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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发生的这场大革命，不是经济问题
小炒注：经世济民，即为经济。
上一篇《精英堕落和阶级分离，敲响旧制度的丧钟》我们说了法国的阶级问题，按照唯物历史观，接下来该说经济了。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革命嘛，肯定是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的，但凡日子能过得下去，不会抛家舍业地闹革命。
但法国大革命偏偏就不是这个路数。
法国大革命是公认的欧洲有史以来最激烈、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也是平民发动的。但是，大革命之前，法国是无可争议的欧陆第一，GDP全欧之首，并正处于旧制度经济最繁荣的时期。
国内的一部分历史爱好者受传统影响，依然偏好从经济的角度解释法国大革命，还说得头头是道。有几个常见的误解，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财政危机
这个看法的理由是：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在1799年重启三级会议，与国民商讨增税事宜，上一次召开会议还是1614年。由此激发群众矛盾，引发巴士底狱事件，拉开革命序幕。
财政便成为一个最常见的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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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问题实际上改善了根据法国学者阿尔贝·索布尔在《法国大革命史》中提到的《1788年御库账目报告》，当年法国支出高达6.29亿里弗尔，收入为5.03亿，亏空1.26亿。在当时，法国国债总额是40亿里弗尔，相当于8年的财政收入，光利息就有3亿，超过财政收入的一半。毋庸置疑，法国政府在靠借新还旧来度日。事实上，在路易十六之前，波旁王朝的财政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太阳王”路易十四在1661年亲政时，接手的是一个“已连续18年赤字，债务5亿里弗尔，相当于6-7年的财政收入”的烂摊子。路易十四在1715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24亿里弗尔的更烂摊子，当时的财政收入才1.2亿，也就是说相当于20年财政收入！以“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闻名四海的路易十五，在1774年去世时，法国债务是33亿里弗尔，当时的财政收入2亿多，也就是说相当于16年财政收入！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经济最繁荣的阶段，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税负的增长。在革命爆发之前，路易十六将财政收入扩大了一倍多，而将债务比（国债/年财政收入）降低了50%，从16降到8！即使是人均税负，1735—1790年间，这一比例也从17%下降至11%。最为人诟病的“富人免税、穷人缴税”的财政结构，也得到改善。1774年开始，路易十六就开始实施财政改革，根本目的就是消除一切免税特权。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那些琐粹的调和妥协毕竟使贵族特权减少了，贵族缴税每年2500-3000万里弗尔，1781年甚至实现了国库日常收支的平衡。有关大革命起源的叙事中，通常认为沉重的税负引发民众的不满，国家财政也日益恶化。此类论点长期以来作为“常识”为学者们反复提及。实际上，在路易十六时期，财政呈现向好的趋势。因此，认为财政问题导致国家无以为继、民众揭竿而起的说法似乎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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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财政问题更大基于单一国家来衡量税负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当时有一个国家的财政负担，比法国还要严重，那就是英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法国人的税收负担沉重，英国比较开明，而事实恰好相反。英国也是年年赤字，靠借债度日。1782年，英国债务累计2.3亿英镑，债务利息支付便高达900万英镑，占年度预算的57%（1英镑约等于15里弗尔）。当时英国的人口只有法国1/3，债务规模却与法国旗鼓相当。在财政占比上，1788年，英国的税收收入占GNP的12.4%，而法国仅占6.8%；英国的债务占本国GNP的182%，法国仅占55.6%，不足英国的1/3。可见，英国政府从经济中汲取税收的效率远高于法国。再对比增长态势。1715-1785年，剔除通胀的影响，税收增长了83%，法国人口约从1900万增长到2700万，人均税收增长幅度为32%。同期的英国人口从700万增长到900万，人均税收增幅为44%，比法国高了12个百分点。1735-1790年，英国的人均税收占人均收入比重从16%增至24%，法国从17%降至11%，英国不降反增，而且是是法国的两倍。在《欧洲版“春秋战国”——改革潮流与诸国混战（上）》已讲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英国的财政收入长期只有法国的1/10。革命之后的100年来，英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债务支出都呈现井喷式增长。英国参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85%的费用、七年战争81%的费用以及北美独立战争100%的费用，都是通过借贷的方式支付的。英国“借新还旧”的财务模式能运转下去，就在于高效的财政体制，这背后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原因。也就是说，法国的财政负担本不足以压垮法国的，它的财政潜力依然很大。所以，法国的财政问题，既不是收入不足，也不是支出过大，而是“富人免税、穷人缴税”的财政体制出现了问题。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1788年的财政困境最终没有出路？而不是财政问题本身多么严重。无论是横向对比，还是纵向对比，路易十六的财政问题都算不上严重，相反还在改善，所谓“财政危机导致大革命”，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武汉大学学者熊芳芳在《再论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中分析了路易十六的财政问题后，给出一个答案：
“1788年与此前财政危机最主要的差别的确在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
二
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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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过程这个观点的推翻很容易。1、大革命的发源地是巴黎地区，是法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攻占巴士底狱后，两周之内爆发了26个起义，但全部集中在法国最大的30个城市，如果是经济问题，革命爆发地应该是偏远的穷地方才是。2、城市起义使得农村出现大恐慌，农民冲进地主的庄园，但是他们一不抢粮，二不杀人，而是烧毁地契、债务等文件。他们最在乎的是拒绝承认地主们强加的所有义务。所以很明显，大革命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这是从事后发展来反推事前原因，我们也可以看看法国当时的具体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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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最繁荣时期18世纪是法国经济扩张时期，路易十六是法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刚好与大家的印象相反。1700-1789年，法国人口从1900万增加至2700万，是英国的3倍，是欧洲人口总数最多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工商业总值和贸易总额都翻了两番，其中殖民贸易增长10倍，与“日不落帝国”英国旗鼓相当，还占据黑奴贩卖1/4的市场份额。法国的经济以每年1-2%的速度稳步上升，与英国经济增速持平，同列欧洲之首。还有一点被人忽视的是，1785年，法国第一台蒸汽机投入使用，给经济增长插上大翅膀。至于1787-1788年的农业减产，这种季节性灾害在法国历史上并不是罕见。1693-1694年，法国爆发严重的农业危机，1/10的法国人死亡，当时的路易十四还在国外打仗呢。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低迷，实际上是欧洲出现的一次周期性经济衰退，尚不足以对法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这个时候无论是价格走向、贸易情况，还是人口增长，都继续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当时著名的昂赞煤矿，雇佣4000人，企业利润在1771-1787年增加了三倍。托克维尔对路易十六时期的经济不乏赞美之词，认为是旧制度最繁荣的时期，“公共繁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1774年以来，各类工业发展起来，从而扩大了所有消费税的内容。”、“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上层阶级已经是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每个法国人都鞥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美国学者布鲁尼格在《现代欧洲史》直接指出：“单凭这场经济波动，是无法产生如此声势浩大的革命动乱的。”路易十六真正的经济问题，不是经济衰退，而是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实行了200年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使得财富分配极为不均，平民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导致，经济越发展，国家的撕裂越严重。托克维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加不稳定，更惶恐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在增长。国家明显地走向革命。”经济发展为何反倒会导致危机？这是下一篇的话题，但认为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出现经济危机，是有待商榷的。三
农民很悲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此说：
“1788年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销或减轻了。”
当时的欧洲，普遍实行农奴制，农民的财产和人身受到领主的控制，他们比中国古代农民要悲惨得多。但法国农民，在生存状况方面，是欧洲最好的。
法国本就是欧洲农业条件最好的国家，直到现在还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最关键的是，法国早在13世纪就开始废除农奴制，当路易十六在1776宣布在王室领地废除农奴制时，到大革命之前，农奴制在法国几乎绝迹，农民已经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流动、自由处置土地。据统计，法国2300万农民中，75%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占全法土地的1/2。当时的财政总监内克尔也承认，法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小地产主。而当时的西欧其他所有地区，都在实行农奴制。德意志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才开始废除农奴制。英国实行反其道而行之的圈地运动，土地变得更集中，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以至于英国农业学家阿瑟·扬首次旅法时，惊叹于法国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大革命时期出售了教会的全部土地和贵族和大部分土地，但绝大部分是已经拥有土地的人买走的，也就是说，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并无什么变化。可见，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土地改革就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与此同时，为地主服徭役的现象也几乎消失，劳役也在法律上消失。路易十六从1774年就实行了一系列针对农民的改革措施，比如可以用金钱替代劳役，到1787年则直接取消了劳役和酷刑。对于法国的农民状况，托克维尔说道“一方面法国农民已经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控制。”农民依然承担着不少的封建义务，但范围明显缩小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它激起的仇恨更大了。明明解放了农民，而那些未解除的负担引发了更强的不满。那么很显然，这就不是经济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小结
精英堕落和阶级分离，敲响旧制度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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