛的副王圣雷米因为晚上梦见了鼠疫，醒来后出于恐惧而拒绝一艘商船靠岸；这艘商船事实上真的带着鼠疫，无奈之下只好去了法国马赛，结果为马赛城带来了灭顶之灾。在阿尔托看来，戏剧的本质正如鼠疫，它揭示生活的残酷真相，即“宇宙的严峻、无可取代的命运及无法改变的、绝对的必然性”[1]，而揭示生活真相的戏剧，正是“东方戏剧”[2]。无独有偶，我专著的第一编“跨越东西：丝绸之路上的文艺复兴”研究13-16世纪中国与欧洲的跨文化交流，其核心线索恰恰也与瘟疫和病毒相关。13世纪蒙元世界帝国的建立，形成一个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帝国的驿道既是文化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传播鼠疫的通道。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个高潮，实际上就在14世纪中叶，大约1346年左右，因为黑死病而告一段落。我在书中研究的锡耶纳画派画家洛伦采蒂兄弟的作品，尤其是《好政府的寓言》中的很多场景，与中国南宋的《耕织图》及其元代摹本，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该文的英文版收在本书）。按照全球史家麦克尼尔的说法，这次瘟疫的源头可能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边界[3]。当时忽必烈要征服南宋，开始把军队派往那个地方。这种病毒本身寄生于类似土拨鼠那样的啮齿类小动物身上，当地民族与这类动物打交道吃过亏，故而发展出一种文化禁忌，如不能碰土拨鼠，只能用箭远远的把它射死，从而将病毒始终局限为一种地方性疾病，类似于一种地方性文化，不会得到真正的扩散。但是，一旦病毒遇到某些传播式民族（比如蒙古人）的扩张，因为后者并不懂当地民族的文化禁忌，病毒就会随着蒙古人的全球征服，被带至整个欧亚大陆。洛伦采蒂兄弟就死于1348年。但是，这种跨文化交往的结果，却为以后的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这种文艺复兴，用我的话来说，其实质是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4]。
其次，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也深刻地体悟到，跨文化交往的路径和方式，亦与疫情和病毒的传播方式相近。今天我们正好遇上了新冠病毒的肆虐，但实际上病毒不会自己传播，而是随着人的扩散而扩散的。病毒随人一起跨越千山万水，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从这地传到那地，实际上是一种与人类活动相并存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仅要看到病毒的传播，更要看到人类文化的传播。病毒仅仅是人类文化传播的一个伴生现象。我们今天看到，要阻止病毒的传播非常困难，但要阻止人类文化的传播就更加困难。
艺术更是如此。我们需要探寻一种新的方法论，探寻如何沿着事物的轨迹，追踪物品、技术、观念和图像跨文化传播的路径，一站一站地还原出人类文化交往的真相。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观”是一种宏观的方法论，如若我们补足一种微观的视角，从或围绕某个实物、艺术品出发，去考察它们具体的路径走向、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考察它们的影响、传播和变化，它们在新的文化形态中的蛛丝马迹、似曾相识和改头换面，以及所扮演的新功能，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十分丰富的新文化景观。
今天，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好像又成为一个时尚，但实际上，还原事物的真相，还原并恢复在文化边界建立之前，那种人类自由交往的真相，这样的事业刚刚开始。
二
至于这种艺术史的具体细节，可以借用中国艺术史学的先驱之一滕固在《中国美术小史》中的一个表述来说明，所谓“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就是混交时代”[5]。大致来说，中外美术交流有三个“最光荣的”“混交时代”：汉唐之际随着佛教东传的第一次高潮，即印度、波斯和希腊化艺术传统的东传；宋元之际中国艺术和物质文化沿丝绸之路的反哺西传，形成第二次高潮；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和中国明清时代，东西方艺术与文化再一次东传西渐，形成第三次高潮，为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独有偶，本书内容在设置上正好暗合了这三个“混交时代”。“方法论视野”栏目的第一篇，谢明良的《“球纹”流转——从高丽青瓷和宋代的球纹谈起》一文，恰好是以高丽和宋代为起点，对于著名纹饰“球纹”在东亚的传播，以及它的前世（从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粟特到中国）和今生（明清时代再次向西方的逆向反哺），即世界范围内贯穿以上三个时代的跨文化“流转”过程，做了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华丽预演。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王云的《圣哲的衣装——半偏袒式袈裟溯源》和孙兵的《跨文化视野下的图像改造——长沙窑椰枣树纹新探》，则开始聚焦于第一个“混交时代”——汉唐之间的中国与世界，前者把中国中古佛教艺术中著名的半偏袒式袈裟的起源，追溯到欧亚大陆西端的叙利亚和希腊罗马世界，后者则具体而微地讨论了唐代长沙窑椰枣树纹作为一个复合图案，如何在吸收西亚、印度元素并经过中国工匠的创造性整合之后，又传播到伊斯兰世界的过程。接下来的第四和第五篇，分别是李军的Transcultural Renaissance on the Silk Road:Revisiting AmbrogioLorenzetti’s Allegory of Good Government andLou Shu’s Pictures of Tilling and Weaving（《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和潘桑柔的《恶行、商业与东方：跨文化视角下的〈考卡雷利抄本〉再研究》。两篇文章均以14世纪即上述第二个“混交时代”为视域，讨论欧亚大陆跨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另一面向——中国和整个东方的图像资源和物质文化，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所发挥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第二个栏目是“图像、时尚与物质文化（早期现代欧亚专辑）”。这里所谓的“早期现代”，指国际学界对于16-18世纪的称谓，对应于中国的明清时代，即上述第三个“混交时代”。在所组织的五篇文章中，前两篇（李军《“欧罗巴”的诞生——焦秉贞、冷枚传派美人图与弗朗索瓦•布歇的女神形象》、吴雪杉《“称他为圣者”：利玛窦肖像在欧洲的传播与变形》），关注这一时期东西方在绘画和图像层面上较以往更为频繁的交流和交互影响，探讨了中国艺术或图像深入欧洲艺术堂奥的方式与方法；后三篇文章（董少新《明清之际基督教主题瓷器再考察》、崔璨《风尚的铸造者：法国奢侈品商人与18世纪金属镶嵌的中国瓷器》、RostislavBerezkin和Maria L. Menshikova 的 On the spread of Chinese silk in Russia at theend of the 17th and early 18th centuries: A Part of Russian-Chinesecultural-exchange），则把焦点放在同时期中国与欧洲在器物和物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互动，尤其关注这一交往中东西方主体各自的能动性和文化再造、再适应过程。
本书的第三、第四个栏目，在上述三个“混交时代”之外，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事实上，上述“三个时代”的论说尚有未逮之处，即它并没有包括近现代和当代——也就是我们所在的时间——在内。“大书小书”和“现场”栏目共有五篇文字，再加上第一栏目中一篇论述当代的文字，全部六篇文章均涉及这个“我们所在的时间”；它们或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世界学术史重要论著或问题的再议与回顾（如郑伊看《重回托斯卡纳——古斯塔夫·苏里埃的〈托斯卡纳绘画中的东方影响〉》、汪晴川和张鹏《〈艺术与能动性：一种人类学理论〉精览》、彭筠《眼睛的寓言——评汉斯·贝尔廷〈佛罗伦萨与巴格达——文艺复兴艺术与阿拉伯科学〉》、马佳伟《Blickwechsel——跨文化视野中的透视法起源问题》），或是追踪同时代艺术趣味的跨文化误读和传播（刘晋晋《虚构罗丹砍手——一则艺术故事的跨文化生成和传播》），或是对于正在发生的跨文化学术事件的记录与分析（吴雪杉《全球化的昨天与今天：“明清中国与世界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这个方兴未艾、正在进行的部分，无疑构成了第四个“混交时代”，即我们每个人所在的时代——这个“全球化时代”。
三
在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公主欧罗巴是亚细亚的女儿，她被天神宙斯化成一条公牛诱拐到对面的大陆，后来成为了欧洲的母亲。那么，在历史上，“欧罗巴”与“亚细亚”有何密切的关系？“她”的诞生真的与“亚细亚”有关吗？
目前，国际学术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化转向”，“全球艺术史”(Global Art History)或“世界艺术史”(World Art History)的热潮正在兴起。但是，迄今为止的各种研究，均未能充分、真实、公正地反映和评价在建构人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上面，东、西方文化和艺术彼此所起的历史作用。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一系列建立在实物研究和方法论创新之上的深刻的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已成为必须。
以上述四个“混交时代”作为框架，以欧亚大陆乃至世界为背景，通过《跨文化美术史年鉴》作者们的持续存在和努力，通过案例和经验的不断积累，持之以恒，那么，一部从中国出发、具有世界视野的真正的全球艺术史，才是不难想象的。
《跨文化美术史年鉴 2：“欧罗巴”的诞生》
目前，国际学术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化转向”，“全球艺术史”(Global Art History)或“世界艺术史”(World Art History)的热潮正在兴起。但是，迄今为止的各种研究，均未能充分、真实、公正地反映和评价在建构人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上面，东、西方文化和艺术彼此所起的历史作用。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一系列建立在实物研究和方法论创新之上的深刻的跨文化研究，已成为必须。
本书以中国汉唐、宋元、明清和现当代四个著名的“混交时代”作为叙述框架，以欧亚大陆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作为背景，以案例研究和方法论创新为路径和鹄的，通过十七位作者的十六篇研究文章，尝试讲述一系列从中国出发、具有世界视野的跨文化艺术史的故事。
主编：李军
跨文化艺术史学者，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
曾任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哈佛大学艺术史系高访学者，
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
作者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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