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早年特别“爱闹”的“七君子”史良
七君子合影，左一王造时教授，左二为史良律师
史良，字存初，1900-1985，出生于江苏常州一知识分子家庭，中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律师、社会活动家及女权运动先驱。
19岁女青年史良在就读常州女子师范学校期间，就当上了“常州三校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兼评议部长”，全身心地参与五·四爱国运动。她带着大群同学找校长据理力争，闹到教育局，又闹到了县政府，一直闹到学校重新复学才罢休。一场场活动闹下来，她在当时常州的学校范围内成了名声显赫的领军人物。她率领同学们去县政府“请愿”过程中还大胆掀翻了县长的办公桌，事后她还不无骄傲地自称：“我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
1922年史良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准备通过学习法律来提高自己与社会抗争的能力。1925年，爱闹的她因组织和参与“五卅”反日群众运动而被拘押一天，经当时的资深法学家、颇欣赏其能力的董康教授出面斡旋获释，并转入董新刚刚创办的上海法科大学继续学习（董校长后来沦为大汉奸，曾担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国府委员，1947年病故于狱中）。
1936年11月，她因参与策划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员赴首都南京请愿而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及王造时等六领导人一起被捕并羁押于苏州的省高院看守所，终于闹成了大名鼎鼎的“七君子”之一（“国母”宋庆龄与辛亥革命元老何香凝及学者胡愈之等大文人甚至还带着行李及梳洗用品赴看守所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毛泽东也为此称赞她是“中国女中豪杰”）。1949年她成为新政权的首任司法部长，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两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等重要职务。
1931年（民国20年）史良自己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还兼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其间还加入了中共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并任该会特聘律师；任期内与在法租界巡捕房任翻译的男朋友秘密联手办理了营救邓中夏、任白戈、熊瑾玎及方知达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的案件。
1949年，“爱闹”的史良与民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楚图南及费孝通等民盟大佬出席了全国政协的第一届会议；张澜同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史良及胡愈之等人则分别出任政府的部长。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民盟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方针。该方针在1956年9月15日的中共八大上被正式确认。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以章伯钧及罗隆基为代表的在“整风运动”中对党提出过批评意见的民盟成员都被划为了“右派”（包括多个省民盟主委在内）。这些盟领导人后来大都被降职；民盟从此一蹶不振。在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召开之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又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与《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把民盟内部全体的思想改造合理化制度化，这也是民盟的一大转折点，此后民盟就很难再对当时重大的政策方针提出不同意见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就越有利益。”。
6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向“右派”反攻的号角。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司法部部长史良愤怒地发言，严正指出储安平的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在发言中还将章伯钧6月6日晚间作客她家中所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之言，一字不落地给全部披露了。
在新中国开展的“三反五反”及“镇反肃反”等运动中，法学家史良似乎也有过“小闹”言论了一番，以下引用其故乡常州民盟市委在她诞辰120周年纪念宣传品中的一段追忆文字来表述史良在1949年之后的若干“小闹”：
她在坚定地维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积极配合各种政治运动，但同时又通过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镇反”存在着“宽大无边”错误倾向、“各级人民法院还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要做到“稳、准、狠三者不可偏废”和“改革整顿人民法院”等思路建议；尤其是在“反右”斗争中，她针对少数人提出的“共存条件”、“党天下”、“外行领导内行”及设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乃至“轮流坐庄”等观点，用摆事实讲道理充满辩证法的方式进行批判和阐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她还对在当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中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不够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堕落蜕化现象，提出了既深刻又和风细雨的批评，还仗义执言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轰轰烈烈期间没能逃过批斗抄家的法学家史良，在雨过天晴之后被及时恢复了副国级待遇，而没有彻底失去的“爱闹”性格也让她对以往亲历的政治运动做出了一些颇为深刻的反思，并在离世之前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史良自述》（1986年出版），以下摘选若干内容以飨读者：
· 反右扩大化伤害了一部分盟员和盟各级组织负责人，挫伤了知识分子和盟的各级组织的政治积极性，各级盟组织的有经验的领导成员在“反右”以后离开了领导岗位，影响了盟务的发展，严重损害了民盟在社会上的声誉及影响；“章罗联盟”在组织上是不存在的，各级组织的所谓“章罗联盟分店”更是没有根据的。
· 1948年，史良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主富农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史良认为，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谈不上解放。妇女权益的实现必须要有法律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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