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许克祥与“马日事变”始末
曾经活跃于1920年代后期的小团长许克祥，若不是原伟大领袖的《毛选》、各类“党史”、历史教科书及近年来一些民国历史资料多有提及，他无疑只会是一个比鸿毛还轻且来也淡淡去也默默的标准小人物。但历史的怪诞之处就是常常也会因一桩偶然事件而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给突兀地推上历史大舞台的最前列，而推许克祥团长登上舞台最前列的历史大事件就是发生于1927年5月21日、震惊湘鄂赣乃至全中国的“马日事变”。
许克祥，1890～1964年，湖南省湘乡人，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从军后历任黔军袁祖铭部第4师独立旅旅长、湘军唐生智部省防军33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35军33团团长、第24师师长、第37军副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陆军中将及总统府国策顾问。北伐战争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南京与武汉两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出现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与政治军事对抗，小人物许克祥所率领的33团奉命驻防于武汉国民政府辖区内的省城长沙。
诸多今人或许不知的是，在1927年3月底即被北伐军基本占领的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竟然出现了轰轰烈烈且极其怪异的“红白分野”状态，以九省通衢武汉为中心的华中鄂湘赣地区属于“红色区域”，而以南京为中心的华东（苏沪浙皖闽）及两广地区则属于“白色区域”；两个互相对抗的区域均高举同一领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大旗，均遵奉同一政党（国民党）的政纲及同一个政府（国民政府）的领导。但双方都坚持惟有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央”，在激情宣传大打口水战的同时，双方还分别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东伐”和“西征”军事行动。
置身于“红区”的33团团长兼长沙市长及公安局长的许克祥将军在任职期间目睹了自己辖区内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工人农民店员当家作主”、“涨工资降租金狂潮四起”、“斗地主杀劣绅如火如荼”以及视“白区”政府为“反动派”必须打倒铲除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革命情景（他在湘乡老家的老父亲也遭到了当地农会的批斗），终于坐卧不安了，便开始连续数日不带卫士着便装暗访当地的农民、理发店师傅、黄包车夫及码头工人，认真探究了“红区”社会剧烈动荡的原因；继而又陆续获悉大量北伐军官佐的亲属也遭农民协会分田掠财批斗、长沙知名文人商贾叶德辉、金裕华及李佑文等被“工人特别法庭”处以极刑以及实力强大的工农纠察队不久将实施武装举事的情报后，让他更加惶恐不安了。
由于其顶头上司、湖南省名义上的领导人唐生智总司令兼省主席日复一日在武汉与汪精卫、陈友仁、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徐谦、张发奎、宋庆龄及何香凝等大领导人开会研究中国革命大问题，同时还兼理武汉革命政府的“东伐南京伪党伪府”军事行动总指挥事务，完全不能顾及湖南省务，忧心忡忡的少将团长许克祥平时就只能对自己极少数的亲信部属吐吐怨气，发发牢骚，也试探性地探讨了一些处理办法。
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
驻扎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因对当地左派工农势力强烈不满，于17日率部公开清除工农纠察队武装；5月21日又获悉其顶头上司第35军军长何健也于当天清晨在常德地区发起行动的信息，许克祥团长也终于决定出手了。下午他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及参谋人员秘密开会研究军事行动计划。在偶尔来团部作客的长沙戒严司令部年轻参谋的协助配合下，于傍晚时分正式确定了当晚12时开始的最终行动计划。为避免提前通知行动计划很可能泄密、不通知又可能导致当地其他驻军单位（王东原将军的第35军教导团等部）的误会而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及伤害，许团长决定在行动开始之前半小时才由可靠的参谋分头把行动通知送达其他驻军单位的首长面收。
1927年5月21日晚12时正，已分三路提前抵达了行动目标位置的一千余官兵开始了行动，拥有枪支弹药长矛大刀但却全无革命警惕性的工人纠察队进行了极为有限的武装抵抗后，便纷纷缴械投降被捕，天亮之前33团及少量主动参与的戒严司令部官兵就完全控制了国民党湖南省及长沙市党部、湖南省及长沙市总工会、湖南省及长沙市农民协会、湖南农民讲习所、工人纠察队总部、农民自卫军总部、四郊的农民协会及“特别法庭”等70多个革命领导机构，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并扣押了3000余名左派人士，有1百余人死于冲突，33团阵亡官兵40余名（中共领导人夏曦及郭亮等逃脱）；到上午10时全部被捕人员均被移交长沙市公安局关押审讯；并于是日上午公开向全国发出了由默认军事行动的代理省主席张冀鹏主署、许克祥及王东原等驻军将领附署的通电，亦即大名鼎鼎的《马电》（当天电报的代日韵目为“马”）。
行动次日，张冀鹏、余湘三、许克祥、王东原及湖南社会贤达二百余人开会，宣布了“清党，救国，安民”三大行动宗旨，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办事处”（后更名为“救党委员会”），以临时主持地方治安与秩序恢复（事变数日后即释放了被“特别法庭”关押的“土豪劣绅”，发还了此前被工会农会抄没的私人财物）。
中共湖南省委方面随后也立即向全省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发出紧急动员令，要求各地在5月29日前组织10万“农民自卫军”武装包围长沙，自卫军在调集过程中因收到了陈独秀“右倾党中央”的“停止令”而终止了行动，但最先到达的2.5万长沙附近农民自卫军还是与长沙驻军发生了局部“群体性冲突”事件，造成了一定的人身伤害。
武汉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闻此消息震惊非常，唐生智立即派出了由“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谭平山部长、鲍罗廷顾问、陈公博及彭泽湘等四高官组成的赴长沙抚慰团急驰长沙。但途中经电讯联络后，被湖南省临时领导机构暂阻止在岳阳，希望等临时政权大会商讨结束后再继续前进，以免遭沿途驻军误伤。“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大会做出的最终决定则是秘密通知岳阳当地驻军周磐、彭德怀部执行“就地处决鲍罗廷”训令，所幸共产党员彭德怀团长及时密报，鲍罗廷一行随后就匆匆忙忙地撤回了武汉。
恼羞成怒的唐生智随后即撤换了代省长张冀鹏，并下令“逮捕许克祥以军法从事”。6月上旬汪精卫与冯玉祥会晤并秘密确定了“汉宁合作”方针；之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被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清退”回国，中共革命派领导则宣布全部党员均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党政军各部门；同月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也宣布退出“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随即赴苏联修养去了。汪精卫发明的基本不流血“和平分共”及江西朱培德推出的“礼送共产党人出境”行动自此开始了，直到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枪声响起。
6月，陈独秀因“忍让姑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被中央宣布解除最高领导职务并被开除了党籍。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主席终于与自己的红色盟友彻底翻了脸，又一次与南京的蒋总司令短暂握手言欢，共掌党国大业了；8月下旬，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及汪派联手“逼宫”情况下，蒋总司令只能辞去本兼各职，提前“退职”回浙江奉化老家稍事休憩再赴日本旅游，1928年初，蒋前总司令又应中央之召回国复工并主持指挥了第二阶段北伐战争，最终在形式上实现了不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国家统一。
“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师长、第37军副军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及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后来他还写了一本《马日事变回忆录》。1964年，许克祥将军病逝于台湾新竹，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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