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相对贫困的评估及
对2020年后减贫战略的启示
作者：胡 联 姚绍群 宋啸天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
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10276美元。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人均GDP过万美元，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时，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6亿左右，2020年底中国实现了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但是，中国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管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发展到何种程度，相对贫困都将存在。美国、欧洲等国家至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Notten and Neubourg（2008）指出，绝对贫困下降并不意味着相对贫困也下降。比如，1993年以来爱尔兰的绝对贫困下降了19个百分点，而相对贫困增加了4个百分点。2016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67～2011年之间，很多国家的平均收入每年增长1.5%，而最底层40%人口的收入份额变化接近于零。2015年世界上仍有不到一半（46%）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5.50美元，相对贫困依然严重。
理论界对相对贫困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笔者认为Martin and Chen（2011；2019）提出的弱相对贫困衡量方法在相对贫困识别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弱相对贫困标准考虑了居民社会融入成本以及消费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弱相对贫困标准的衡量与居民收入和基尼系数相关，其对相对贫困的衡量可以避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将相对贫困线取值于居民平均收入（或中位数收入）的固定百分比上，以致忽视了收入增长背后个体社会资源差异度量的缺陷。相比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弱相对贫困标准计算涉及的维度较少，同时又避免了单一收入维度的缺陷。相比于社会贫困线标准，弱相对贫困标准是更严格的相对贫困衡量指标。
目前国内研究罕见对中国弱相对贫困的（长期）变动进行测量的。中国弱相对贫困长期变动情况到底如何？中国弱相对贫困长期变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中国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还是对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一、中国弱相对贫困的变动
本文分别计算了农村和城镇贫困上限人口和贫困下限人口。2002～2019年农村处于贫困上限和贫困下限之间的人口数由0增加到12208.15万人。2002～2019年城镇处于贫困上限和贫困下限之间的人口数由5239.93万人增加到15164.18万人。2002～2019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处于贫困上限和贫困下限之间的人口数总体呈增长趋势。2020年中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进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0年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于农村贫困。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得以实现。2035年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那么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相对贫困问题就需要得到有效应对。
二、弱相对贫困变动的分解
弱相对贫困分解结果显示，2002～2019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63.61%，这其中增长效应为-77.68%，分配效应为5.59 %，残差效应为8.48%。这表明增长因素导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63.61%，分配因素导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增加了5.59%，残差因素导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增加了8.48%。对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而言，2002～2019年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26.59%，这其中增长效应为-25.59%，分配效应为-2.10%，残差效应为1.1%。这表明增长因素导致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25.59%，分配因素导致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2.10%，残差因素导致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增加了1.1%。1.增长效应的讨论。对于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而言，2002～2019年农村弱相对贫困变动中增长效应为-77.68%。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增长效应分别为-10.19 %、-21.20%和-2.26%，增长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减少的作用存在波动，2008年以来其绝对值有减小趋势。这意味着，增长因素降低弱相对贫困的作用在减小。对于农村弱相对贫困深度和农村弱相对贫困强度而言，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农村弱相对贫困深度变动的增长效应分别为-20.57%、-10.19%和-4.28%，农村弱相对贫困强度变动的增长效应分别为-13.45%、-6.50%和0.83%。这说明，增长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深度的减少作用在变弱，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减少变为增加。对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而言，2002～2019年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中增长效应为-25.59%。在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增长效应分别为-15.71 %、-6.62 %和-5.89%，其绝对值也在减小，意味着增长因素对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作用在减弱。增长因素在城镇弱相对贫困深度和弱相对贫困强度变动中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特点。因此从不同时间段分解结果来看，增长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减少的作用存在波动，对农村弱相对贫困深度的减少作用在变弱，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减少变为增加。增长因素对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作用一直在减弱。2.分配效应的讨论。对于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而言2002～2019年农村弱相对贫困变动中分配效应为5.59%。在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分配效应分别为-0.13%、-0.82%和6.99%，意味着分配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由减少变为增加。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农村弱相对贫困深度变动的分配效应分别为-0.21%、0.75%和1.05%，农村弱相对贫困强度变动的分配效应分别为-0.03%、1.77%和-12.93%。对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而言，2002～2019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中分配效应为-2.1%。在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分配效应分别为-2.12%、-4.73%和4.89%，分配因素对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在由减少变为增加。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城镇弱相对贫困深度变动的分配效应分别为-0.5%、-1.2%和1.14%，城镇弱相对贫困强度变动的分配效应分别为-0.17%、-0.32%和0.28%。因此从不同时间段分解结果来看，分配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弱相对贫困深度的影响在由减少变为增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波动。分配因素对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影响在由减少变为增加。所以，总体而言，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不利于农村和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3.残差效应的讨论。对于农村弱相对贫困而言2002～2019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中残差效应为8.48%。在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残差效应分别为-9.19%、-17.54%和2.38%，其绝对值在减小但影响方向在变化。残差效应在农村弱相对贫困深度变动中也存在类似的特点。残差效应在农村弱相对贫困强度变动中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对于城镇弱相对贫困而言，如表9所示，2002～2019年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中残差效应为1.11%。在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残差效应分别为3.35%、1.87%和2.2%，残差效应在城镇弱相对贫困深度和强度变动中也存在类似的特点。参考魏众、B·古斯塔夫森（1998）、Stark and Taylor（1991）和蔡昉、都阳（2002）等研究，本文把残差效应主要看成人口流动，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的残差效应在2002～2007年和2008～2013年期间为负数，意味着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残差效应在2014～2019年为正数，意味着这期间人口流动不利于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的残差效应在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一直为正数，这意味着一直以来人口流动加重了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由此可见，中国人口流动不利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由减少作用转向增加作用。
三、进一步讨论
（一）弱相对贫困为中国未来相对贫困标准制定提供了一种参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按照党中央部署，十四五期间中国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但相对贫困问题是我国2020年后反贫困战略中不可回避的内容。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首先就需要确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而弱相对贫困标准随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基尼系数和收入水平改变而改变，避免了相对贫困标准恒定在收入固定比例的弊端。这种方法考虑了消费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居民社会融入成本，并且这种衡量方式也避免了强相对贫困的衡量缺陷（比如，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那么强相对贫困的度量就不会有任何变化）。设立贫困标准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准确衡量贫困状况，二是便于纵向考察本国贫困的变动和与其他国家贫困状况进行横向对比。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世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对贫困标准都有多种选择。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选取的标准自然不同。弱相对贫困标准可以为中国未来相对贫困标准制定提供一种参考。（二）基尼系数和弱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未必一定带来相对贫困的减少在2002～2007年、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期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中分配效应分别为-0.13%、-0.82%和6.99%，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中的分配效应分别为-2.12%、-4.73%和4.89%。这说明分配效应和农村弱相对贫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Martinand Chen（2019）等研究也发现，基尼系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其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有利于低收入者收入增加，能带来相对贫困减少，但收入分配改善的结果不一定是低收入者收入增加得更多。中国近年来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Liet al.（2020）利用不同来源的高收入人群数据，结合了高收入人群样本的收入与家庭调查（HS），发现基于HS数据的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4，但在包括了最高收入人群的样本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0.646。近年来中国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应对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但本文研究显示应对相对贫困的政策不能简单套用应对收入差距过大的政策。因为高收入者收入增长大幅度减缓，基尼系数会减小，但相对贫困减缓得并不一定明显。可见，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未必一定带来相对贫困的减少。有效应对相对贫困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更有利于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以弱相对贫困为衡量标准，2002～2019年城镇和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都呈递减趋势。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高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第二，2002～2019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处于贫困上限和贫困下限之间的人口数总体上呈增加趋势。2019年中国处于农村贫困上限和贫困下限之间的人口数为12208.14万人，处于城镇贫困上限和贫困下限之间的人口数为15164.18 万人。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任务依然严峻。第三，2002～2019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63.61%，这其中增长效应为-77.68%，分配效应为5.59%，残差效应为8.48%；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26.59%，这其中增长效应为-25.59%，分配效应为-2.10%，残差效应为1.1%。第四，对弱相对贫困分解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增长因素有利于农村和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但增长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作用存在波动，对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作用一直在减弱。分配因素导致了农村和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上升，但分配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影响存在波动，对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影响在由减少作用变为增加作用；人口流动不利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由减少作用变为增加作用。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任务依然很重，这意味着政府和全社会在反贫困方面不能有松懈，依然需要全力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第二，弱相对贫困标准随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基尼系数和收入水平改变而改变，考虑了消费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居民社会融入成本。弱相对贫困标准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相对贫困标准选项之一。第三，由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未必一定带来相对贫困的减少，有效应对相对贫困需要提升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确保国家经济增长更利于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第四，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是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因此需要在教育、医疗、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上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相对贫困。第五，人口流动对相对贫困变动有重要作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和城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农村和城镇相对贫困减少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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