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我也来聊聊博士

最近一段时间，“博士”突然成了互联网上的超级热门词。日前网络上又传来了特大捷报，6月26日，中国魁首级名牌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给3168名杰出研究生授予了博士学位（获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更多达5650名），校长邱勇为此还激情万分地发表了也能让围观者激情万分、题为“乘势而上，鲲鹏击浪从兹始”的主题演讲。获此捷报后，仅有初中肄业正式学历但却蒙受过旧时留美博士恩师耳濡目染、也有幸阅读过一本美国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大部头毕业论文的笔者，于喜悦兴奋之余，忍俊不禁地也想来聊聊博士话题了。

笔者恩师王毓骅先生，1947年毕业于民国时期有中国“英美法系摇篮”美誉、培育出一大批著名的留美法学博士（知名者如王宠惠、倪征燠、吴经熊、杨永清、陆志韦及盛振为）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参加过国民政府文官公开考试中的法官公考，因成绩优秀而中考并被聘为浙江省某县法院的推事（约等于助理法官）之职，尚未赴县法院报到任职，他又考取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博士研究生，旋即赴美攻读英美法学系中的重要专业“国际私法”。

1949年底，完成学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恩师自愿回国效力，任教于大名鼎鼎且享有中国“英美法系重镇”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但好景不长的是，在反美反英反帝国主义革命大潮及“院系调整”汹涌波涛荡涤之下，由西方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同为西方教会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全西制大学东吴大学除法学院被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外，其他系科都与苏州当地学校合并，先后变成了“苏南师范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及苏州大学，而个人档案中记录有“伪法官”及“留美历史”的博士恩师则被安排至某中学教授英语，从此彻底告别了法学学科与法律工作。

博士恩师王毓骅先生其实并非笔者的法学老师，而只是教师先父为自己托请的业余英文教师，即使是在“文革”之后的1977年，在一年多的周末检查作业再答疑解惑过程中，谨小慎微的先生几乎没有与笔者及同去受教的朋友谈及过任何的法学与法律问题，先生的跌宕人生路还是先父扼要告知的。恩师被清理出“法学战线”改任中学英文教师后不几年，全家迁至笔者所居住的省会城市，在一所中学继续担任英文教师。1969年，先生与笔者的教师父亲成了在区“五七干校”中改造世界观的难友。“文革”结束后，担心笔者“小人闲居为不善”的父亲逼着自己学文化补知识空白，于是便带着我及另一朋友去先生家拜其为英文教师，之后就利用业余时间跟着博士恩师读完了张道真先生编写的两册英文教材。因笔者与朋友当时的努力目标是科技英语，学完了两册教材后先生建议我们需要换教材学习了，因为他对理工科英语不甚熟悉。于是我们就只能另寻他途了。

拨乱反正政策开始落实后，教育部门要求散布在各行各业中的“教师归队”，回原来学校继续教书育人，而从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菜市场蛋禽部卖鸡蛋的博士恩师却因“文革”初期曾遭遇过学校造反派的严厉批斗，拒不接受回原学校的工作调动，坚定不移地留在菜场里继续卖鸡蛋（我的父亲则在另一大菜场中担任冷库夜间值班员），在知识分子又被纳入工人阶级的新时期，区教育部门自然也拿我的恩师没啥好办法。

1983年，身为技术人员的笔者为求得自己的“第二专业”，报名参加了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法律专业学习。去看望恩师时报告了自己自修法律的情况，先生只是微笑着“嗯”了一声，没有表示任何的支持或赞同，但这时他也不再回避我提出的法学与法律问题了，有时还会介绍一些美国的法律实践，如美国法官与检察官、警察及律师之间的关系（先生回答：人家公私分明，即使私交很好，坐进法庭后也照样针锋相对，至于向法官或检察官私下打招呼，那属于严重的犯罪），还有在美国房客若不按合同约定交纳房租或退房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先生回答，这种事太简单了，房东可以立即电话报警，警察随后就到，看过租房合同后如属房客违约，会立即勒令房客拿行李马上走人，没有什么可扯皮的）。

大概在两年后，我认为博士恩师继续在菜场卖鸡蛋是埋没人才，便自作主张地将先生的情况写成一份反映函，挂号信寄给了当时负责全国科技教育的副总理方毅，没想到方副总理还真的将反映函批转给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大给我复函，要求我将恩师的个人履历邮寄该校。我将科技大复函送给恩师，他并无什么特别的开心或喜悦，只淡淡地说他考虑考虑后再做决定，并和蔼地感谢了我。大概不到一年不到，我去看望恩师，他告诉我他已经被省教育厅调去了本地的名牌大学法律系工作，已上班一段时间了。省教育厅绕过市区教育部门直接调他的原因是，该名牌大学恢复法律系，按教育部的规定，要求法律系必须拥有至少三名执教国际法学的教师，因此选中了他。颇为遗憾的是，直到先生退休前夕，因必须的大学教龄太短，先生的职称还只能是副教授。1990年代初，早已退休在家的博士恩师，还参与了中国入世之前的国际法资料翻译工作，其个人经历及遭遇还被写进了《南方周末》的专题报道“14位被遗忘的法律精英”。

大概是1978年左右，笔者有幸读到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所写的博士论文，当时好像还是“内部发行”的翻译版，论文竟然是一本厚达三四百页的书，书名为《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书中有大量难得一见且来自多方面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行文还颇有文艺特色，毫无照搬硬套味道，所引用参考文献的目录竟达八九页之多。这本书终于让自己明白了美国博士的真正水平。

顺便再扼要介绍一点有关美国博士的情况如下，供读者参酌：

·  2014年，美国426所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术机构共授予54070名研究生为博士学位；

·  2018年，美国共授予55195名研究生为博士学位；

·  美国自1957年至今，获授博士学位的人数平均增长了3.2%；

·  美国的博士学位分为“科学与工程”（S＆E）与“研究型”（非S＆E）两大类，美国专修“科学与工程”类博士研究生与专修“研究类”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差距不大，专修“研究类”的博士研究生长期略多于前者；而中国持临时签证华人攻读博士学位的总人数为11475人，其中专修S＆E博士学位的为5689人，专修非S＆E博士学位的仅为493人；

·  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及霍普金斯大学等10所名牌大学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总数量约为31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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