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人杰王芃生及国际问题研究所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极为重视情报工作的抗战最高统帅蒋介石，针对情报工作涉及领域广泛、信息搜集分析必须快捷、方式方法多种多样等特殊要求，迅速改组、扩编并新建了中统局、军统局、海军情报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密电检译所、侍从室机要组、侍从室第六组、交通部研究组及专事对日情报工作的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蒋委员长亲自任命当时大名鼎鼎的“日本通”王芃生担任责任重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有“湖南骡子”绰号（指其具有兼任性格与忍耐涵养习性）的王芃生欣然接受了任命。
王芃生，字大桢，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八步桥（现板杉镇）枫树塘村。幼入私塾受教，复入北乡完小；后入官办湖南瓷业学堂，免费学习瓷画，学成后入官办湖南瓷业公司任瓷画工人。稍积薪资后，又赴长沙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苦习军事。期间即加入了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入读民国陆军军需学校后因学业优良，颇受校长张叙忠将军赏识，推荐入日本帝国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学习。
在日本求学期间，对日本产生了极大兴趣，乃改学日语，日夜苦读，遍览日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及人文书籍，其间也阅读日本的各类禁书及著名史籍等。毕业后在日本军中实习，曾随日军考察队赴蒙古考察。回国后供职于军需部门。袁世凯称帝后，王芃生曾冒险参与刺袁然未果，乃赴程潜部护国军任职。不久他再赴日本陆军大学经济学部深造，回国后进入外交界。1922年29岁的他得以获中国代表团咨议身份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参与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的外交谈判。
王芃生曾五次赴日考察旅行，与日本军界、政界、经济界及文化界诸多要人成为至交。1926年旅日期间，受同乡何键之邀回国参加北伐，任35军少将参谋长、江右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宁汉合流后辞职。1928年又以私人身份赴日，舌战日本各派政客，游说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大获成功。他每次赴日，必大量购买日语书籍报刊，细细研读。或流连于图书馆，废寝忘食地阅读。
1928年东北易帜后，王芃生赴北平，欲投张汉卿麾下效力。1931年5月下旬，他根据对情势的综合分析，判断日军必武力侵华，极有可能于9月中旬动手，乃求见在北平养病之少帅，欲告知详情，奈左右力阻其见张。遂于7月南下见蒋委员长，告知日本将在东北衅滋事事，时蒋在南昌行营督导剿共事宜，其建议未获采信，他只能无奈返回北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芃生因忧愤成疾，住入北平德国医院。22日，张学良前往探视，欲揽其为助手，遭婉拒。其后他携妻钟贤英，任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前往日内瓦，在国际联盟会议上状告日本侵略行径，希望国联出面干预。
1935年受贺耀祖公使之邀，王芃生赴土耳其担任公使馆参事，半年后又受驻日大使蒋作宾之邀改任驻日大使馆参赞，得以进一步潜心研究日本问题。驻日期间，他广交日本各界朋友，秘密资助一些反战团体；还利用日本军队的内部矛盾，在少壮派军人中建了秘密情报网，其工作业绩深受继任大使许世英的赞赏。1936年12月他奉召回国述职。后再次赴日任职。1937年暮春，又奉召回国，暂居上海。时任外交部长张群知道他在日本及国内北平、南京及上海等地都有情报渠道，故要求他隐蔽身份，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5月15日他晋见蒋委员长，并提供了自己的调查研究结论，谓日本将于7月上旬在华北发动事变，以扩大侵华战争。蒋仍未采信。7月7日，果如其所料，“七·七”卢沟桥事变兀然发生。蒋乃命其组建情报机构，专事对日情报的搜集分析工作。
当年11月，王芃生向蒋建议，谓日本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必封锁我国出海口，因此宜早建设西南通道，以利抗战。蒋欣然采纳其建言，复任命其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将次长。1938年2月，他亲赴滇、缅、越及印度考察国际交通线建设事宜，并提前在沿线布置情报点。3月，勘定滇缅公路路线。4月，他在印度勘察中印公路时又奉召日夜兼程回国，向蒋委员长汇报印缅考察意见后，受命组建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中将所长并全权负责延揽聘请骨干人才（当时另一赫赫有名的“日本通”情报专家邵毓麟亦受聘担任兼职顾问），偕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及其他情报机构一起共同开展对日情报工作。
7月，武汉告急，王芃生率研究所人员及设备器材经湖南沅陵迁至陪都重庆中山四路渔村巷办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所初设五组三室，第一组组长洪松龄，第二组组长袁孟超，第三组组长罗坚白，机要组组长陈适生，总务组组长罗晓初，主任秘书龚德柏。各组组长均通晓日语，领少将衔（著名女钢琴家顾圣婴之父顾高地也服务于该所）。
研究所成立后，王芃生在全国各地搜罗高级情报人才，为其提供情报，亦通过各种途径，从日本收购日文书籍，报刊，安排专人收听日语广播，并抄录广播内容。当时国内恐日者甚众，“亡国论”及“投降论”甚嚣尘上。王芃生就时常从日本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自然资源及国际政治格局出发，撰写大量文章在报刊发表，批驳“亡国论”及“投降论”，谓我只要坚持抗战，日本必败。在政界军界及民间均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根据统一战线精神，他还将敌情研究成果抄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等中共机构。另给中共情报人员发放国研所的“工作派遣证”，以利他们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点和密谋电台，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人物原型，就是持有此“派遣证”的中共情报人员。
德意日签订轴心国同盟条约后，确定日本向西进攻苏联，与德国会师于中东。此举随即引起了苏联恐慌，乃派大批兵力屯驻西伯利亚，以防日本。王芃生根据自己对日本的精深研究，断定日本是个怕冷的民族，根本不会从西伯利亚进攻苏联，而一定会南下，进攻英美的殖民地。另外，日军进攻东南亚，会得到更多的战略资源，也可扼住中国的出海口，阻断中国的国际援助。此研究报告一出，中共就秘密提供给了苏联方面，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将驻扎西伯利亚的大批精锐部队调往东线，一心对付德国。
1941年5月中旬，王芃生根据该所一位专门收听柏林电台广播的秘密情报研究员提供的重要信息（该情报研究员与德国两家通讯社驻重庆分社的社长为好友，经常出席驻重庆德国人的聚会）判断出德国将在一个月内进攻苏联。他随即将此信息写成报告，急送侍从室转呈蒋委员长，此报告也经中共之手通报给了苏联，但斯大林大元帅不相信。6月22日，苏德战争果然爆发，苏联因无准备遭到了惨重损失。11月22日，王芃生又向蒋提出报告，称日本将在半月内发动对美战争，要蒋及时通报英美各国，但英美均不采信。同年12月7日，日军果真偷袭了珍珠港，同时还轰炸了威克岛、关岛、马尼拉及新加坡，造成了美英两国的重大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同时占领了香港、广州及海南岛，中国的国际出海口，无一幸免，大量援华物资只得转道缅甸仰光，从滇缅公路输华。
1941年12月，日军轰炸仰光港，意图切断中国最后的国际援助通道，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10万人出国作战，亦是通过滇缅公路奔赴战场。3月，英国政府要求与我国进行情报合作，在国研所内设立“顾问室”，11月底，王芃生奉命赴缅甸，专门处理中英缅间涉外战地事务。
从1944年开始，王芃生预先考虑到战争结束后的台湾重建，便物色大批台湾地区的抗日志士，参与对日情报工作，其中有连震东（连战之父）、蔡培火、黄朝琴、游弥坚、谢闵东及刘启光等。这批人后来均成了战后台湾的政治文化精英。连震东早年即研究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且颇有心得，来研究所后被任为第一组少将组长。蔡培火则隐藏于日本关东军中，未暴露中国人身份，他送情报途中在浙江某地被军统局人员抓获，在即将被处决时不得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军统特工不敢造次，于是迅速上报当局，核实后马上派专人将其送往重庆。蔡陪火后奉命潜入台湾，从事情报收集工作。
1945年春，王芃生在一份日本出版的文学刊物上，看到一篇散文，散文作者详细描绘了这个城市的公园里，原先一道铁栅栏被换成了木质栅栏，使公园的景色，别有了一番韵味。通过这篇散文，从而知道了日本的国力在迅速衰竭，又综合其他方面的情况，遂提出日本最晚将在该年秋冬战败的研究报告提交国府。
5月，王芃生的抗战论文集《时局论丛》结集出版，6月增订再版。8月，其词集《莫哀歌草》结集待梓，只可惜至今未正式出版。15日，日本投降，专事研究日本问题的研究所存废堪忧，裁撤机构、挂靠中央研究院、军统局或外交部等各种意见皆有，但王芃生表示日虽投降，然日人之心未死，须长久研究以防，希望能继续保留研究所。最终与上述院部的磋商谈判均无明确结果。蒋委员长嘱其赴华北，专门负责日侨遣散事宜兼处理情报人员安置事。因日夜四处奔忙。1946年5月初，一代谍海人杰王芃生先生因心脏和高血压卧病北平（为节省差旅费，身为中央大员的王芃生驻北平期间，不愿意住大酒店，而只住普通旅馆），病体尚未痊愈，又于16日乘飞机返南京述职，下飞机后即病发，紧急入住陆军总医院，17日不幸与世长辞了。病床上的他仍在牵挂着国研所之存废。
国民政府随即向王芃生发布了国家《褒扬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亲撰悼词，并派代表赴葬礼上恭读，数日后举行了由其好友邵毓麟主持的隆重葬礼，以国葬之哀荣落葬于南京紫金山小白龙山廖忡凯墓侧。其墓穴在“文革”中遭损严重，今已被列为“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时人谓王芃生“谋国刚勇，行见柔顺，学问渊博，眼光锐利，对敌伪间的谋划，无不洞察隐微，预见于先，应验于后，无不若合时节。蒋嘉其能，又用其明，但为他人所忌。”
1960年代，其生前众多好友、同事、同乡及民国高官，曾在台北召开纪念大会，与会者纷纷著文盛赞其在抗战中的卓越贡献，并结集编成《王芃生先生纪念集》，由民国元老赵恒惕题写书名。1990年代，政协株洲市文史委亦结集出版了王芃生在大陆的昔日同僚、好友及部属之纪念回忆文章，书名为《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李铎题书名。2005年，昔日国研所机要组少将组长兼机要科科长陈适生（王芃生之表哥）之子陈尔靖，在台湾编成了《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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