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北尬生：你愿意捍卫你信仰的东西到什么程度？ | 二湘空间
圣诞节到了。如果现在我还在北京，我很有可能会跑到宣武门或者王府井的教堂里面去。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跑到里面凑热闹，蹭吃蹭喝还是挺好的。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不在北京，教堂里的活动也肯定会因此大为缩水，来自天上的耶稣最终还是要向来自人间的病毒妥协。虽说如此，我对基督宗教还是有一定的敬畏和兴趣的，我也看过《圣经》和一些论述基督教的著作，以及一些深受基督教影响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今天我想说的是显克微之的那部获得诺贝尔奖的《你往何处去》。
显克微支的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受基督教影响而创作，更不如说是补全了圣经中的一些缺漏之处，并很大程度上升华了它的主旨。挺有意思的是，提到这样的著作，我首先想到的反而是胡适改编的《西游记》第81难：唐僧遇到之前被打死的诸多妖怪，妖怪向他索命，唐僧便说，既然你们吃我一块肉就能去极乐世界，我就把我的身体奉献给你们。于是他拿刀剔自己身上的肉，布施给那些冤鬼们。布施完了，唐僧也成了佛。虽然这个版本并非胡适的原创，而显然是受了佛祖纵身喂虎割肉喂鹰的故事的启发，但它仍绝对是一个佳作，比原作中那个纯属凑数的81难好了不止千百倍，而且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佛学的思想。回到显克微支的这部作品，我最认可的一个部分是这样的：
当基督教初期受大逼迫时，罗马的基督徒力劝彼得暂时逃避。彼得起初不愿离弃羊群独自逃命。后来没法再拖延，便在清晨顺着那条大路逃跑。走一会儿，突然明光高照。他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主向着罗马走来。彼得就问：“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基督面带愁容地说：“因你离弃我的羊群，我要前往罗马再钉十字架。”彼得羞愧难当立即转回罗马，不久被捕。彼得的死同是受罗马皇帝——暴君尼禄所迫害，而殉道于十字架上，据传人要把他钉十字架时，他要求倒钉，因为他说：“我不配与主耶稣同样钉死。”于是他便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悲壮而死。
我在给空间投稿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明哲保身和沉默，只有资格赞美站出来的勇者。彼得虽然身为圣徒，但无论是圣经还是显克微支的作品，对他的叙述都把他描述成一个人。所以这句话其实对于彼得也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对于特定时间的某些特定的人而言，这种明哲保身和沉默，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彼得，他此时身为一个宗教的领袖，必须要为自己的身份负责。如果他就此逃避责任，基督宗教很有可能面临更大的灾难，所以才会有耶稣显圣说“你不去，我替你去。”生命的确是可贵的，但有一些事情恰恰是需要用生命来捍卫的。
比如说明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崇祯皇帝，他不能选择逃离北京，建立一个类似南宋那种半壁江山的政权，或者学刘禅，当个能苟且偷生的“某某侯”，乃至学学溥仪，给斯大林交一张申请书过去吗？崇祯直到最后关头都保留着这种选择，但是他没有这样。崇祯皇帝毕竟是一个知耻的人，他知道自己作为明朝尊严的化身，既然尊严已经受辱，自己也没有什么必要再存在下去了。他作为帝王的尊严和责任显然是高于他生命的价值的。我们没有权利强迫他人做出这样的牺牲，但至少，当别人做出这样的牺牲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敬佩；当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牺牲时，我们也应该感到羞愧和无奈，而不是对我们的苟且偷生感到洋洋得意。
说到这儿，就想起之前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看过的一篇小小说：
某公在明为谏官，尝扶乩问寿术，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计期不远，恒悒悒。届期乃无恙。后入本朝，置九列。适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无验。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沉思良久，忽命驾去。盖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这篇文字是我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最喜欢的一段。所谓甲申3月19日，就是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崇祯皇帝在北京的景山（煤山）“自挂东南枝”的那一天。按照神仙的意思，这位高官本应殉国尽忠，却苟且活了下来，甚至官做的更大了，似此等失节之人，神仙也对他无可奈何。
纪晓岚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明清交替已经至少过了半个多世纪，当年的那些人应该已经都故去了。虽然如此，对于崇祯皇帝的那些大臣的批判，一直持续到今天。崇祯曾有言曰“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事实证明，这句话并非单纯的开脱，而是有一定的道理。通常情况下，朝代的末代之君或是昏庸无能，或是大权旁落，但崇祯皇帝真的不是这样。他勤奋，节俭，无奈他的优良品德无法带动他的大臣。最典型的就是他的首辅魏藻德，此人在见到李自成后，竟然说“方求效用，哪敢死？”——我正等着当官呢，怎么敢去殉死？一个状元出身的首辅，说出此等不堪之言，难怪以他为代表的明朝官员遭到纪晓岚等人的鄙视。
这种人到了近代，在抗日战争当中得到了集中的爆发。如果溥仪或者汪精卫扶乩请仙，会不会也有神仙跟他们说“君不死，我奈何”呢？曾经有人改了汪精卫的那首著名诗作云““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也干脆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了汪精卫的版本如下：
汪逆精卫在清为浪士，尝扶乩问寿术，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计期不远，恒悒悒。届期乃无恙。后入民国，适倭人入侵，汪逆精卫乃建伪府于宁，任主席。适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汪逆叩以所判无验。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汪逆俯仰沉思良久，忽命驾去。盖所判正宣统二年三月七日，行刺摄政王未成受捕之日也。
想想当年少年气盛刺杀摄政王的汪，对比后来做了伪政权主席的汪，不由唏嘘。好在这种人越来越少，但是剩下的几个反而越来越猖獗。我能想到最典型的，正是给我母校题校名的郭沫若。这位侍蒋介石、卖外蒙古、掘帝王陵，乃至斗胡风，斗天斗地，竟无一刻消停，事事皆有该死之理，而其名反日盛……梁漱溟曾做一诗骂曰：淡抹浓妆务入时，左右逢源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私以为此乃绝对也。此等人竟能善终，而老舍，傅雷等人却只得自杀，若有老天，也是不公之老天爷也。
众所周知，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他们的学术水平已经有人做出评价了，他们的人格该怎么评价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问问这些人：你愿意捍卫你信仰的那些东西到什么程度？像周作人这种奋不顾身当汉奸的人，这道题当然得拿零分，而有一些人，比如胡适，鲁迅，傅斯年，陈寅恪，乃至跳出学术界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他们显然能够达到这道题的最高水平：愿意牺牲生命来捍卫这些东西。如果他们面临圣彼得那样的问题，他们也会选择返回罗马。他们知道自己的殉道可以让大道得以施行，可以唤醒不少沉睡的人，这个世界会因为他的牺牲而变得更美好，甚至会超过他存在所能带来的美好。也正因为如此，民国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肉体上极大空虚，精神上却极大富足。
自从16世纪自然科学真正发扬起来以来，宗教的影响力在日益萎缩。科学代替经书，推导和实验代替辩论，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手段。虽然如此，宗教仍然有它存在的目的：它和基于它产生的艺术作品，仍然在拯救着我们的内心世界。物质的世界不需要宗教了，但精神的世界似乎仍然需要。不信，推导哪个方程可以给你提供像这个宗教故事这样的道理？也正因为如此，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科学大家都表示，应该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加以保留，而基督教的文化也是应该被我们这些非信徒们了解的。
祝大家勇敢而坚定，理性而快乐。Merry Christmas。
延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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