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议“城市人满为患”的真实性

下图为美国大城市拉斯维加斯鸟瞰图

数年前，北京市有关部门曾经为爆满的人口伤透了脑筋，又是在远郊区甚至邻近的河北省境内建设“商务经济中心”、“行政事务中心”、“教育中心”及“大企业总部中心”；北京市政府还以身作则地搬去了远郊新政务中心，让出了繁华的台基厂大院；之后，又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疏散迁移那些不必要的闲杂人员离开拥堵无比的闹市区。尽管采取了如此之多的创新办法，北京与上海及广州三大城市仍然还是无法彻底解决“人满为患”的大难题。

笔者通过大量的阅读调研，发现所谓的“大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其实只是因某些经济学家及地方政府无视城市中心区域内设有“大量吸引人的重要机构致使民众趋之若鹜进城”这一事实，却热衷把玩行政权力而频频使用的一块美丽面纱。近十年来国内多个大城市的政府都频频发出了“外来人口激增，严重影响了地方资源配置和城市治理秩序”的可怕警报；与此同时还凭借此这美丽“面纱”的掩护，先后抛出了专项治理城市移民的“驱盲流”、“收费暂住”、“购房纳税积分入户口”、“限制外来者购房”、“交费择校”、“取缔民工子弟学校”、“暂住者子女回原籍地参加中考高考”、“天价竞拍车牌”和“迁500万居民出京”等大量光怪陆离的治理妙招，2014年竟然还曝出了某教授精心炮制的“考试入京籍”锦囊妙计。

其实，根据现代经济学与社会学原理，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劳动力与资本及自然资源一样，都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长期俗称的“人财物”还将人列在了首位），在人类延续至今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和人口的调节主要受制于真实的市场需求而非行政手段”的科学规律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出现任何颠覆性的改变。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平心教授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生产力发展并非完全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会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善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自行增值论”，此理论在当时虽遭到了主旋律的猛烈批判，但以后在欧、美、日本这些生产关系基本不会大改大变国家中发生的生产力随高新科学技术发展而大幅腾飞的事实，则充分证明了李教授前瞻性判断的高度准确性。

例如美国西部闻名全球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就是一座建造在戈壁沙漠上的城市，其“土地沙化严重、四周环山及炎热”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理论上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生存的，但它依靠博彩业、旅游业及娱乐业，更因为它的开放胸怀，后来却成了拥有190万人口的现代大都市，每年都能引去数以亿计的旅客和赌客，若干年前还荣获了“全球最具人气城市”桂冠，每年全球前往观光消费者不计其数。

在美国这个“政府既无权强制国民迁居某地，同样也无权禁止国民自由进入或迁出某城”的国家，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由荒而盛，与昔日因汽车产业而繁荣兴旺的大底特律市则由盛而衰在二三十年前就基本破产的历史事实，足以充分证明了经济规律对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又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印度的孟买，都是全球闻名遐迩的超级大城市，因为政府的无权禁止，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城市范围不断扩大，贫民窟占据了大片的土地；无力全面解决新市民住房的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中央政府和中产阶级市民被迫外迁或搬迁远郊；而贫民区的市政建设、卫生、教育和福利之类的事也只能任由民间和社会力量担负主要责任了。近一百年来，两座超级大城市虽然也屡屡出现了不少负面问题，但至今也没有出现“限制户口”政策，更没有出现什么彻底崩溃的迹象。

至于当年的民国首都南京和远东最大自由港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国人就更应该耳熟能详了。因为城市发展与扩大的需要，也因为不受户口户籍的限制，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量安徽人、苏北人、浙江人及北方人纷纷拖家带口移居到这两个原本面积都非常有限的城市，外来者（自由移民）在市郊或闹市的角落或无主空地上搭窝棚、建陋室、租亭子间，安家劳作，种瓜种菜养鸡养猪，兽力车夫甚至还在陋室门前养骡子养马，逐渐繁荣了经济，城市也在自然渐进地一天天扩大繁华，而当时的国民政府自始至终也没有发布过什么“人满为患、必须限入禁入”的训令。

根据国外2011年世界各城市集聚体调查的数据显示，与城市拥挤度更相关的是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而非所在国的人口。所在国的人口少一半，拥挤度会低6%，但所在国的人均GDP提高20%，拥挤度则会低7%。亦即，对于大城市拥挤度而言，全国人口减少一半所对应的结果差异，还不及全社会两到三年的经济增长。

在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中，中国早已惊呼“人满为患”多年的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密度分别处于第114和139位，仅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北上广”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东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和香港等超级大城市至今也还没有发布过“城市人满为患，必须控制外来人口进入”的“人灾警报”，最明显的限制措施也只是逐渐体现在“准入签证”的松紧上。

在2010年《美国外交政策》评选出的“世界五大交通拥堵城市”中，拥堵系数排名第139位的北京却名列版首，但与国际上其他拥堵城市相比，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又绝对不能名列前茅（2010年左右，日本东京的汽车数量就达到了400万辆，超过了当时的北京）。该评选也因此得出结论：城市的拥堵与城市交通布局和管理存在着更多的关系，最能反映问题的数据是，北京和纽约市辖区面积内的道路占比分别为7%和25%。

再看一组试图以行政手段控制城市人口却徒劳无功的典型数据：

1983年《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发展规划方案》提出把2000年的北京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左右，1986年已到达1000万；《规划（1991~2001）》要求2010年把北京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2000年“五普”时人口已达1382万；《规划（2004~2020）》要求到2020年把北京人口控制在1800万，而2012年其人口就已超过了2000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已超过了800万）。

城市的形成及扩大之路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非政府硬邦邦的行政之手，这一理论估计任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不会提出异议，因为欧洲的乡村-城镇-城邦之路、美国的村庄-市镇-邦（州）之路，再加上民国期间自然渐进的城市扩张之路，其实早已在实践上为此理念提供了充分科学的证明。

综上所述，仅仅依靠政府的一厢情愿、强大的行政权力、雄心勃勃的政府政策规划和高度集权式的资源配置手段，就算勉强建成或实现了什么“超级国际化大都市”、“超级大都市圈”或“高比例城镇化率”，其果实很可能也是苦涩的、畸形的、甚至是后患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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