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重臣竟然都在欺骗朝廷

随着历史档案资料的不断解密传播，发生于满清后期的许多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真实情况也不断地被抹去了厚重的历史尘埃，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世人的眼中，笔者认为其中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有下述两件：一、当年清军的武器装备情况；二、当年大清文武重臣及部分封疆大吏对朝廷的忠诚情况。具体史实且听笔者慢慢述说如下。

当年大清帝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情况绝非“大刀、长矛、弓箭、乌筒加抬枪”那般落后。满清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惨败于英夷之后，尤其是在洪秀全集团横扫半个中国、对大清政权产生巨大威胁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倡导“以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以促强军强国的思想理念便逐渐兴起，并一步步获得了咸丰、同治、慈禧及光绪等大领导的认可赞许。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向西夷国家“买枪买炮买弹药买军舰”热潮也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由于大清朝廷中的王公贵族及通过科举考试跃居高位的汉族重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基本还处在“盲人摸象”的极低水平，因此朝廷自然不会成立什么专门负责军备采购的“兵器部或军工部”，军需采购工作就只能根据各地区或战区的实际作战需要，托付给有与夷商贸易经验的东南、华南、华北沿海及华中地区的封疆大吏或军事集团（包括团练武装）的领袖来全权洽办了。

最早实施的“扩大军力”的中外合资项目当属李鸿章淮军与夷人华尔洋枪队的雇用合作，此合作项目当时也确实重创了活跃于华东地区的太平军。曾国藩及曾国荃的湘军及左宗棠的西征军自然也不甘落后，大量由夷国采购现代化武器装备，还秘密花重金聘请夷人担任军事顾问，指导军事训练。沿长江东进挥师包围太平天国京城天京（今南京）的湘军部队每抵达战场必先挖掘战壕的现象充分证明了当时的湘军已拥有了进口的新式武器装备，谁都能明白，官兵们如果带着传统冷兵器大刀、长矛与弓箭躺在战壕中应战无异于自杀行为。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858年之前，大清帝国已在大沽口及北塘修筑了炮台要塞，购置了新式大炮，而主持沿海防务的竟然还是那位以“骁勇善战，大胆下令扣押英法使团人员，后来又彻底歼灭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蒙古骑兵大帅僧格林沁。浑身是胆的僧王爷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亲自指挥大清炮兵取得了击沉击伤敌舰10艘，重伤英夷舰队司令何柏、毙伤敌军500余人的辉煌战绩，深受皇上青睐。至于1860年9月僧格林沁大帅指挥3万步骑兵及2万余后援军奋勇堵截8000英法联军，却在付出3000余人的伤亡后惨败于天津北部的张家湾和八里桥，只是他因丝毫不懂得夷军的战略战术及现代化武器使用知识，却异想天开地想与英法联军来一次大规模陆地作战的试验。

1885年，大师冯子材还指挥装备精良的大清军，在广西镇南关重创了装备同样精良的法兰西军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加快了采购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步伐，从夷国大量购买了如下的新式武器用以装备部队（其中有相当品种与当时英军正在使用的制式武器完全相同，甚至还略略超过了法军的武器装备）：

加特林机关枪、美国斯潘塞七连珠弹仓式步枪、连发步枪、线膛式步枪、诺顿菲尔特速射机关枪（排枪）、后膛式野战炮、圆锥形（带来福线）子弹。董福祥的甘军也配备了英军正在使用的马蒂尼·亨利步；而荣禄的武卫军和聂士成的武毅军均拥有百门以上的现代火炮及马克西姆机关枪、；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创办了大清国最大规模的兵工厂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克辛水冷式重机枪及火炮是其看家产品）；1875年亲率大清军西征剿杀新疆阿古柏叛武装的左宗棠大帅也是武器准备精良，为确保西征作战期间的枪炮弹药供应，左大帅还在西安创办了机器局，在甘肃兰州创办了制造局。到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帝国的海军已经拥有排水量7000吨的战舰2艘（定远号与镇远号），海军总吨位已名列亚洲第一；在天津大沽口、威海刘公岛、镇江金山、上海吴淞口、宁波镇海、厦门胡里山、广州及虎门等地均建有坚固的炮台。

上世纪老电影《神鞭》中数以百计大清军步兵手持大刀、长矛及盾牌勇敢无畏地向手端快枪列阵以待的英军发起一轮轮冲锋的场景估计是编剧导演自由想象中的产品。

在查阅旧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个特别怪异的情况，大清国后期的所有战区长官或封疆大吏在上奏朝廷汇报战绩时，都是积极渲染当地军民如何英勇，如何无畏及如何为帝国捐躯献身的事迹，但都不会提及自己拥有的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获胜的重要原因。细细分析之后，才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也梳理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这些重臣及封疆大吏其实长期都在婉转地欺骗朝廷和圣上，原因有二：

一、蒙古科尔沁骑兵战神僧格林沁王爷在八里桥一役几乎全军覆灭后，朝廷毫不留情地下诏罢免了这个犯了天大错误且已沦为空头司令的僧大帅，逼其赋闲在家，后来虽然又召其率兵赴两淮剿杀战斗力极强的捻军，最后还是落了个兵败命丧荒野的凄凉结局。

自太平天国之乱发生后，狙击、剿杀到最后平定其乱的大多是地方士绅豪族自组的团练乡勇武装，如湘军、淮军、桂军及鄂军，首领们既非满蒙贵族，也非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重臣或封疆大吏（曾国藩直到1860年才以汉人身份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些地方武装渐渐都演化成了待遇完全不同于满蒙八旗及绿营军，甚至自负盈亏的“地方利益集团”，作战中如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既能让其首领立即沦为“无兵之帅”，也会让他们掏出巨量的补偿及抚恤资金。

鉴于这一特殊的顾虑，这些利益集团只能不约而同地在私下执行一个惯例：在战场上尽量依靠先进武器装备，不冲锋，不肉搏，预计打不赢就撤退，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保存实力，因天高路远，也没有电台电话或手机，皇帝与朝廷也很难评估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期的朝鲜战役中，淮军系统的驻朝鲜最高指挥官就是个一有风吹草动就率部“一日跑百里”的典型人物。

二、这些敢于犯欺君之罪的大清重臣及封疆大吏其实都非常明白，假若如实秉报了先进武器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今后再向朝廷请求补充或增加田新式武器装备的难度自然就会很大了，与其如此，还不如大肆宣传是大清军民的忠君英勇才是克敌制胜的真正法宝，此举既十分迎合满足皇帝的自尊心，也能让皇帝老儿的英明正确得以最大程度的体现。

真的没有想到，平日对皇上圣君俯首跪拜、开口必称奴才的大清重臣及封疆大吏竟然还不动声色地在长期犯着欺君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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