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叹纳粹德国如火如荼的告密狂潮
1933年，纳粹大恶魔阿道夫·希特勒通过选举夺得总理职位后，通过轰轰烈烈地大建大造公路、铁路、机场、水库大坝、廉价小汽车及廉价收音机，再加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及扩军备战，迅速扭转了德国在一战失败投降后长期存在的严重经济低迷及失业状况，GDP飞速增长，含辛茹苦十多年的德国人民也因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和国家的日益强大而欢呼雀跃，亢奋不已，元首希特勒很快就升级成了德意志民族及全体德国人民眼中心中的“救世主”。
希特勒全面窃取了国家统治权、改称“德意志第三帝国”后，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德国人民，迅速设立了纳粹党及帝国政府麾下的大量舆论及思想控制机构，其中知名者如隶属纳粹党的“全国宣传指导处”（戈培尔负责）、“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阿罗森贝格负责）、“新闻办公室”（奥托·迪特里希负责），隶属于帝国政府的有“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负责）、半官方的“德国文化总会”（戈培尔负责）及帝国政府控股的“德国广播公司”；由纳粹党控制的报纸也由1933年的120家迅速扩张到1937年的231家（非纳粹党的报刊杂志也统一由纳粹党控制发行权）。
大恶魔希特勒为了更有力地维持第三帝国政权的稳定，还授意完全由纳粹党控制的“帝国议会”，制定并颁布了倡导鼓励“告密”行为的《禁止恶意攻击国家与党及保护党的统一法》，该法第二条规定，“任何公开发表恶意或煽动性言论反对民族及民族主义德国工人党领导人物，或者发表之言论透露他们府邸之位置或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与建立的制度，及其他性质上削弱人民对政治领袖人物的信任者，应判处监禁。虽未公开发表恶意言论，但当其意识到或应当意识这些言论有可能公开时，以公开言论论处”。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典型的德国法西斯独裁政权，纳粹党当然非常希望广大德国老百姓都积极参与告密活动，否则只靠党卫军、盖世太保及冲锋队无疑是很难对国民实现自上而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控制与监督，而借助“告密者”的参与还能既有效地节约统治成本，又能让底层社会人人自危，最终达到良好的“社会自我管理”效果。
但“告密”这种行为，在基督教文化氛围浓厚的西方世界，都被看成是非常可鄙的事情。所以，纳粹政权需要采取一些手段，让治下的老百姓都能“正义感”爆棚，当这种“正义感”击垮了他们心中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时，告密行为自然就会大规模且如雨后春笋般地发生。对此，纳粹还是颇有经验的。恶魔希特勒之所以能在1933年选举中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他利用了魏玛政府一系列的困境和失败，并对解决这些困难做出了高调的承诺。
所谓“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要考虑自我的奋斗，当然也要考虑历史的行程”，时运给恶魔希特勒一个机会解决了失业问题和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准，纳粹在这样的好时机中巧妙地把一系列强制性的手段参杂在其中，老百姓都只看到了辉煌的发展“成果”，因此在告密的第一阶段中，相当数量的德国老百姓也都认同了纳粹推出的强制性暴力理论——只有清除诸如犹太人这种日耳曼人的共同敌人，才能捍卫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健康和纯洁。
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老百姓通过纳粹精心设计实施的反犹宣传，开始知道“如果一个人是犹太人或者犯下了纳粹规定的“罪行”，那是要被送进集中营的。但在纳粹喋喋不休的宣传中，则充分显示集中营并非什么恐怖的杀人魔窟而是美丽的花园工厂，关押在那里的“犯人”通过“劳动改造，能够获得新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就是“劳动创造自由”）；至于犹太人与吉普赛人，本来就是“劣等民族”，把他们全部送进集中营，系“为民除害”好措施。
纳粹炮制的“雅利安至上”种族主义理论也长期在德国老百姓中拥有很大的市场，再加上纳粹不厌其烦宣传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以及“德国的敌人遍布世界”理论，貌似朴素“爱国”热情的很快就在尚未开始吃“人造肉、人造奶油、人造糖、穿马皮鞋”的德国民众中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很多老百姓都自认为自己“觉醒了”，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就抛弃了长期遵循的传统基督教伦理道德，一旦发现周围有犹太人，或有任何反对纳粹的行为，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盖世太保机构告密。很多“告密者”甚至还骄傲地宣称“告密”就是爱国。
在大恶魔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中，德国民众的“人性之恶”被疯狂的纳粹政权一点一点地释放了出来。于是，邪恶无比的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竟然可以长期得到大量普通德国人积极主动的配合，为纳粹创造出了一个秘密警察布下天罗地网的可怕“神话”。许多老百姓都会主动给盖世太保提供情报，揭发自己的邻居是犹太人，或举报自己的邻居有反纳粹言行企图。而在自觉的“告密者”中，妇女和小孩竟然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告密者”所举报的敌人范围也十分广泛，除有反纳粹言论行为者外，还包括“离经叛道的基督徒、伤风败俗的同性恋者、玷污日耳曼精神者、收听敌台者、传播“谣言”者及动摇民心者。
大恶魔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中，纳粹能够做到对德国民众控制的如此严厉，在其统治期间，甚至当“境外势力”打进国门时，都没有发生成规模的反抗，这套设计精巧的“告密制度”无疑功不可没。战后解密的历史资料显示，由盖世太保自己掌握线索并侦破的反纳粹案件仅占案件总数量的不足10%，而90%以上的“案件”都归之于“告密者”的功劳。因此后来有人评论，德国纳粹政权完全是被“境外势力”而非德国人所消灭。
战后解密的纳粹档案资料显示，发生在德国的大量告密事件，其实大多数也并非 “为了德意志，为了元首，为了最终胜利”之类的冠冕堂皇政治原因，出于个人私欲、贪婪、报复、嫉妒甚至平庸等动机而发生的“告密”事件也难计其数（据说占“告密案”的75%）。很多“革命者”是为了独占一间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或为性爱而陷害情敌。典型案例如，一个丈夫为了跟犹太妻子离婚，与妹妹一起向盖世太保告密，这位妻子最终被投入集中营，并死在那里。其中也不乏肆意夸大情节，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比如邻居早上跟他打招呼说“早上好”而不是“希特勒万岁”，很可能就要被举报给盖世太保，有不少人还因此莫名其妙地就惹上了大麻烦。
盖世太保对告密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哪怕举报人是在编造事实，也不会受到惩罚。毕竟，德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必须被保护，否则就没人帮他们干活了。这次告密错了不要紧，只要能坚持发现并及时检举揭发“敌人”，就还是元首领导下的德国模范公民。
在整个战争期间，盖世太保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案件，其中最多的一种案件是“收听敌台案”，而收听敌台案的绝大部分都是出自普通德国人的主动“检举举”，许多“革命者”对自己身边的亲友、邻里或同事的检举也绝不手软。
在战后审理的著名“告密者案件”中，一名趁士兵丈夫在外服役期间与人偷情的妻子，丈夫出差期间回家短暂居住期间，对其妻说了一点“负面言论”，其妻为了与情人终生厮守，就将其丈夫的行为举报给了党卫军安全部门，丈夫随即被捕并被判死刑。因部队兵员严重不足，被判死刑的他被送回部队戴罪立功，而他竟然侥幸地活到了战争结束。
德国人其实是知道告密后果的严重性，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告密在战争的最后时期愈演愈烈。这样的风气甚至蔓延到了德国军队里。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有三万到四万德国国防军官兵，可能仅仅就是抱怨了几句，结果被战友或亲友告密，因此被处以极刑。
在德军所侵的占国家和地区中，“告密”情况也持续地活跃。1939年德军占领波兰后直到解放，波兰人或德国人只是因为相互发生性关系就被视为为“种族污染”，犯事儿的要被公开处决。即使如此，“告密者”仍然没有丝毫踌躇，甚至扩大了打击范围，不但禁止德国和波兰的男男女女发生关系，德国人和波兰人哪怕谈话聊天，都会被当作不正常的事情给报告上去。
战后，原德国一分为二地分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及德意志民族共和国（东德），西德人对纳粹统治期间的恶行反思得认真深刻，认为告密无论如何不能被鼓励，如果一个社会跟纳粹德国一样鼓励告密，它一定会带来公民道德水平的直线下降，而这样的道德缺陷，可能经过几代人都未必能完全修复。而加入华约集团的东德却悄悄保留了可怕的告密制度，在其最大情报机构“斯塔奇”的档案库中留下了数量惊人的“告密者”资料，其中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同事及朋友互相监视告密的情况大量存在，“斯塔奇”还创下了“1700万人口拥有特工10余万人”和“每6.5人中即有1名告密者”的尴尬世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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