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大疏散与“备战备荒”旧事回眸
1969年10月下旬，年初病退回城的知青笔者在句容县农村与知青朋友尽情游荡了半个月后，终于在县城搭上了返回省城的运煤便车。运煤货车驶入国道后，公路上首尾相接络绎不绝向东疾驶的货车洪流让自己耳目一新并震惊不已。在难见首尾的车流中，除许多军队车辆外，更多的还是满载着文件柜、大木箱、大布袋、行李甚至家具杂物的地方车辆，其中偶尔还驶过几辆满载人员的大客车。少年笔者为此产生了深深的疑惑纳闷，这么多的汽车是去哪里呢？
回到省城后终于获悉，昔日“老大哥朋友”如今的“社会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及“新沙皇”准备向中国动手了，为应对即将爆发的侵略战争，林副统帅已于10月17日签发了《一号战备动员令》，郑重宣布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要求当年5月份已开始着手实施战备疏散行动的驻京各中央党政军机关、重要事业单位及人民团体、科研院所与重要军工企业、设计单位与大学20日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全部完成战备疏散任务；全国边境地区及重要城市则必须在年底前全部完成战备疏散任务。伟大领袖布置完北京高级领导人的疏散工作后于15日离京赴武汉继续掌控国家大事，副统帅则于17日离京赴苏州，全权主抓全国的战备工作。
笔者根据后来所了解到的情况，摘要编制了当年驻京部分机关单位及学校的战备疏散目的地清单：国家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中国文联及作协等单位迁往湖北省咸宁市“向阳湖”农场，其他协会则迁往湖北省沙河农场；国家科委、统计局及全国物价协会迁往湖北省襄樊；国防科工委迁往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中科院部分迁往湖南省衡东干校，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迁往河南省息县；北京大学部分院系迁往北京西郊东方红炼油厂，部分院系迁往陕西省汉中市；北京农业大学迁往河北省涿县再迁甘肃省酒泉市；国家医学科学研究院皮肤病研究所迁往江苏省兴化（1980年代迁南京）；四机部（后改称电子工业部）第11设计院迁往四川省绵阳（1980年代迁成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往湖北省潜江；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安徽省合肥市；中央广播学院迁往河北省望都。
在战备疏散行动中，大量重要军工企业与科研单位大多由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及苏州等大中型城市迁往1964年即开始轰轰烈烈投入建设的“三线地区”，如四川、贵州、安徽、湖南、河南、甘肃及江西等13省。
具有划时代规模的1969年“战备大疏散”因所有被疏散单位的员工都必须带家属迁徙，再加上更多城市居民的举家迁出（下放），因此全国范围内涉及战备疏散的人口数量无疑相当可观，苦于目前还暂无准确数据。但根据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可知当年的涉及战备疏散及调动的军队约为95个编制师94万人、飞机4100架、舰艇约600余艘，还有数量巨大的坦克、火炮及车辆，疏散高峰期时，一些重要区段的铁路货运列车都被大部征为军用。
在1969年全国大疏散的同时，根据伟大领袖“要装备打仗”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最高指示的要求，除了耗巨资在张家口一线修筑了堪称“马奇诺防线”的高等级国防工事外，还在全国多个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筑防空洞建“地下长城”群众性运动，南京糖果冷食厂修筑的大型防空洞还被评为“全国先进防空设施”，社会青年笔者还被街道组织去观摩学习了。许多稍具规模的企业单位还自建了极为简易的防空洞；笔者所处街道的革委会甚至还因地制宜地将一条小一公里左右长的小河加上了混凝土盖板再覆盖半米左右的泥土并设了若干出入口，对外也信心十足地宣称是人民群众的“地下长城”。笔者当时还对自己的小朋友悄悄开玩笑说，这种防空洞一定要严禁炸爆米花的老板在旁边作业，否则会有震塌防空洞的危险性。
1969年10月17日林副统帅《一号战备令》下达后，大量常住北京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也接到命令必须在20日疏散出京，其中知名者如正在被审查的刘少奇与陶铸于10月17日和18日，在专案组的严密戒备下被分别疏散到开封与合肥。20日离京的高干人数最多，计有迁往广州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东肇庆的张闻天；去南昌的陈云、王震及邓小平（获特批于22日离京）；去武汉后转上海的刘伯承；去开封的徐向前；挂着氧气袋去郑州的徐海东；去石家庄的陈毅（获特批延迟一天离京）；去邯郸的聂荣臻；去长沙的叶剑英及曾山；去信阳的王稼祥；去南宁桂林的邓子恢及谭震林。
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及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所有被疏散到外地的人员同时还被明确要求，离京前必须清理好家中的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与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其他老同志接触；不允许参加驻地的党员生活会；不经疏散地党政军领导批准，不得擅自离开中央划定的警戒范围；不经中央批准，绝对不允许重返北京。一些正在被审查的高干还必须每月一次向上级组织递交一次“思想汇报”。被疏散高干病死于疏散地或疏散期间的有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及徐海东等四人。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战备疏散了，如何长工去了江西峡江，胡耀邦去了河南潢川，谷牧去了四川；而已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监管了两年多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及秦基伟等人，也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被分别紧急疏散到了不同地区，宋任穷去了东北盘锦，陈再道与钟汉华去了江西，秦基伟与李成芳等6人去了湖南汉寿县军队的西湖农场，分派在6个连队劳动学习，其间还不允许订报纸，给亲属写信和收到亲属来信均需拆封检查。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才陆续得以返回北京。
三十多年后，笔者通过一些解密历史资料，终于逐渐了解到在当年3月1日全国人民喜获“珍宝岛大捷”并严厉教育教训“新沙皇”后却突然实施如此惊天动地规模的“战备大疏散”之因。原来，前苏联战神在“珍宝岛”之役中丢失一台被炸断履带的最新款坦克，苏军竭尽全力也没能抢回，最终落入了中国军队之手并被研究被展览。
恼羞成怒的社会帝国主义在是年8月17日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边境对中国边防军哨所实施了成功的突袭，并积极策划不久后对中国实施包括动用核武器的“外科手术”打击行动。为避免美国的军事干预，前苏联政府还安排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秘密会晤了美国总统安全事务主力基辛格，透露其计划，希望能获得美国政府对其军事行动保持“中立”的表态。
此外交秘闻在10月15日竟被美国《华盛顿明星报》给公诸于世了，并迅速在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有政治评论家如此评论中苏两国当年那场一触即发的超级战争阴云：头号强国美国人不希望自己的强大对手轻松地击垮“小对手”中国而变得更强大，而深知自己军事实力远不及对手的中国，就只能采取边诚恳外交谈判边紧急扩军备战的“两手抓”韬略了，而发现自己被美国佬出卖的赫鲁晓夫也就只能继续不离不弃地痛骂美帝伪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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