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与两湖革命大潮再回眸
自1926年开始，随着国民革命北伐大军势如破竹般的攻势，由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及两湖工农革命大潮也得以迅猛发展，到1927年5月，农民及工农革命运动大潮已呈现出轰轰烈烈之状。
湖南省是继广东省之后，中国农民运动发生最早规模也最大的省份。1923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就开始在农村发动农民运动，1923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谢怀德等人在其家乡岳北开展农民运动；9月16日成立了农工会，并实施了阻禁地主粮棉外运和抗租等斗争；11月，农会因遭到军阀赵恒惕的镇压而进入低潮。五卅运动后，湖南农民运动之火又重新点燃，1925年夏，毛泽东在韶山及银田寺一带组建农民协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到1926年5月，中共在湖南省已组织了约40万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到1926年7月初，农会会员很快就增加到了20万人。1926年7月-8月间，北伐军在湖南境内同北洋军阀作战时，得到了各地农民协会的大力支持。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锋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9月6日至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了汉阳及汉口。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及江西等省的广大农村地区，到处燃起了革命烈火。各地农民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头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很快就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新局面。
到1926年11月初，湖南全省的75个县，已有50多个县成立了以贫农为骨干的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了130余万人。
12月1日，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应邀出席大会，并发表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重要讲话。大会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四十个决议案，发表了宣言，选举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会。
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有70多个县都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增至200多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约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到5月，会员激增到600万人，超过了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
为了充分掌握农民运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毛委员还专程在湖南多地农村做了32天的调研考察，并于同年3月写出了大名鼎鼎的革命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51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011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考察报告》是毛泽东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批评责难而写。
《考察报告》全文用大量的具体事例就以下八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谓“过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革命先锋；十四件大事等。《考察报告》认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裨益”。他还大声疾呼指出中国的几万万农民“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考察报告》最后指出：“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委员的《考察报告》为当时的中国人送上了诸多激进无比的革命话语，其中最具代表性且轰轰烈烈流传至今的如下所述：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 “痞子运动好得很。”毛委员在《考察报告》中公开倡导农民在运动中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矫枉过正”革命精神，痛打很杀土豪劣绅的威风。他热情洋溢地赞美这种“痞子运动”好得很，但也对各地农会的一些过激做法做了适度的批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个戴高帽子游乡。”
· 对部分农会擅自处决土豪劣绅的问题，毛委员也在《考察报告》中做出了相关说明：“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还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
发生在湖南广大农村地区的这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潮，理论上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平时真正作威作福、欺压农民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在革命领导权方面采取的则“一切权力归农会”原则，因此自乡一级的农民协会都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在“打土豪分田地”具体行动中，各级农会任意扩大打击面，甚至还自由发挥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激进标准；在湘潭马家河，还发生了15000农会会员在地主家开会“问罪”6位“劣绅”延续长达4天之久，其间杀猪130头，最后再逼“劣绅”交出巨额罚款的荒唐事（毛委员在《报告》中的总结）。也有多地还出现了“50亩地土豪，穿褂子者劣绅”之类的乱象。
因大量的农会都拥有了“司法权”，随意杀害“土豪劣绅”的情况也频频发生（其中有多人还是农会会员从“监狱”里抢出来再枪毙的，如湘潭乡绅晏春秋、宁乡乡绅刘昭），长沙知名文人商贾叶德辉、金裕华及李佑文等均以“土豪劣绅”罪名被“特别法庭”处以极刑。作为武汉国民政府军法官赴咸宁巡察工作的陶希圣先生要求“农会法庭”释放无辜被抓平民遭拒后，大文人在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掏出手枪逼“农民法官”就范。
在农民运动高潮期间，各地农会除了“打土豪分田地”外，还自作主张地制定了保护粮食的极端革命“法规”，明确规定允许农民饲养猪、鸡、鸭的数量，有些地方还完全禁养，许多地方还严禁杀牛。
“ 打土豪分田地”的激进革命还严重殃及到了北伐军中的大量中下级军官的家庭，对北伐军的军心及战斗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两湖地区除了大幅强制性“减租减息”外，还同时出现了“雇员大涨薪酬，大减工作时间、禁止力夫、黄包车夫为穿西装长袍者提供服务及理发店员工与店主利润倒分成”之怪现状，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营生，对这种极端激进的大规模工农运动，朝野上下一起不满意了。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唐生智同志天天待在武汉与国民政府汪精卫、陈友仁、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张发奎、宋庆龄及何香凝等革命大佬们研究如何讨伐拿下南京党 中央及国民政府反动派，完全无心自己的湖南省务。面对如此乱象，驻常德的第35军何健部受驻宜昌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公开解除工农纠察队武装之启发，开始取缔收缴湖南农会纠察队的武装，驻长沙的第35军33团团长也紧随其后携手驻长沙的第35军教导团王东原部，也于5月21日晚发起了著名的“马日事变”，拘捕了大量农会骨干，收缴了农民纠察队的大量枪支弹药梭镖刀具。湖南的革命形势迅速转入了低潮，农民军基本被迫解散。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的农民军战士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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