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又招来八国联军的民国悍匪—孙美瑶

1923年5月，在北洋政府势单力薄、华夏东西南北中均处于军阀割据的中国，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恶性事件，有“民国第一悍匪”之称的山东省大土匪孙美瑶率部悍然在山东临城炸翻了行驶在京浦铁路上的客车，恣意劫掠车上财物并掳走8个国家的洋人39名及中国旅客200余名为人质，向政府开出天价“赎票”条件，此暴恐行为险些又招来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

孙美瑶，生于1898年，因在家排行老五,乡间称其为孙老五；山东省枣庄市北庄镇(今山亭凫城镇)白庄村人。孙氏系当地有颇有声望的富家大户，其胞兄孙美珠，系清末秀才，属于当地的知名知识分子。

1918年，孙美珠等联络地方武装和各路“竿子”，模仿当年的梁山伯英雄汉，筑寨于鲁西南山区的抱犊崮，与其族叔孙桂枝分别担任大寨主及老寨主。周边苏、鲁、豫、皖四省十余县饥民均投靠其旗下，鼎盛时期拥众超过了万人。不甘小打小闹的孙美珠等人于1920年春，正式组成了“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珠任“五路联军总司令”。

1922年7月15日，在与北洋政府镇讨军在西集的一次遭遇战中，孙美珠为官军所杀后，孙美瑶被推举为总司令。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剿灭“山东建国自治军”，委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统辖山东第5、第6混成旅和20旅、老5师等各部军队，对抱犊崮山区继续进行大规模围剿。

1923年4月间，山寨中水粮俱绝，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在这危难情况下，“自治军”为死里求生，经其军师章某策划后，决定由匪首孙美瑶率领一批骨干力量突出重围，在津浦铁路上拦劫常有英美法德等国家来华人员乘坐的特别快车，劫掠“洋人”，以便对北洋政府进行要挟，撤退围剿官兵。

孙美瑶等根据在上海、南京等地所设联络站提供的情报，获知由南京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乘有“西客”，于是他们便乘路警都去韩庄警务段段长张文通处祝寿之际，在沙沟与临城间的姬庄附近，将铁轨拆除了一段。1923年5月6日，震惊全球的“临城劫车案”发生了。

5月6日凌晨2点半，津浦路北行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司机发现前方铁路边有异常情况，紧急煞车后，机车、邮车及三等客车一齐出轨侧翻。在一阵枪声后随即就出现了千余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拥围住列车，并跃进卧铺车厢，疯狂劫掠财物，绑架乘客。

该次列车上载有去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外国旅客及中国政府官员多名。除英侨罗斯门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开枪杀害外，被绑架的外国旅客共39人（《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也在其内）以及中国旅客200余人。

凶讯公布后，北京政府可吓坏了，各国驻华公使怕伤了自家人的性命，坚决反对使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尽快拿出解决办法。5月7日与8日两天，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积极呼吁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的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增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

被掳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犊崮山寨中关押。抱犊崮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任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都变成了兵。张敬尧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成了匪，加上张勋及张文生“复辟帝制”政变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也大部流散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

孙美瑶劫车劫财再劫得人质后，便按照其族叔兼“参谋长”孙桂枝的主意，先释放四名外国女人质，同时让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一是围山官兵迅速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并委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迅速补充军火粮水。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劝告政府军切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由于驻京外交使团坚决主张派人与绑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的生命，所以自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及徐州各地赶到枣庄来和孙美瑶谈判的军政大员及洋人代表，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及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可谓冠盖云集。此外，各国驻济南领事馆、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与峄县的士绅代表也络绎而至。

大首领孙美瑶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如此之大，不免有些慌张，手下的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纷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了政府惧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幸亏有“参谋长”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在与政府谈判过程中，不许匪徒虐待或杀戮“中外肉票”，甚至还允许外国“肉票”接收亲属送来的食品及信件，习惯幕后操纵的他才是匪方的真正首领。

官匪开始进行谈判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等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停人。而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前督军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或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同年5月15日，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开始第一次正式谈判，官方代表为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三项条件：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外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又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及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谈判成功后，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总统立即致电嘉奖吴、熊二人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及王承斌等也有致电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官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之前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寨粮食后，他与山中诸首领合议之后，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官匪和约。孙美瑶使出如此一招后，果然令北京外交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竭力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让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官匪继续进行谈判，匪方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更苛刻，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与峄县为他们的驻屯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由六国提供保证等。匪方条件越提越苛，官匪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谈不拢，1923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还赴保定觐见曹锟，坚决主张改抚为剿（他已看出山中的土匪实际上外强中干，采取“明剿暗抚”办法可逼土匪放弃苛刻条件）；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外泄后，立即引起了外交使团的担心，随即表示强烈反对。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

为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用绳索吊上陡峭山顶上的洞穴内，与几十名已被绑票数年、无人来赎、在此等死的中国“废票”关在一起，其中包括63岁的英国旅游者斯密士。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后也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二、收编匪军1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则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囚山顶的西俘三人接了下来，并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坚决放弃去“胡子督军”张作霖治下的东北旅行计划，提前回国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又会把条件推翻。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他负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去。

徐海镇守使陈调元

最后撮合官匪谈判成功的却是原本无大名气的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因绑票案久拖不决，受曹锟委托的齐燮元才派了这员惯于与土匪打交道、也懂得他们心理的大将去。经田中玉督军与孙美瑶首领同意后，有两个旅军队做后盾的陈调元便带着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当天就与众匪首吃吃喝喝，谈笑风生，毫无短期离开之意，甚至还为孙美瑶诊察病情，如同亲密兄弟一般。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肉票和6张华人肉票送下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之后，陈调元还下令让自己的两个卫兵及田中玉派的旅长吴长垣的卫兵，缴出随身的武器给孙美瑶保管；而陈调元上山时，官方还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孙美瑶对谈判的态度因此而出现了大幅改变。此时，双方已结束了完全对立对抗，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即将烟消云散了。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师长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匪徒，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8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之后，山东督军田中玉也因处理绑票案及剿匪不力而被撤职。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11旅，孙美瑶当上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任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该旅的驻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后，却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曹锟为了彻底消灭孙美瑶部，于12月19日通过新任山东督理郑士琦；指使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摆下“鸿门宴”，将孙美瑶诱至席上，随即以“怙恶不悛”、“野性难驯”及“抗命不遵”等罪名，将孙美瑶杀死。其麾下军队则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但孙美瑶匪帮的幕后操纵人孙桂枝却侥幸逃脱了，他带着一批残部，在鲁南山长期区流窜，官府始终也未能将其彻底剿灭。

匪首孙美瑶死后，有人认为他罪该万死，也有人指责北洋政府背信弃义；还有一些大名鼎鼎的革命者对其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鲁  迅：“孙美瑶是抱犊崮的英雄豪杰”。

冰  心：“孙美瑶在抱犊崮的行动是一种是英雄行为”。

瞿秋白：“孙美瑶的行动是对野蛮列强的坚决打击，只有颠覆了军阀，颠覆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才能有文明”。

1926年，有毛泽东和李维汉等革命领导者参加，由中共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称孙美瑶的“农民军”是革命团体，称“他们的行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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