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红色诗人郭小川的跌宕人生路

1976年1月初，在周恩来总理治丧期间，诗人郭小川情文并茂的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不爱现代诗歌的笔者也就是在那时知悉这位红色大诗人的。雨过天晴之后，也通过各类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到他的革命生涯与跌宕人生。

郭小川，男，原名郭恩大，笔名郭苏、伟倜、健风、湘云、登云、丁云、晓船、袖春等，中国近代社会主义革命诗人。他1919年9月2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系教师。幼年在家乡读书，随其父读过两年私塾。1933年春，日寇进攻热河，全家逃亡到北平避难。1933年夏，他取名克什格（蒙语：吉祥），考入了官费的北平蒙藏学校。1934年春，用郭恩大姓名，考入了北平东北中山中学。1935年夏，又改名郭伟倜，考入了该校的高级师范班。1936年夏，又用名郭健风，考入了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到达太原，同年9月20日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第120师王震的359旅，从事政治宣传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及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学习，进修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

1948年至1954年，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辑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及《天津日报》编辑部主任。1955年至1961年，任全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1962年调《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至文化大革命。1970年，随中国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

郭小川创作的革命文艺作品颇多，代表性作品如《团泊洼的秋天》、《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及《昆仑行》等，还有一些政论与杂文作品。

1949年后，郭小川继续奋笔作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很快就成了红色文坛上的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但在随后的政治风云里，大诗人郭小川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在短暂的人生征途中，曾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跌宕坎坷之路，并英年早逝。

新政权建成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著名革命女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1955年，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丁玲与陈企霞（华北革命大学校长）等人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结果却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

当时，诗人郭小川的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且言辞尖锐，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与林默涵等人也认为郭小川既有朝气也有才干。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去中国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党对作协的领导力量。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

郭小川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丁玲等人的实际问题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并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错误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掀起了阶级斗争新风暴。作协党组竟然把诗人郭小川同元帅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郭小川有口难辩。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了深刻检查。

1960年春，中央要求全党加强调查研究，纠正错误。党内原先紧张的政治气氛开始有所缓和。当时有人曾把诗人郭小川受批判一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他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富于幻想、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帮助下，郭小川离开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社降级当了一名普通记者。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部长王震邀其随行，先后赴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及漳州。

其间，郭小川还专门深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崇高的革命品质》，热情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郭小川随同王震部长走南闯北，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让他激情满怀，更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先后发表了《东北林区》、《厦门风姿》及《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与散文。作为战士诗人和著名记者，郭小川当时还参加了大型歌舞《东方红》部分解说词的创作；八一电影制片厂也邀请他撰写了《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很快他就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大红人。他曾随《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大庆油田采访，撰写了大庆油田《怎样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讯。1965年，他又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等运动健儿，写出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和《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上刊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浪骤起后，随着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大诗人郭小川被隔离审查，并遭到了无情的批斗和抄家，还被责令写交代材料。后被中国作协机关造反派揪回单位监督劳动，被勒令打扫厕所。随后，他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政治审查。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诗人和记者，名声在外。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汉军区，引起军区政治部的莫大兴趣。1971年，武汉军区政治部派人到咸宁“五七”干校，提出借郭小川到军区帮助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他没有辜负武汉军区的殷切希望。影片放映后，解说词一炮打响，轰动军内外。各大军区羡慕不已，都从武汉军区的“借调”经验中获得了启发，争相效仿，纷纷派人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郭小川去帮忙。

1971年的某一天，江青在看电影过程中，突然发现银屏上出现了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随即尖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此话一传出，各大军区都惊慌失措。从此对郭小川的态度也出现了天翻地覆。郭小川只好灰溜溜地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继续埋头劳动，接受审查，改造思想。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大部分人都回北京分配了工作。但郭小川却例外，他被从咸宁“五·七”干校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到监控。因此他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中整天满腔愁云，过着一种孤寂、失落和忧伤的日子。

1975年国庆节后，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经审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他立刻匆匆去见老首长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获得自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四人帮”尽管受也到毛泽东的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因此，纪登奎与王震等安排郭小川尽快离开北京，去外地避避风，以免惹来不必要的大麻烦。

1975年9月，问题没能彻底解决的失业诗人郭小川在团泊洼的寒舍中含恨写出了自己的最新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1976年1月，失业诗人郭小川含着悲痛无比的心情，一气创作了哀悼周恩来的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10月，一向关注政治形势变化但远在中原的郭小川，虽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最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10月13日，他刚抵达安阳招待所，就获悉了“四人帮”被捕的特大喜讯。他朝思暮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其内心深处随即充满了激动兴奋之情。

18日夜，天天心潮澎湃的待业诗人郭小川躺在招待所床上，习惯地抽着香烟养神。因久久不能入眠，就按惯例服用了安眠药。不一会儿，他就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夹在手上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著名红色大诗人郭小川，很快就被无情的烟雾夺去了生命，终年57岁。

“文革”遭遇极左势力迫害期间，初心不改的红色诗人郭小川同志在湖北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恶劣环境与凄风苦雨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在经历了劳动、批斗及学习等诸多的磨难后，他依然无怨无悔地写出了多首激昂慷慨的政治抒情诗，笔者照录大诗人当年的一首颇具代表性的革命诗作如下：

“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的思想果实，同我们的谷粒一样/一天天长熟”。

“磨快刀刃吧，要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跟上工农兵的队伍吧，用金笔剥开暗藏敌人的花色皮层”。

“走在五·七路上/就像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畅泳”。

大诗人的儿子在“文革”结束后回忆：“父亲自“反右倾”运动后，除了检查、交代、汇报和认罪书外，几乎就没再写过什么作品了”。诗人在艰难的劳动改造期间写下的一首首革命诗歌无疑是自己另一种形式的思想汇报，以此表达希望重返革命文艺战线的强烈愿望。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