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走孩子14年，凶犯才判5年，合理吗？”
吴某，拐骗儿童罪，有期徒刑5年。
还有一名从犯，因包庇吴某，被判刑2年。
如此判决，令众多孩子被拐、全家失散多年的苦主，深感难以接受。
其中的受害者之一，是以多年寻子而闻名网络的孙海洋。
对如此判决，孙海洋以泪洗面：
“我的亲生儿子，自幼被歹徒拐走，失散整整14年，破碎的家庭，至今难以愈合。”
“导致我们全家的14年煎熬的凶犯，到头来只判5年，岂有此理？”
“这样的歹徒，判死刑都应该。我要为此上诉！”
前不久，有多次拐卖幼童的人贩子被判处死刑，令孙海洋和众多受害者家属，感到大快人心。
相比之下，拐走孙海洋幼子的罪犯吴某，并没有将孩子出售、牟利，而是冒充自己的孩子抚养，以此为自家“传香火”。
按照相关法律，吴某是“拐骗儿童罪”，刑期最高只有5年，而非可以被判死刑的“拐卖罪”。
一字之差，结果天差地别，这也令孙海洋等受害家属，倍感困惑和愤怒。
——个中是非，尤其是当法条与普通人的朴素正义感明显抵触时，我们该如何评判？
这也令人想到一本书：当代学者陈碧的法律随笔集《正义的回响》，罗翔老师为之作序。
“一方面，尽量减少死刑、格外慎用死刑，乃至渐进废止死刑，确实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当代所有国家的大势所趋。”
“但另一方面，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经常出现‘强烈要求判处某些罪犯死刑’的民间呼声——笔者认为，即使不赞成其观点，也大有必要设身处地了解他们的遭遇和心境。”
书中的这些话语，也是理解孙海洋的一把钥匙。
十多年前，孙海洋是深圳的个体户，卖包子为生，生了个儿子，一家人的小日子和和美美。
突然有一天，4岁的幼子，在自家店铺附近“不翼而飞”。
多方打听后得知，孩子被陌生人（也就是此刻被判的吴某），用玩具车等连哄带骗抱走了。
心急如焚又不甘放弃的孙海洋，关了店铺，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旅，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光是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到处有偿寻求关于孩子的线索，十多年里，就花了数十万元。
微博兴起后，孙海洋得到了网民的关注，其遭遇被拍成电影《亲爱的》。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孙海洋的孩子终于在山东某地找到了——孩子的“父母”是一户姓吴的人家，而孩子的户籍，则在东北黑龙江。
DNA检测显示，这个已经十多岁的大男孩，正是孙海洋的亲儿子。
然而，真正的父母，对这个半大孩儿而言，就像是陌生人……
“整整14年的离别，即使重逢，亲情也无法弥补。这样的家庭撕裂，和长久的痛苦，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为此，孙海洋强烈要求法庭对拐走自家孩子的罪犯吴某，从严从重惩罚，最好判死刑。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孙海洋的如此诉求，确实有些极端，也和法律不符。
但是，14年的失子之痛，和之后依然充满隔阂的亲子关系，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够补偿？
反过来讲，假如我们遭遇类似的惨痛，又将作何感想呢？
较之白纸黑字的法条，和各种置身局外的高论，我们更有必要设身处地站在苦主的角度，多一些共情和理解……
当孙海洋听到法庭的宣判——只有五年时，顿时情绪爆发了，觉得罪犯被判得实在太清，完全无法理解。
他发出了要求判吴某死刑的怒吼。
很多网民也纷纷要求对吴某从重判决，最好判其死刑；
还有人质疑，为什么某些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可以被判死刑，但拐骗儿童自家抚养者，却量刑这么轻微？
——我们在理解孙海洋等苦主的同时，也有必要对此作出一些回应。
书中也有针对“拐卖”和“拐骗”的思辨论述，值得我们思考。
必须承认，拐卖孩子牟利，和拐骗别人的孩子后混充自家孩子抚养，犯罪性质大不相同。
拐卖，可以被犯罪贩子，作为长期的牟利手段，不断重复作案；
而拐骗孩子、自家抚养，通常只要得手一次，自家有了香火继承人，就会从此罢手。
拐骗孙海洋之子的吴某，并未继续作案，截然不同于多次拐卖儿童、罪行特别恶劣的累犯。
此外，“拐卖”意味着“钱到手后，孩子的生死祸福，我再也不管”，这对孩子的风险和伤害，远远大于将他人之子诓到自家、视如己出的“拐骗”。
刑法将“拐卖”和“拐骗”，区别对待，并无不妥。
尽管拐骗罪的量刑——最高只有五年——确有可讨论之处。
然而，也别忘记：重刑未必有助于减少犯罪。
很多拐骗犯，骨子里非常封建，对“男丁传承家族香火”的传统，有着近乎病态的执著。
这种病态执念，加上往往与之如影随形的愚昧和法盲，无论怎样的严刑重典，恐怕也无济于事。
即使通过严惩罪犯，为苦主带来一些心理安慰，也无助于让苦主的将来，生活能够更好地继续。
对孙海洋的孩子而言，“两边”都是“自己的家”。
曾经抚养自己长大的家庭，哪怕是拐骗犯，在情感上也可能比“血缘父母”，更加亲近。
毕竟，吴家对这个孩子，一直当作自家后代悉心抚养，并无虐待。
孩子的情感，同样需要考虑。
甚至由于比成年人有着更大的脆弱性，因此，当与孙海洋等成年人，发生情感冲突时，相关法律有必要更多倾向于孩子一方。
综上种种，你还会简单地质疑“量刑过轻”吗？
尤其是，我们更需要警惕“以暴易暴”、“轻言重刑乃至死刑”的原始正义观——不是以此苛责孙海洋们，而是以此自察、自省。
“有效补偿受害者，促使其日后的生活，步入良性轨道，这比简单地惩罚加害者，更有符合‘建设性的正义’准则。”
这是书中的期待和呼吁，也是检验“孙海洋案”的一把标尺。
须知，除了对罪犯的刑事判决，还有附带的民事赔偿。
法庭判决给孙海洋的民事赔偿，只有四十几万元。
对此，孙海洋长叹道：我当初花了14年到处寻找儿子，耗费的钱财，都不止四十几万！
这非但没有补偿什么，连过去的损失窟窿都填不上！
难怪孙海洋不服，其他有类似遭遇的苦主们，更是一片哗然……
书中多次谈到，国内的刑事案件，哪怕极端恶劣，诸如杀人越货之类，罪犯绳之以法后的民事赔偿，往往也非常之低。
一条人命的民事赔偿，可能只有区区几万。
即使将杀人犯“打入地狱”，那些依然在这个世界的受害者家属，未来生活也毫无着落。
对此，书中建议加大民事赔偿金额，包括可以采用很多灵活措施，确保金额能够落地支付。
例如拐骗孩子的吴某，刑期未必需要很长，但可以责令其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或者按季，为孩子支付不低于一定数额的赔偿金。
数百万、上千万的民事赔偿，由此变得可行，罪犯可能需要一辈子来偿还，长久背负着罪孽的惩罚。
这也有助于“暴力之后的双方和解”，受害者家庭可以通过细水长流的赔偿金，慢慢自我修复、“废墟重建”。
如果这样的判决，成为惯例，全社会对死刑的执念，也会减轻很多，少一些“血债血偿”的原始观念，或曰近乎野蛮的暴戾。
这样的社会，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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