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铁骨铮铮的复旦教授孙大羽
孙大雨，1905—1997，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随后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归国后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并从事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推介。他早在1946年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并被选为干事，还代理过干事会主席。孙大羽教授当时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兼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家，复旦大学校图书馆至今还收藏着他翻译的《黎琊王》（即《李尔王》）。该书出版于1948年，篇幅达厚厚两册，封面朴素大方，教授还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孙大雨”。
1947年，在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二O” 事件，为了支持大学生运动，孙大羽还为“大教联”起草了有76位大学教授签名的《支持宣言》刊登在《大公报》、《文汇报、英文版《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民族周刊》及《新共和报》上，苏联塔斯社也向全世界播报了全文；5月26日，还与张志让等多所大学的教授十余人，专门拜会上海市政府，与市长吴国桢交涉，营救出了被捕的5位大学生。1947年7月，孙大羽教授又为大教联起草一份抨击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凶暴、诈骗、贪污”的七千字“备忘录”，偕大教联合的三位教授，专门登门送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中国考察的特使魏德迈，递交“备忘录”时，孙教授还用流利的英语阐释了“备忘录”的内容及中国人民的意愿，给魏德迈特使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海解放后，上海“大教联”干事会改选，孙大雨落选，军代表李正文（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及高教部副司长）担任了干事长，而他只被聘为候补干事。对此，他公开斥责为“过河拆桥”行为。他还先后两次给周恩来等写信告状，说“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据孙大羽教授的一位学生回忆，他身材魁梧，脸庞黝黑，有北方人之风貌，为人既和蔼也耿直，他经常会邀请学生去自己家给他们解疑答惑，因此当时在复旦大学中有许多学生都十分尊重这位师长。
从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直到“肃反”再到“反右”运动，眼中难容沙子的孙大雨教授，在各色各样的会议及学习班上，不屈不挠地为自己辩驳，并长年累月地向上级机关及高级领导人书面或当面反映投诉，甚至还反唇相讥地指控那些经常诬陷他为“反动派、美蒋特务、反革命及反党分子”的当权派及同事为“反革命分子”（孙大羽本人则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对骂”）。到了“反右”斗争，他立即被认定为“极右分子”，遭到了校领导、同事、同仁甚至复旦大学工友及南洋烟厂女工的严厉揭发与批判。
运动后期，他还被毛泽东的三次公开点名：“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
1957年8月初，鉴于“右派分子”孙大羽“初期不去学校、不参加批判会、到后期坚决不认错、不检讨、频频为自己鸣冤叫屈”的猖狂态度，上海市各界人士20人（其中包括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市高教局处长、复旦大学副校长、校党委书记、复旦大学教授及讲师、市作协副主席、高教部副司长、解放日报职工代表、新闻日报职工代表等16人及4名代书“投诉状”的律师）同仇敌忾地联名向上海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投诉状”，请求追究孙大羽教授的“诽谤诬告罪”；8月3日，《文汇报》全文刊载了“投诉状”。1958年6月4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6年有期徒刑，孙教授终于成了“反右”运动中全国唯一被司法起诉并判决的“极右派分子”。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国家进入了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阶段。绝大部分当年的“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了，但铁骨铮铮的孙大雨教授却始终未能列入其中。进入1980年代后，孙大雨教授的政治命运的真正转机却因极为偶然的两件事而终于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其一是胡耀邦部长的“促办批示”，其二是胡乔木院长（中国社科院）对来京出差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兼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主动提起，自己有位老师孙大雨是莎士比亚专家，至今“右派分子”问题尚未能解决，希望能关心一下。
胡乔木1933年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成为孙大雨教授的得意门生。孙大雨曾回忆，自己从未碰到过如此勤学好问的学子。“文革”结束后，胡乔木来上海视察，将孙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恭执弟子礼，他说：“十年浩劫，学生也自顾不暇，没有照顾到老师，让老师吃苦了。”张承宗受托后，让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兼市政协副秘书长范征夫着手处理此事。范征夫调集大量档案认真查寻相关事实，进一步了解清楚了孙大雨的情况后写出如后的三点结论：一、孙大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贡献的；二、孙大雨看问题片面偏激，桀骜不驯，他主要的问题是爱骂人，但不是骂共产党；三、他坚持向党和政府申诉，没有做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应超越历史上的是非，团结这位已届岁暮之年的老知识分子。
几经多番努力和周折，1984年7月，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并上报了《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获得批准。孙大雨教授成了全国最晚改正的“右派”之一（“改正”之后，孙大羽教授入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执教英文）；1997年，一生命运多舛但却始终不随意低下自己高贵头颅的孙大羽教授不幸病逝于上海，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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