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才济济的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曾经存在着一个作用与能力巨大但却行事极为低调因此鲜为人知的机构，就是抗战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个人办事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抗战胜利后被撤销，部分职能部门与人员改名为总统府军务局）。根据“非常时期非常办法”的施政理论，战争时期的最高统帅如果依照正常程序，所有的军国大事倘若都必须通过党政军及议会等众多的部门机构进行研究审核讨论，所有重要公文与信息的上传下达都必须经历漫长的“旅行”后才能做出最终定论，争分夺秒的战争就很难指挥了。因此全面抗战开始后，蒋委员长根据修订后颁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相关规定，在1932年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辕基础上扩编成立了人事完备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地址位于重庆中山四路曾家岩附近的一条名为德安里的小巷中。
《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相关规定原文为：在委员长驻留时与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起传达；在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以资佐助。根据对新侍从室组织机构及所延揽的工作人员情况分析，侍从室其实就是最高统帅直接掌握的一个容纳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法律、文化、国际关系、情报分析、文告文书起草、中外语言及通讯精英人才且行动反应快捷的“超级大智库”。
侍从室最初分设一、二两个处（后增设了主管党务组织的第三处），第一处以军事业务为主，下设总务、军事参谋及警卫等三个组（警卫组下辖警卫股、特务股及警卫大队），第2组经常性地聘请十多名作战指挥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轮流担任高级参谋，专门处理前线军情及各战区的战报分析研究，主任先后由钱大钧、张治中、林蔚、贺耀祖及商震等五人担任；第二处以党务、政务、外交及情报业务为主，下设4、5、6等三个组，博学多才的陈布雷始终担任该处主任，初期还兼任过专门为蒋委员长起草重要文告、函电及重要政策咨询的第5组组长；第6组专门负责情报业务，唐纵担任组长（军统局戴老板因学历不够还无缘进入或兼职侍从室）。陈果夫任主任的侍从室第三处情况暂略。
侍从室6个组中除第1和第3组外，都配备了人数众多、业务水平精湛、专业齐全甚至足智多谋的秘书为蒋委员长提供施政参考意见；秘书又分为“侍从秘书”与“侍从室秘书”两类，侍从秘书基本在一个时期中只有一名，吃住在官邸内，直接为最高统帅评估时政并献计献策（第2组的成员则称之为高级参谋或参议）；侍从室秘书（其中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学者）则作为侍从秘书的助理或从事本人的专业研究咨询工作）；侍从秘书及所有的侍从室秘书基本都拥有留学海外或国内名牌大学的学历与学位，试列举部分秘书的个人情况如下：
· 俞国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曾长期担任侍从秘书并随蒋介石夫妇出席过开罗会议；1944年奉派赴美国担任国际货币基金会中方专员及执行董事，其间还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46年又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去台后曾任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等政治经济金融要职；
· 毛庆祥，侍从秘书，留学法国，在侍从室中主管电讯、印信等机要工作及破译敌方密电码工作；
· 汪日章，侍从秘书，留学法国攻读艺术，擅长书画艺术，后调入行政院担任简任秘书，执掌该院的机要室；
· 邵毓麟，侍从室秘书，毕业于杭州商业学校，后赴日本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庆应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及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对日情报专家，兼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当时享有“日本通”之誉称；抗战胜利后历任驻土耳其及驻韩国大使；
· 周宏涛，助理秘书、侍从秘书，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 孙义宣，助理秘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
· 徐道邻，研究秘书，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之子，留学德国专攻政治学，蒋经国由苏联归国后曾奉命担任过其私人古文教师，日本问题专家，1935年在他主编的《外交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敌乎？友乎？》警告日本评论曾轰动一时；
· 李惟果，侍从秘书，曾经接替陈布雷兼任的第5组组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曾兼任过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三青团中央干事及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 王芃生，侍从室秘书，早年留学日本，担任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对日情报专家，也享有“日本通”之誉称，后任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 陶希圣，侍从秘书，曾担任第5组组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教授，曾主编过《独立评论》周刊，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中央日报》主笔；
· 萧赞育，侍从室秘书，黄埔一期毕业生，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及日本明治大学；后先后担任过中华复兴社中央干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与《和平日报》及《扫荡报》社长；
· 张彝鼎，侍从室秘书，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系，193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著名法学家，后担任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及国防部政治部主任。
读完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上述秘书们的简历与水平，想必读者诸君应该就不难理解它的人才济济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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