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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疫情走向猜想与制造业企业对策
中制智库
27 February 2020
中制智库
作者：新望
【导语】自新冠肺炎发生以来，中制智库一直在关注疫情的进展，尤其关注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中制智库公号已经发了30多篇相关文章，讨论疫情变化，企业应对。我们也比较早的写了文章，提出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还做了一系列线上的调研、讲座。今天登出的文章，根据新望院长最近的演讲整理而成。
本文字数 | 9200字
阅读时间 | 28分钟
疫情走向猜想与制造业企业对策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新望
一，大疫之年
我还想到的一个定义词是“庚子之灾”。六十年一轮回，前几个庚子年，1960是“自然灾害”，1900是八国联军，1840是鸦片战争。但这还是太负面了，太悲观了。
就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大疫之年”吧。
这的确是大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是有《世界公共卫生条例》以来第六次的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我们国内有29个省曾上升到了卫生防疫的一级响应机制。不管是一级响应机制还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是最高等级的，再没比这再高的了。世界上有130个国家和中国进行人员交往和货物往来方面的限制。有的还撤回了使馆工作人员，有的封闭了与中国的通道。这种情形，国际上少有，自有国家以来，也鲜见。中央领导人用了三个最，新中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这几年讨论两个词，一个是黑天鹅，一个是灰犀牛。所谓黑天鹅，是小概率事件，大家想不到的事它发生了。灰犀牛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经常提防的，结果还是发生了。这次疫情，可以说黑天鹅与灰犀牛一起来了。说黑天鹅，的确无人提前预测到（有人预测到来，但没有任何论证），说灰犀牛，更像是。因为生物安全，在国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公共话题，关于生物安全事故、生化危机这种科幻电影特别多，也非常受欢迎。还记得疫情出现以后，大家都在看一个比尔·盖茨五年前的一个演讲。他说，现在人类最担心的不是核武器，也不是战争，而是生物危机，生化危机，生物灾难。现在看，他讲的真是精准。
2003年的非典，实际上，也是一次生化危机或者说是生物安全事件。即使说病源找到了，是果子狸，也不能就此了事。我们事后总结的时候，没有把非典上升到生物安全的高度是非常遗憾的。
这次疫情发生在2019年的年底，春节前，因为其突然性，快速传染性，造成了中国经济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停摆、休克、硬着陆。传统的喜庆节日，很多人有家不能回，心理反差很大。这和人类历史上的瘟疫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我认为差不多。当然有人会说，有记载的西班牙流感，鼠疫（黑死病）、天花、艾滋病，死人都是天文数字。而我们今天的疫情，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数字惊人的死亡，但为什么还认为是一场瘟疫呢？是不是我们当代人的命比古人的命值钱？
不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中世纪以前，没有千万人口的城市，但现在有了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像墨西哥城、纽约，包括北京，也接近三千万。中国东南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稠密的地方，武汉也是1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近代以前，人口居住没有现在集中，英国的黑死病，传染的路径上有一个村子叫艾默村，那个村子封闭起来，就截断了传染。但是现在，人口大大集中，流动性大大提高，传染速度大大加快，封堵难度大大增加了，疾病的危害性也大大强化了。
现代医学自有了青霉素以后，尤其是细胞理论、细菌理论、病毒理论、基因理论出现以后，人类寿命提高，对付流行病有了一定的主动性。有现代医学和没有现代医学，人类对瘟疫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现代医学条件下出现这么大一个传染病，大家就难以接受。当然，人们的心理也确实越来越脆弱了。比如七八十年代，PM10都很严重，但是没人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一个PM2.5，搞得大家都非常紧张。这可能也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提高了以后，对生命威胁的承受力下降了。
这次疫情发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它和17年前SARS时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2003年，是中国入世第三年，中国经济处在快速上升的黄金通道，SARS造成的经济创伤很快平复。从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下行期，用标准的说法，叫发展阶段转换，叫新常态，叫L型。GDP增幅，2003年10.03%，2019年6.1%，已然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而这次疫情的烈度，按管轶教授的说法，是SARS的“10倍起跳”。
我们处在一个多事之秋。2015年股灾，随后民间金融爆雷，民间投资悬崖式下滑，猪瘟，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这些情况表明，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的环境，都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刚签，就出现这个疫情，有了重叠效应，对人们预期的破坏性，起了放大作用。
当然，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仍然没有变。中国国内的市场潜力仍然十分巨大，城市化进程尚在途中，消费升级蓄势待发，新经济势头正猛。但出现这个疫情，影响还是深远的。不管疫情持续三个月、六个月、全年，甚或两三年，不论损失几万亿，或十几万亿，我们现在都还难下结论。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看，这场疫情，有可能是影响未来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
二，恐慌与解除恐慌
恐慌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病源在哪里？至今没有找到。最早说是华南水产批发市场。现在看来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很多。现在有说武汉军运会时候就有的，也有沸沸扬扬的关于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不小心泄露的，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家的文章说这个病毒基因有人工编辑的痕迹。但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这是大家心里比较恐慌的一件事儿。病毒从哪来的？零号病人在哪里？
病源至今没找到，是很多理性看待这次疫情的人，心里最放不下、最不踏实的事。现在，我们在调查，世卫组织和美国白宫也在调查，大家翘首以待。
第二，为什么出现了爆发式传染？为什么错过了最佳防控时机？责任在哪里？现在我们看到，武汉书记、湖北书记都撤了，肯定地方上负有责任。但从12 月底到1月23号封城，二十多天，可以有太多的环节出手采取措施，为什么一错再错，还抓了最初的吹哨人。这又是很多人的纠结的一件事。如果说病源有可能是天灾的话，隐瞒真相，错失时机，使这场疫情更带有人祸的色彩。网民对李文亮大夫的自发悼念很能说明问题。
第三，死亡人数究竟多少？死亡人数不清也给大家造成恐慌。究竟死了多少人？武汉是确诊以后死亡，才算到官方统计数据中。但当时很多人进不了医院，没法确诊死在家里边，直接进了火葬场。网上视频中火葬场一堆一堆的手机，都是仓促火化留下的。2月21日，财新网站报道养老院11位老人死于疑似新冠肺炎，结果武汉市官微说只有1位老人在转院途中去世，后来财新罗列了11位老人的姓名年龄等详细信息，武汉才不再吭声。看了武汉与财新的博弈，还能相信公布的数据？病亡人数或许成为永久的迷了。
第四，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拐点何时到来？世卫组织1月31号宣布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个状态的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后自动解除，即4月30号。考虑到WHO宣布紧急状态可能晚了点，实际结束可能四月中旬前后。当然，也有说持久战的，比如说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教授认为这个病毒将和人体共存。确有一些人，好了之后又染上了。防、控、治并举将是常态，但目前尚无特效药。也有专家说，拐点并不是黎明，拐点可能只是半夜12点；还有专家干脆说，不存在拐点不拐点，结束就是结束。但疫情肯定有走向衰减的节点。“两会”是要开的，学校也是要开学的，最高领导还是要去武汉发出最后决战号召的。
三，“中国制造”的重要关口
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靠制造业。我们2010年成了第一制造业大国之后，随后2011年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主要靠制造业支撑，工业大国、军事大国，都是靠制造业。
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就是制造业。农业、三产、文化等全球化程度不高，我们的互联网甚至还要“翻墙”。制造业在全球化的嵌入程度大大高于服务业。与十多年前非典时比，第二产业比重是下降了，所以有人认为，此次疫情对制造业影响并不大。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比起200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在中国所有产业中，全球化程度最高而且受益最大的，就是制造业。
特朗普上台以后，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逐一签署单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架空了中国得益最多的WTO。最坏情况下，中国制造将不得不面对郭台铭所说的两套规则、两个体系的国际新格局。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疫情开始讲过一句很不厚道的话“新冠肺炎有助于美国制造业回归到国内”。2018年以来，美国想孤立中国，想让中国的制造业与世界脱钩，想让实体回归到国内。他们想做的事，没有敢做、没有来得及做的，这次疫情客观上帮了美国人的忙。因为这次疫情，我们被动隔离和脱钩。世界各国来自中国的产品断货，或不能及时交付，都会降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紧密性，破坏产业链生态。一旦订单转移蔓延，供应链重组就会随之而来。当然，趁着疫情，某些国家在我们进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品上再次趁机要价，出台新的干预政策或壁垒政策，这些都有可能。
2018年年中我们就提出了稳就业，而制造业是解决就业，甚至是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现在还有2.4亿农民工，制造业是大头。通过发展制造业，通过搞工业化，中国完成了人口的转移。最早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就是通过制造业，吸纳农村人口，推动城市化。制造业一旦停下来，那不仅是中国工业化进程要停止，城市化也要停，不用说，稳就业也就成了大问题。
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我们2015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今年是第五年，五大工程，十大领域，都在实施当中。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然而，从2018年开始，高技术制造，中国面临美国的围堵；传统制造，又有东南亚国家追赶；而国内制造业面临着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挤压。中国制造可以说是遭遇了三面夹击的情形。若再因这次疫情，出现某种波动或创伤，这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都将产生一系列的困难和风险。尤其值得引起警惕的是，疫情延续下去，还可能动摇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制造大国地位不保。这真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一场迎头风，一次极限承压。
四，对制造业的具体影响
对制造业的直接影响，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由于实体工厂对要素流动性要求比较高，尤其劳动力流、物流、资金流，所以疫情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最大，有出现停摆的现象。分工协作程度越高，越依靠高流动性，而流动要依托于一定的载体。如果只是信息流、资金流，有互联网就没事，但是人、原辅材料、半成品、产品这些要素的流动，是要接触的，是需要载体的。就如同人的血管不通了，人的生命体征很快就会消失。制造业企业的农民工，村里出不来，厂里进不去，还有一些重化企业，虽然劳动密集程度不高，但大出大进，一般都在水陆空快速通道边上，封城封路，等于要命。
第二，制造业受到相关产业拖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交通、物流、酒店、娱乐、商业地产，里面近50%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甚至超过生活性服务业。而这些行业一旦停摆，必然传导到制造业。餐饮业关门，所有做食材的、做耗材的、做包装的，给餐饮店做装修的，都得停下。制造业已经受到相邻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拖累，很多上下游老客户订单没了。
第三，制造业的消费、出口下滑明显，投资受到短暂影响。线下消费基本停下了，不光当下消费，疫情也影响到人们收入，未来消费也会削减。制造业是供给侧，消费下降必然出现供给过剩；出口方面，因为航运停止，或因检疫以及其它严厉管制措施，出口大幅下滑， 丢单、违约频频发生；商业地产方面，由于顾客骤减，门店萧条，影响更是直接而明显；投资方面，由于企业产能利用率低，利润下滑，来自民间的高效率投资，将缺少源头活水，对投资预期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资本市场方面，疫情期间的股市冲高，因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持，须理性看待虚高过热。
第四，最严重的一件事，我觉得就是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安全。四十年来，由于农民工和IT民工（信息技术工作者）的贡献，我国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在GVC（全球价值链）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占有特殊地位。印度、越南、柬埔寨要替代，绝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行的事。我们有这个自信。但疫情期间，要防止国际厂商将制造业关键环节从中国转移出去。以汽车和手机为例。湖北是汽车大省，很多汽车的零配件厂商在湖北，因为疫情，为国际市场供应零汽车配件的工厂基本停工。再如手机，全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企业是富士康，郑州的富士康工业园区20多万人，但现在所有这种人员集中的生产线基本停了下来。
疫情再延长下去，如果延长到三个月以上就非常麻烦，如果到半年的话，整个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就面临重构的危险。这是中国制造的生死时速。与汽车、手机相类似的产业，还有机械电气、电脑、化工等。这些产业的普遍特点是产品细分，产业链全球化，也因此产业链安全的风险也越大。
第五，医药、医疗、医护类制造业，收益增加，迎来利好。新冠肺炎的爆发暴露了我国医疗器械尤其体外检测设备的短板，未来向“国产化”发展的进程会加速；政策向疫情倾斜，特事特办，利好创新药。生物医药研发，尤其特效药、化学试剂和疫苗，其市场需求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企业会获得超额收益；互联网医疗、大数据医疗享受流量红利，成为线下医疗的重要补充，老龄社会的到来，医护、护理市场将迅速发育，老年健康产业和医养结合式服务将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而这又对相关的制造业会起到拉动作用。
第六，中国制造的大势没有变，对疫后恢复有信心。中国是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产业链相对完整。尤其近些年，中央政府一致强调实体立国的方针，譬如对金融的定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对房地产的定位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投资的。中国经济加工型、过剩型特点还是没有变，疫后经济恢复相对容易。只要我们政策得当，少走弯路，不走回头路，有中国制造多年的基础和积累，跨过大疫之年这个坎，不会有大问题。
五，对国民经济总体影响的预估
尽管现在还不好下结论，不便做定量分析，但从更远一点看，可以预估此次疫情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大体是五个方面。
第一，存量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这些年支撑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刘鹤总理讲过一个56789的数据，总书记也引用过这个数据。但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普遍抗风险能力弱，利润低，债务重，这次疫情，将使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北大光华学院有一个调查，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大多数只能维持三个月（渣打银行调查是4.5个月），如果这次停工时间超过三个月，就要死亡一大批中小企业，甚至会出现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和失业潮，一些企业可能还来不及享受国家的挽救措施、减免政策，就已经倒闭。
如果将中国社会分为家庭、企业、政府三维的话，这次疫情受到影响最大冲击的是企业，其次是家庭。政府工作人员至少个人收入有保障。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现有的经济存量，将产生部分的灭失作用。
第二，疫情后期，或者疫情结束之后，必然会马上出现通胀。之所以产生通货膨胀，两个原因，一方面，企业停产，商品供应有了缺口，引起物价上涨，最典型的是口罩等护理用品，尤其快递货运受到限制以后，带动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灾情过后，会马上出台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这是各国应对衰退、应对危机的基本手段。得把货币发出去，找到债务人，就会产生投资。大衰退，伴随大通胀。而大约半年之后，又有可能出现通缩。
第三，两会即将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对全年经济增长提出目标，大致会调低0.5到0.9，2020年GDP增长应该在5%或者5%过一点。当然这些预测，都取决于疫情的延续时间，延续三个月、六个月，大不一样。而且，即使疫情结束，复工也不一定马上复产，复产也不一定饱和，经济创伤的平复，经济活力的恢复都还需要延后一段时间。
第四，这次疫情不仅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对全球经济也带来影响。中国出口产品，中间产品比重高，占全球产值比重高，因为中国的停工停产使全球产业链上相关企业也受到了影响。先是中国向他国断供，然后他国又向中国断供，最后相互断供；因为中国人突然降低了消费，许多依靠中国市场的相关国家和厂商，也遭受损失。马来西亚、泰国，中国的游客去不了，非常萧条。澳元崩盘，为什么？澳洲的矿进不到中国来，中国人又去不了澳洲，所以澳元崩盘。
有学者提出，全球化正在变成“半球化”、“慢球化”，还有人说这次疫情是“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倒不同意这种说法。全球化大势没变。甚至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疫情全球化蔓延，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一方面相互隔绝，一方面又相互传染。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病毒无意间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的全球化蔓延，会不会引发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完全有可能。果真出现，中国如何应对，可以提早推演。
第五，通过此次疫情，对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也要做一个评估。这次疫情，中央政府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的集中化优势，以及强大而快速的动员能力，全国各省对口支援的跨区域合作模式，这些都是显著优势，即：统一性、协调性以及高度权威的指挥系统。所以，中国的疫情应对也得到了国际机构的表扬，譬如WHO总干事谭德塞一再肯定。
但是也要看到，这次疫情对我们国家形象，对国家软实力也是一次考验。个别国家的个别地方看见中国人远远就喊“病毒”，有的看见中国人坐公交就报警。有些我们的传统友好国家，表现得很无情，落井下石，给人一种悲凉和无助之感。但恰在此时，中国应该高姿态看待和处理此类事情。不管病源来自哪里，这次病毒是从中国开始扩散出去，这是事实，对此，我们需要拿出一个负责任大国态度，换位思考。说一声道歉和安慰的话，也未尝不可。这是一个自信大国的表现，是外交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提出这个概念的美国战略学家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就是一国文化在他国居民心理当中建立偏好的能力。要学会站在别人的心理上考虑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厉害了我的国”的自信，还要懂得如何获得别人的好感，至少要消除恶感。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对人类经济层面的影响越来越有限，但对人类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并未削弱，而且会有所强化，这需要耐心细致的修复。
六，企业的阶段性应对之策
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是分阶段的，与一般的危机和灾害差不多，都是孕育期、爆发期、持续期、衰退期四个阶段。根据不同阶段，企业的应对之策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类型。
短期：现在还在疫情的持续阶段，只能是一些应急之策。减少人财物的损失，保护好现金先活下来，要留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把所有对我有利的政策都要用尽用足。疫情后期要做一些善后维护工作。各地政府一方面督促企业尽快复工，同时一旦复工出现传染，处理又很重。集中办公和人员聚集的企业，须留有后手。复工、复产、防控、克服恐慌，各个动作都须统筹兼顾。
中期：有生产经营能力的企业，想办法尽快变现。疫后会出现市场空缺，需要回补。一场冰雹完了，很多窗户就破了，大家需要换玻璃，这叫“破窗理论”。回补缺口，可以解决企业现金流问题。
有条件的企业要考虑线上办公，发展线上业务。移动通讯、5G、大数据、短视频，为企业线上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其实，对很多企业而言，就是一个理念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疫情期间，看到一个企业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发现三D打印设备，就近生产防护眼镜，效益可观。
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要考虑向智能制造转变。这次疫后复工复产最快的，肯定是机器人生产代替流水线工人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存在人员聚集再度传染的担心，也不存在疫后用工荒的问题。
长期：腾讯、百度、阿里巴巴都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得到快速发展的。这次疫情也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新业态、新消费、新领域，所有实体企业都值得关注这方面的进展。这些机会要能抓得住，企业必须是学习型的企业，企业家也必须是学习型的企业家。我认识一位珠海的企业家，做美容化妆用品的，她本人抽时间专门参加上海见解传媒的培训，利用短视频、抖音做销售，比一般企业家先走了一步，开发了新的消费场景，满足了年轻消费者个性化消费、绿色消费的新需求，尝到了大甜头。
传统制造业内部的转型升级仍然有潜力。这次疫情刚开始，人们想起的口罩首先是3M和霍尼韦尔，这两个品牌都是美国产品，却占据国内市场的九成左右，其它国产品牌，不仅价格低，而且市场份额很小。为什么普通产品还要海购，就是因为国内产品的品质、品牌含量不高。
七，国家层面的反思与改进
经济学里有一个分支，叫灾害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方法论就是“辩证法”。当然我们不可庸俗的把一切“坏事变好事”，但事实上祸福转化是存在的，有人类学家举过洪水的例子。每一个民族的早期记忆中都有洪水灾难，但洪水却带来两个好处，一个出现了三角洲，后来的人类把大城市都建在了三角洲，第二个，治理洪水促成了国家和政府的诞生。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历史学家也说，这场大疫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因为瓦解了教会势力，解放了农奴，也由此加速了欧洲文艺复兴进程。
中国的公共卫生的系统就是2003年非典以后建立的。这次新冠疫情必会促进医学、流行病学、生命科学的发展。但是，更希望这次疫情对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能有所促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我们要在四个现代之外，搞第五个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再次做了详细阐述。这次疫情对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都是一次大考，事实证明，漏洞不少。应急响应机制力度不够，决策信息流通不畅，党政部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叠床架屋，职责不清，相互掣肘，以至于到现在也找不到耽搁最佳防疫时机的最终责任人。
智慧城市当然是一方面，譬如最早在浙江推行的手机扫码，但更应该着力的城市社区自治。大家知道，此次地方疫情防控是以县为单位，城市则以社区为单位。城市居民大都住进了商品房小区，都成了业主，而且流动性强，传统的街道管理的经济基础已经大变。未来城市治理的重点应放在社区自治上，而这方面，城市基层民主甚至走在农村的后面，需要补课。
重视科技伦理建设。疫情期间，中央深改办开会强调生物安全，未来要制定《生物安全法》。其实应该先有生物伦理，再有生物安全法。不管这次病毒从哪里来，全社会要从讲科技伦理开始，德法并举，让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和法制建设相配套。以往已经出了好几件事，须引起高度警觉。中国农业大学一个院士，把自己实验室的动物卖到市场上获利而且贪污，判刑12年。北京很多人说不定吃过他实验室出来的动物；南方科技大学一个副教授，应一位妇女要求，将基因进行人工编辑，生下双胞胎，被判刑3年。
救灾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但慈善公益可以向全社会开放。慈善具有天然的民间性和自愿性，慈善机构不应是二政府，比如红十字会的定位，实则是政府序列。这次疫情就遇到原有慈善系统效率低下运转不畅，而民间慈善机构缺席的情况。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富人阶层需要实现自己的慈善意愿。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慈善资本主义”的机制，体现深度参与和结果导向的理念。此次疫情期间得到中国领导人高度肯定的比尔盖茨就是美国当代慈善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
最需要强调，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需要给予特殊的关照。民营经济，是到了放水养鱼、休养生息的时候了，能给，就给它们一些普惠政策，给不了，也再不要吓唬它，折腾它。我觉得，免税免租免息、三险一金返还等等都是小事，能把我们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政策、基本经验，把它坚持好，把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文件精神落到实处，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比举办大型论坛和大笔国际援助更重要、更有意义。
疫情过后，要认真检省和思考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方位。情况确实有所变化，对国际格局的一些极端情况，要从坏处着眼，好处着手。尽管有逆全球化，有两套规则两个体系的极端说法，但中国制造、中国经济仍然可以把握住最后的、稍纵即逝的窗口期，趋利避害，有进有退，降低身段，为我所用。不主动与强国作对，搞好身边的东亚经济圈，为应付国际格局的极端情况留有余地。
四十年来，比这次疫情严重的事件，我们都挺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能挺过来？因为我们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改革开放。这一条可以说是颠扑不破、屡试不爽的利器。中华民族不仅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善于总结教训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必会实现伟大复兴，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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