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观电影《乡村女教师》之随想

“十年艰辛探索”结束初期，革命样板戏（剧）偶尔还在上演，但也开始陆陆续续“解放”一些已下架十余年的“封资修电影”，因为笔者机修钳工老朋友的徒弟是一位老红军的公子，而其父在1977年期间恰好担任省会市影剧公司的党委书记，我等社会闲杂人员便得到了一个经常去影剧公司内部小放映厅看“封资修”电影的机会，也获悉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秘密，这些内部放映的影片必须由一些政治思想专业工作者提前在内部小放映厅里认真观看审查甄别，除部分“内容特别不健康”的影片外，基本上都会在不久之后公开上演。

笔者当年有幸于影剧公司内部小放映厅里混在审查人员中间兴致勃勃地先后欣赏了十余部“待解放”电影，知名者如《斯巴达克斯》、《简爱》、《爱情的故事》、《多瑙河之波》、《苔丝姑娘》、《挪威之歌》、《啊，海军》、《虎！虎！虎！》、《青春之歌》及《早春二月》等。其中的前苏联拍摄于1948年的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一段剧情还给自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片中女主角、家境优越的俄国女青年中瓦尔娃拉从中学毕业后，自愿赴西伯利亚地区一个偏僻落后的山村担任教师，在那个既贫困又愚昧的村子里，她最初受到当地居民的冷遇排斥，家长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学校读书，经女教师耐心动员后已报名入学的孩子有些在几天后就自动退学了。热心的瓦尔娃拉只能挨家挨户地上门对家长与孩子做苦口婆心的劝说工作。

某天，她来到一户村民家试图游说他家的孩子回学校继续学习。孩子的父亲正与一七八个“富农”模样的邻居坐在院子里聊天喝酒。女教师说明来意后，半醉的大胡子家长思考了一会，随即举起自己装满伏特加酒的大酒杯（容量足有三两），貌似开玩笑地大声对女教师说，你如果能一口把这酒喝了，我就同意你的要求。青年女教师犹豫片刻后，随即端起了酒杯，勇敢地仰头一饮而尽了。大胡子家长及桌边的疑似“富农”们注视着女教师痛苦的面部表情，竟不由自主地一起为她鼓起了掌，家长随即爽快地答应自己的孩子明天就去上学，女教师欣慰地笑了，笔者也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热泪。

该片的其他剧情笔者记住得不多，基本是前苏联“革命文艺作品”的格式化套路：“任劳任怨地为农民孩子们授课，孜孜不倦为改善山村条件努力，与刚刚获释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男友欢聚一堂庆贺十月革命胜利，再坚定不移地送他奔赴更危险的革命战场，最后已英勇牺牲的政委男友的遗体被送到山村，最后再化悲痛为力量继续留在小山村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至于影片的整个剧情的个性化与真实性与那部歌颂乡村年青女教师的日本相同题材电影《二十四双眼睛》相比，笔者就不愿违心地恭维前者了。

观电影《乡村女教师》之后，甚至直到四十年多年后的今天，笔者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广袤荒凉寒冷无比的西伯利亚地区及在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诸多历史悲剧故事及知名人物。存在较多领土主权争议的西伯利亚地区包括了从乌拉尔山脉以东直到白令海峡，北临北冰洋，西南到哈萨克斯坦，南到蒙古及外兴安岭，整个区域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西伯利亚地区的冬季寒冷且漫长，最低气温达零下60摄氏度，极端低温则会达到零下70摄氏度，因此有人称其为“苦寒之地”。

自沙皇俄罗斯时代开始，西伯利亚地区就成了流放各类罪犯及异见者的“天然大监狱”，反对沙皇的贵族“十二月党人”与甘愿陪伴他们去“苦寒之地”服刑的贵族夫人与小姐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演绎过许多既凄美更感人的真实故事。

后来，前苏联布尔什维克及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之前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后来，前苏联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了规模极为庞大、共计关押过1800万“囚犯”的“古拉格劳改营系统”（“古拉格”为“苏联劳动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前苏联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以及大量知识分子如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薇拉拉什科娃、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一书作者亚历山大·阿马利里克及大量在一线城市中被抓捕的无正当职业“好逸恶劳者或寄生虫”也都被送到那里去“改造世界观”；连前苏联“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博士也因公开反对政府出兵入侵阿富汗而被送到了距莫斯科400公里外的“高尔基城”（1991年后恢复“下诺夫哥罗德”原名）进行思想改造。

鲜为人知的是，曾经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同志和曾担任过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总顾问”兼指导黄埔军校组建工作的“教练员”、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可谓大名鼎鼎的鲍罗廷将军，后来也被斯大林大元帅送去了西伯利亚地区地理环境最为恶劣的偏僻小城雅库茨克，在生活条件极为艰难的劳动营中“与天斗与地斗”，最后二人还都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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