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节的窃贼,偷走了什么?
“身份证79张,手机17部,电脑3台……”
这是截至10月6日,迷笛音乐节被追回部分的个人物品。
这场“十一”长假期间,备受万众瞩目的音乐盛典,混入多名窃贼,酿成恶性事故。
一些远道而来参加音乐节的人,包括听众和部分歌手,纷纷抱怨道:
“一不留神,行李箱被人翻开,里面的马丁鞋被盗!”
“我上趟厕所的工夫,包就没了,手机和身份证都在包里。”
“下次音乐会,我是不是要扛着防盗门来,先把自己锁死在里面,才有安全保障?!”
目前,音乐节当地的官方和志愿者,正在积极为失主寻找失物、挽回损失。
但无论事后如何补救,都难免有为数众多的人,为此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初,他们抱着种种美好的期待,兴高采烈参加音乐节,除了一起听歌、狂欢,想必也期待结识更多的同道,寻求更多的友谊;
万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下次音乐节,或者其他盛会,大家即使还会再来,恐怕也难免把更多精力,用于小心看管自己的随身物品,充满狐疑地防范着彼此;
或者,索性对某些地区、某些类型的活动,永久“拉黑”。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在《信任》一书中的描述:
“人际信任既可贵又脆弱……从此把身边的每个人,都当作潜在的窃贼!”
针对音乐节的被窃者,网上有些看客说:这是你自己太大意了!
不得不承认,有些参加音乐节的人,确实非常“心大”。
例如乐迷小孙(化名),携带帐篷和睡袋,露营参加音乐节。
他在行将结束的那个晚上,和几个新结识的好友,一起喝酒。
“我们几个都很喜欢摇滚,尤其喜欢在这次音乐节登台演出的崔健。酒桌上,我们很有共同语言,不知不觉喝高了。”
“天色已晚,我们没有回到露营地,而是在酒吧门口的旅店睡一宿。”
“结果第二天回去,我的帐篷,以及帐篷里的所有东西,统统不翼而飞。”
“和我一起的同伴,有的帐篷虽然还在,但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iPad和几件新潮服装,都没了……”
事后,小孙等人都后悔不该撂下各自的物品喝酒聚餐、夜不归宿。
“我一直觉得喜欢音乐的人,大都很单纯、善良,即使实际年龄再大,内心也是个少年。”
“音乐节,在我看来,就是众多富有青春气息的乐迷,欢聚一堂的盛会。长假期间不远千里而来,除了听歌,更希望多交朋友。来到这里,我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朋友。”
“不光是我,其他很多人,也是这个心态。所以,有人上厕所时,把手机和提包留在座位。既然是同道中人,就没必要刻意提防着彼此。”
“然而,我们都把其他人想得太好了,忘了‘江湖险恶’……”
——然而,这不正是音乐节,以及所有类似活动,最可贵、最吸引人的精髓吗?
否则,又何必在长假,特意远道而来?
这也是书中所强调的“人际信任”,也就是“大家互不设防、以放松的心态,坦诚相处”。
“这是人际摩擦和沟通成本的降低,也是营造幸福氛围的共同实践,或曰大胆探索。”
而“疏于防范”之类的论调,除了对受偷窃者的二次伤害之外,也无异于公然声称:
人间没有信任,也不该彼此信任!
如此这样的论调,成为很多人在参加音乐节后“吃一堑长一智”的所谓感悟,甚至成为社会共识,我们由此失去的,远远比被窃的贵重物品,还要多无数倍!
毕竟,还有什么,比相互信任更可贵?
书中谈到这样一个国外案例:
一河之隔的甲村和乙村,尽管都说德语,但长期以来,相互都认定对方品行不良。
在甲村村民眼里,乙村出产的啤酒和香肠,普遍偷工减料,刻意欺骗外地人;
而乙村则认定,甲村是一群无赖,买东西时鸡蛋里挑骨头,为了讹诈商家。
乙村某些商家出售劣酒,或者把不新鲜的肉放进香肠里,多加大蒜掩盖掉腐肉的臭味。
这样的段子,在甲村代代相传。
而事实上,甲村也有这样的败类商家。
他们一边唾骂邻村,一边变本加厉地作出类似行为,坑害本村村民,或者卖到远方。
然而,被本村“同胞”坑害,大家在短暂的愤怒之后,很快就“集体遗忘”了;
但双方都对邻村的某些丑行,时刻挂在嘴边,将邻村的所有人,都视为不可深交、不可通婚,连同路赶集都要刻意保持距离的“坏东西”。
——这场音乐节之后,其主办地区南阳市,乃至所在的河南省,也遭遇了“地域黑”,仿佛当地的窃贼格外多,甚至“洪洞县里无好人”。
针对地域黑,书中一方面,从“内容可靠度”层面,予以全盘反对。
包括引用当代心理学成果,称其为以偏概全的“认知吝啬鬼”,乃至与屠城、族诛类似的“极端原始的族群血仇理念”。
但同时,书中也从“注定不完美的人性”层面,对地域黑进行“理解性的剖析”:
一旦在异地他乡,或者遭受陌生人的侵害——尤其是极端出乎意料的惨痛伤害——就难免产生某种“这一类人,普遍很危险,很糟糕”的理念。
就像一次被狗咬,从此对所有的狗都产生恐惧和厌恶。
在异地他乡的音乐节被盗,失主不晓得窃贼姓字名谁,一个简单的想法是:
反正是这一块的人,以后对这一块的人,都得格外防着点!
地域黑,是一种集体性的信任崩溃。
尤其是,即使从理智层面,将地域黑批判得体无完肤,往往也收效甚微。
因为无论地域黑,还是与之相反的人际信任,首先都源于个体情感。
单靠理性,并不足以弥补情感层面的创伤……
如今,南阳各界对音乐节的事故,积极应对,包括设法追回不少被盗物品,归还失主。
同时,也对“地域黑”进行澄清。
包括对特别恶劣、刻意挑拨的“地域黑”网络言论,诉诸法律手段。
有很多当地的志愿者,不图名利回报,为音乐节的受损失来客,做各种善后。
有些人并非失窃,而是自己不慎,将物品丢失。
例如一些贵重的数码产品,被落在观众席或者露宿区。
志愿者捡到后,集中上交,分类整理,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失物招领启事。
不少失主,当初自以为遇到窃贼,将音乐节及其所在地,骂得狗血喷头。
当物品意外地失而复得,并且明白了自己的粗心,感受到志愿者的热情,其心情可想而知;
对当地的父老,想必也会有一番大不相同的重新评价。
然而,不同的人,境遇大不相同,显然也难免有不少真正失窃的人,即使得到一些补偿,原先的物品也无法复得。
甚至可能还存在长久的隐忧。
例如身份证件,和没有加锁的手机丢失,会不会造成个人隐私信息泄露?
甚至落到诈骗者手中,给自己将来,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
包括那些未曾参加音乐节的人,在网上耳闻目睹此事,也难免“心有戚戚焉”。
将来再有此类活动,还能够身心放松地参加吗?
这些都是长久的创伤——“信任丧失”。
整个社会,都难免受这场事故的波及,而且其负面影响,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都阴魂不散。
尤其是,书中谈到,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原本的人际信任基础,就大不相同。
如果在伦敦、巴黎等地,参加公众活动,不幸丢失了物品,多数人大概不会对那里产生地域黑,不至于从此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当成窃贼;
因为英法等国,尤其是其中的大城市,人际信任的基础很牢固,并且拥有良好的口碑,蜚声世界,很难因为一些人的负面遭遇,改变其公众评价。
或者说,大家对类似英法大都会的地区,有着很好的信任度。
然而,另一些地区,则没有这样的信任基础,甚至是“负信任度”,也就是原本就充满公众的负面认知。
何以至此,也同样值得反思。
无论如何,希望我们所处的社会,彼此多一些信任,少一些恶猜;
包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欲,败坏一方乡土的口碑。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也是音乐节事故发生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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