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大明王朝为“海禁”编造的谎言

自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笔者就通过教科书、少年报及连环画获悉了明朝前期曾经烧杀掳掠、臭名昭著的“日本倭寇”侵华历史，也知道了率官军英勇抗击并剿杀了大量“日本倭寇”侵略者的民族英雄总兵戚继光将军。近年来，随着历史资料的日益多样化，笔者又读到了一些理性解读明朝“倭寇侵华扰华”历史的文章与书籍，发现之前对“倭寇侵华”历史的叙述存在的问题多多，其中有大量的内容来源竟然还都来自大明王朝（包括满清一朝）的官史。目前对十四世纪初叶活跃于东南沿海及台湾海峡、后来又被历史教科书渲染的红红火火的日本“倭寇侵华扰华”，百度百科的词条迄今还是如此表述的：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及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在认真阅读比对了传统教科书与互联网自媒体对“日本倭寇”历史的各自表述后，发现存在两个必须读懂的问题，一是需要梳理清楚明王朝当年实行的“海禁”国策与“倭寇”或海盗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必须搞清楚当年那些“倭寇”或海盗的真实身份及犯罪动机。

在明王朝建政伊始就坚定不移强制推行“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明太祖朱元璋诏告天下的“寸板不许下海”敕令，是明朝在遏制中国人与海外进行商品贸易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及沿海渔民，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或捕鱼，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物品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也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宏伟远洋行动，但放开的只是南海、东南亚及东海诸番夷国的“朝贡贸易”，任何平民百姓仍被严禁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大大阻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直到1567年后隆庆皇帝年间明朝政府废弃了海禁国策，允许民间人士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直到明末海禁政策的废弛的数百年中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一度松弛，永乐后（洪熙—弘治）海禁政策再次强化，嘉靖年间（1522-1566年）海禁政策的高度强化，隆庆年间（1567-1572年）开放海禁及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明末海禁的废弛对明王朝的经济发展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洪武三年（1370），朝廷“罢太仓黄渡市舶司” ；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及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绝迹断。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及番货等。洪武三十年，朝廷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中国人下海通番。

为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这一错误国策的指引下，朝廷于洪武十九年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两里以内的居民和其他46岛上的居民和渔民全部迁至内陆。严厉的海禁在沿海地区激化了大量的官民矛盾冲突。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则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沿海商人及渔民除了起来进行抗争外，已无其他的选择。诚如顾炎武所云:“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 。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反抗手段，逃亡异地或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 。所以，海禁从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地方官吏因失去了税源，也对海禁阳奉阴违，甚至还出资入股走私团队）。许多老百姓也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 ；“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

嘉靖二年（1524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朝廷随后就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了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在朝廷严厉海禁国策的淫威下，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于是他们被迫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其间还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嘉靖年间，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安徽人），成为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36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明王朝对这些被称之为寇的武装走私集团不断进行军事打击，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各走私集团则联合起来或隐藏于山林或民间，或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帮助下啸聚而出击英勇反击官军，从而造成了嘉靖四十多年间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

在一篇题为《明朝最大的谎言》的自媒体文章中，作者根据对当年朝廷及官府档案史料的挖掘查索，还披露了大部分“倭寇”的组成人员。大明朝廷因为对这些无法无天的走私贩私刁民恨之入骨，故一概称之为“寇”（满清一朝皇帝因为也有同样的“海禁”嗜好，因此也称其为“寇”），因当年的走私集团中确实也有部分真正的日本武士或浪人参与其中或结伙驾舟从事往返中国大陆的走私贸易，大明朝廷出于猥琐的政治目的，故意将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所有走私者一概称之为“倭寇”，并恣意夸大其规模及危害性。

该文作者还在浙江及福建等地方督抚呈送朝廷的多份奏折中查到了多位所谓“倭寇头目”实为中国走私者的名单，还有大量实为中国人却身着“倭人”服饰、身佩持日人刀剑的敌情禀报。此外，作者还根据当时的渡海交通工具的水平，确认当时只能借助季风驾木舟航行的日本是绝对无法运送能与大明官军对抗的“倭寇”大军来到大陆（当时的日本国自己也正处在你死我活的“战国”时代），并指出“语言不通，道路不熟，食宿后勤困难”也会让登陆的倭寇大军寸步难行，遑论与明朝威武官军搏杀”。写到此，笔者又想起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作品《万历十五年》中的一段关于“日本倭寇”的叙述：一股七十余人的“倭寇”小分队竟然能长途跋涉从浙江海边一路杀到了南京南郊的秣陵古关，因该关口城墙高厚、兵强马壮，易守难攻，无奈的“倭寇”只能改道杀回了浙江海边。

因此当年所谓的“倭寇之乱”实际上是严禁民间海外贸易国策、切断平民百姓生路的必然结果，具有禁止与反禁止斗争的性质。“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甚至越打击越剧烈，迫使朝廷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物力，年年疲于应付，成了大明王朝长达近二百年的心头大患。

世宗嘉靖驾崩，穆宗隆庆继位，他因为充分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不久即开始大幅调整了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史称“隆庆开关”；不久福建巡抚涂泽民也上书朝廷“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

彻底废止了海禁国策后，长期危害大明王朝社会稳定的走私贩子、海盗团伙、“日本倭寇”、长期与“倭寇”沆瀣一气的刁民（当时称为“通倭者”）及地方渎职官吏很快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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