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大师兼“牛棚隐士”王瑶

王瑶，字昭深，1914—1989，山西省平遥人，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师从朱自清，致力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有影响力巨大的《中古文学史论》。1950年后，王瑶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及院系调整”运动中，服从组织调配，放弃了自己潜心专攻了十多年的中古文学史研究，改行从事新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1953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本格局的建立。

王瑶先生离世前的最后一幅照片

王瑶先生学贯古今，视野开阔，性格开朗，学风端庄，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修养，是一位在中古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三个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学者。

1928年，在家乡读完小学的王瑶离开平遥，考入了太原的进士中学。

1931年，王瑶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后因学费昂贵遂转张家口察哈尔第一中学读高三年级课程。

1934年，王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因其学识渊博，思想解放，在校内获得了“小周扬”及“小胡风”之美誉。

1935年，王瑶参与了反对“华北自治”的学生运动，并成为学生会的骨干。

1936年，学生王瑶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1日受命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1937年暑假回乡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因战乱他未能随学校南迁，困于家乡，以从商和帮人辅导功课而糊口生活；也因此脱离了党组织。

1942年，王瑶南下赴成都，在当地中学任教员，以教书生活。不久迁往昆明，继续任教于当地中学。是9月正式在西南联大恢复学业，其后考入了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教授攻读研究汉魏六朝等中古文学。随后在清华从事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1943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系。自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

1944年，经朱自清教授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从事爱国民主化运动。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王瑶也随校返回并继续执教，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等职。与杜琇女士相恋并结婚。到1949年底，王瑶已先后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清华学报》、《国文月刊》及《文艺复兴》等多家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研究中古文学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中古文学中的大量重要学术课题，所借鉴史料详尽丰富，观点博大精深，分析和论证资料的方法更是独辟蹊径，从而奠定了他在我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1951年11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澡”教育活动中，王瑶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52年，他服从院系调整的安排改任北京大学教授，放弃了自己深爱的中古文学研究教学，改授现代文学史及鲁迅研究等课程。5月，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脱稿。

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王瑶也因此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王瑶撰文《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直接参与了对俞平伯教授的批判，以后他多不愿提及此伤心事。

1957年，王瑶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并鼓励他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多做贡献。 

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后期王瑶教授被当作学术上的“白旗”受到批判，但他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

1966年8月24日，王瑶教授被西颐中学红卫兵与北大中文系红卫兵先后抄家批斗。9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及“漏网右派分子”。1968年8月，被关入了牛棚，接受审查与监督劳动。1973年，他结束了在“五·七”干校近4年的审查及改造世界观，回到了北京。之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及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并负责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78年，王瑶教授参与了北京大学“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的招考工作，报名800余人录取7人。

王瑶教授去世，其得意门生钱理群、温儒敏及陈平原等人敬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

长期与同仁、弟子及学生相处融洽关系和睦的王瑶教授去世后，曾被他批评过“不宜用写诗方法写史”的林庚教授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红卫兵有时还会逼迫“反动学术权威”教授们冒着酷暑趴在草坪上拔除杂草垃圾，笔者注），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他还开玩笑戏称自己是“牛棚隐士”。

王瑶教授的得悉得意门生钱理群毕业后留校任教，便当面谆谆告诫他：“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在弟子陈平原的眼里，恩师王瑶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3年到1952年是清华十年，可以概括为“学术史”；1952年至北大到1977年“文革”结束的25年，可以概括为“革命史”；从1978年开始招研究生到1989年逝世的12年，可以概括为“教育史”。

至于王瑶先生的学术贡献，则被其弟子温儒敏归纳为：第一大贡献是中古文学三论，第二大贡献便是《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三大贡献是人才培养。在温儒敏眼中，导师的第一个贡献“可与鲁迅、刘师培的研究可谓三足鼎立”。第二个贡献，是指王瑶整理编写出上下两册、篇幅达60万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他也因此成了中国新文学研究史的学科奠基人。但因许多批评者看不到这份史稿在特定年代的独特价值，所以招致了“体制内外都有批评”的结果。

严家炎1958年秋留北大任教后即与王瑶教授共事，他目睹了当时因“反右”运动的余波，王瑶教授被当做学术上的“白旗”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他回忆王瑶先生遭批判后的反应：对自己曾是“一·二九”时代的地下党员，一夜之间忽成了“白旗飘飘”，王瑶非常想不通。“有一次，我们俩人聊天，他说觉得个人无法掌握命运，只得拿起扑克牌玩打通关这样的游戏，看究竟这样走还是那样走会走通。”

“文革”中，王瑶教授因将一张背面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放在尿盆底下，遭到家中保姆的揭发，被认定为“三反分子”。除几次遭到造反派毒打外，还被从原来的住宅赶了出来。

王瑶先生为人幽默随和，极爱开玩笑自讽自嘲，有人评价他“峻急通脱，出语多谐，看透一切”。三四十岁时，他的头发该黑的却早白了，牙齿该白的反倒变得焦黑，他说自己是“黑白颠倒”；又因糖尿病每天必须喝几瓶水，同时又喜欢用烟斗抽烟，他因此说自己是“水深火热”。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岁月中，这些玩笑戏谑之言很可能会被人作出别样的理解，因此他为此没少吃苦头。1957年夏天“反右”时，他和几位教授受命去青岛编写教材，他开玩笑说了一句：“这下子可以躲开火热的太阳，也躲开火热的斗争。”这些信口而出的玩笑话在后期“拔白旗”和“双反补课”运动中都成了他遭受批判的“如山铁证”。“文革”期间，王瑶还对密友说了自己的判断：事情做过了头，就离结束不远了。

虽经历了“文革”等诸多政治运动的磨难磨砺，王瑶先生的洒脱性情却始终未变。上世纪80年代，王瑶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被恢复了，他在政协会议上围绕委员们的发言而自创了后来被人称作“王瑶式”的口头禅，在“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流行语后面添加了一句“白说也要说”；他还告诉学生，不要做“二道贩子”一样的伪学者，要拒绝诱惑。

对“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长期争论争议激励的大问题，王瑶先生仅用以下寥寥数语，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1989年11月，一代大师王瑶先生抱病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12月13日，因患肺病不治，辞世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75岁。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