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国事家事

2018年9月，笔者偕朋友驱车由泸州冒雨去宜宾市南溪县探访了大名鼎鼎且自己心仪已久的“抗战流亡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的李庄镇。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战时办公大杂院的门道墙壁上看到了一排当年赫赫有名的知名大学者的照片及文字简介，其中自己早已知晓或略微熟悉的民国杰出人物有所长傅斯年、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及梁思永等先生。

李济先生是中国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还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他一生从事考古，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其1977年的最后一部作品就题为《安阳》），但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考古学之父”却在大陆彻底失踪了。

李济骑驴做田野考察

李济，字济之，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湖北省钟祥市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被清华学堂选送赴美国留学，读完预科后就读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教授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教授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5年留学期间，李济先后获得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及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

1923年，李济先生回国后，最初在天津南开大学做了两年教授。之后清华学堂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及赵元任四位大师为教授，因李济资历稍浅，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只获聘“特约讲师”，但月薪却达400元鹰洋，并配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间，待遇和工作条件与四教授不相上下。1924年，他就开始了艰辛万分的田野考古研究工作。

由于他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因此归国后人们就习惯性地称他为“Dr.李”（李博士）。据说他父亲有一阵还给自己起了别号“博父”，在其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有炫耀儿子的意思，更显示老父的尊严。

1928年是李济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他获聘第一届院士，并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李济先生虽是人类学博士，但他一生致力的主要事业却是考古。按他自己晚年的说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人类学家转为考古学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后来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同时也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选择他领导考古组的最重要原因，他需要一个受过西方田野工作训练的人。

傅斯年所长为史语所制定了工作计划，一开始就决定了两件事：一、成立一个组，以“考古学”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新工具；二、以发掘安阳殷墟作为这个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地。他想知道刻有象形文字的甲骨是否仍然存在。

1928年的第一次试掘证实了这一点。但这次试掘考古与盗墓相差无几，就地往下掘坑，只顾捡拾甲骨，其余一概不管。李济从第二次开始领导了发掘工作后，他的名字就跟殷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许多年后，殷墟发掘在中国社科院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高居榜首。

安阳的洹上村是袁世凯当年失意后退居赋闲的地方，考古组抵达那里时其遗产已被政府没收了。他们就在他家中办公。李济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像这样幸运过。”

从1928年起，李济与同仁及学生们在小屯、后冈与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在殷墟这所大学校中，李济和后来加入的中国第一个读正规考古专业的学者梁思永（梁启超之子）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的同事及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大陆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和台湾史语所所长高去寻。一个时期内两岸考古界几乎所有领军级人物的发掘与研究都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中国的信史得以上推了数百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埋头奋战了近7年，发掘进行到了第11次后，他们才正式领到了官方的“第一号采掘古物”执照。

第15次发掘结束后十余天，“七·七事变”爆发了，李济随即投入到史语所和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组的迁移工作。赴长沙，转昆明，再迁李庄，他们都带着珍贵的国宝—殷墟文物、图书资料、仪器器材、档案及标本。由于医疗条件极差，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鹤徵与凤徵，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殁。经历了丧女之痛，李济陷入消沉。1942年初，他致信傅斯年，想辞去行政职务，专心研究：“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不自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今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傅斯年所长勉励他为了对得起此生，还要做一些大工作。

抗战结束后回到南京，李济以为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几年后，他又面临一次更重要的大迁移。

随着国共之争的战线不断南移，1948年底，南京已是风声鹤唳。11月，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南京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先生受命参与押运。在他看来，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都无所谓。几年前俄国人打进长春时，溥仪带去的故宫国宝大部被劫掠一空，他认为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所以，文物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成了他的坚定信念。但这种近似“没有立场”的态度，却为他招来了一些责骂之声，其中有不少还来自昔日的师友同仁。

李济先生把即将搬家的决定告诉儿子李光谟：“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因为李济的工作太忙，儿子李光谟跟着祖父完成了启蒙教育。“父亲好像没怎么管过我，平常他一回家就扎到书房去了，有时候还带着没做完的工作继续干，有时候就独自看书。我这辈子跟父亲说过什么话我都记不太清楚，次数太少了。”因此也就不太亲近。”

1947年他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家里不是很知道”。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他憧憬着民主和自由，觉得共产党带领民众走的路是对的。但他不清楚像父亲这样的人该归在哪一类，自己应不应该反对他们。这阵子他正请了假在家养病。犹豫再三后，他跟着父亲去了台湾，一家人借住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里。

父亲想了许多办法打算让他进台大。当时傅斯年还没担任校长，台大说从外校转来的，年级要降两级，还要补一年的日语。同济的课程原本只剩最后两年，因此他决定还是返回上海去继续完成学业。1949年2月22日他离开台湾时，母亲送他到了码头，父亲头天晚上就说不来送了，李光谟就提前跟老爸道了别。当时，基隆和上海每天都有客船往返。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提出了“划江而治”方案，许多人都相信和谈能够成功。李光谟当时还想着暑假就可以回台湾的家，但回到上海不久后，他就发现情势变得太快。

两个月后入台开始受限。父母一天一封电报催他回家，五六月份，他收到母亲来信，让他回台湾商量出国留学的事，同时寄来的还有买好的机票。当时一般人根本买不到票，李济找傅斯年，傅斯年想了很多办法才弄到了一张。见到机票，已经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的李光谟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原样寄回了台湾。他回信告知父母，自己决定留下来，“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以后“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他也认为，同志们对他的归来，还是欢迎的，因此应该经得起考验。

几年之后，李济在香港碰到平时代其转交学费生活费的朋友女儿。她告诉李济，“李大哥去北京了，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李济问道，“他在哪家医院工作？”让儿子学医是李济的心愿，他认为医学能探索人本身的奥秘，也是研究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但李光谟却没有遵从他的意愿。他考入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后转学俄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服从组织安排，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

李光谟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从此与新政权连在了一起，但有时内心也会隐隐生出不安，或许是因为自己走的路，与父亲的愿景相去太远了。但他也一直认为并在各类交代、总结或报告中都没有批评父亲，甚至还认定“父亲一辈子都很正派，专搞学术，不懂政治”（李济家中无一古董文物，因为他坚持考古工作者不能搞收藏的理念）。从此，父母只能靠香港的朋友辗转与儿子通信。

自1950年开始，李济先生的名字逐渐地销声匿迹了，偶一出现也是在“思想改造”、“批胡适”及“拔白旗”等运动中作为反面人物被提起。他主持的殷墟发掘功绩当年也曾出现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改版后就只剩下了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

去台湾后的李济先生因考古学专业最初一度陷入低迷，只能任闲职于台大，直至1958年蒋介石亲召胡适先生回台重整中央研究院及相关研究所，已失去了“田野”的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李济先生也应邀在台湾大学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并任系主任达10年之久（考古大师董作宾移居香港后，李济还接任他的史语所所长之职），使训练职业考古学家的计划第一次列入到大学的专业发展计划中。胡适的重整台湾科研计划“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蒋梦麟语），使台湾学者在精神上感到了满足，也使国际学术界注意到了台湾的科研工作发展。4年后，胡适先生于任上阖然辞世后，李济先生还敬赠了一副译自英文诗歌的三句话挽联，以寄托对挚友的哀思缅怀：

明天就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李济夫妇与爱子李光谟远隔千山万水遥思十多年后，却因大陆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意外地于1960年代初在赴美讲学返台途中，在广东省珠海的一间茶楼中与自己朝思暮想的爱子李光谟见了一面，两代人共同进餐中，李济除了询问儿子媳妇及孙辈之类的家庭生活情况外，还络绎不绝问起昔日学术同仁及学生陶孟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与学生夏鼐和尹达等的个人情况。一家三口在海关再一次分别之前，老母亲还将一串香蕉送给了儿子，李光谟后来回忆，他当时已经多年没吃到过香蕉了。

据传大陆有关方面后来对昔日大名鼎鼎的“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大师还是颇寄厚望的，后来也放弃了1959年对其“批判围剿”态度，因此直到1970年代，中国考古学会还空下3个理事位置预留给“台湾考古学界”。但李济先生因各种原因，在珠海与儿子见面之前的洽商过程中就婉转谢绝了有关方面递上的橄榄枝，只同意在珠海安排与爱子短暂相会。最终，最初继承李济先生学问衣钵的还是他从大陆带到台湾、后赴美攻读考古学再返回台湾效力的次子李光周；后来又加上了他赴英攻读考古学的外孙——李光谟的孩子。

后来，自1949年大学时代就走上革命道路的李光谟为了纪念、缅怀和弘扬自己的父亲，还自己或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济学术随笔》、《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及《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等多部书籍。

对这位公认的“中国考古学之父”，连台湾目空一切的文化狂人李敖，竟然也破例称李济先生是“最后一位迷人的学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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