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尤其是孙中山发起并领导的国民革命史）上，前苏联职业革命家鲍罗廷无疑是一个绝难绕过去且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在全身心支持中国革命期间，还担任过一个既陌生更怪异的特殊职务——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下面就请读者看看这位特殊“教练员”的来龙去脉。
鲍罗廷1884年出生于俄国西部一个犹太人家庭，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米·马·鲍罗廷是他用的最多的一个化名。他少年时代曾当过船工，16岁即参加了社会革命。1903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1904年跟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活动。1906年被捕后被沙皇政府驱逐出境，于是他赴美国侨居、读书、结婚并继续参加工人解放运动，其间还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国社会党。
1918年十月革命后鲍罗廷回到了俄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又奉组织之命到美国、墨西哥及英国等地秘密从事革命宣传及发展工作。
1923年，决心实施“联俄容共”政策以图实现统一中国事业的孙中山大元帅请求“共产国际”为其革命政权派遣经验丰富的高级政治顾问，鲍罗廷同志随后就与另一位苏联革命家加拉罕同志赴中国，鲍罗廷秘密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全权代表（相当于大使），加拉罕则担任苏联驻北京政府大使这一公开外交职务，并与中国著名革命家李大钊等成了莫逆之交。
不久，鲍罗廷被大元帅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这一权力巨大的特殊职务，全面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组织法、党章及党纲等草案的起草工作，并提出了按苏联共产党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的翻译先后有张太雷、瞿秋白、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黄平及李瑞等知名革命家。鲍罗廷作为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全权代表，负责联系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筹措调拔大量的资金和武器来全力支持黄埔军校的建立。其间他还多次到黄埔军校认真介绍传授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的生活和政治思想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之前他就秘密参加了大会的筹办及协调各方势力的工作，力挺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10月，孙中山为平定“商团叛乱”，在广州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自任会长，任命鲍罗廷为顾问，他还明文规定“如遇本会长缺席时顾问鲍罗廷得有表决权”。
同年11月，孙中山大元帅应刚刚推翻曹锟总统政府的冯玉祥之邀北上洽商南北议和事宜，他随同大元帅北上，在北京期间曾两度访问台上及台下的冯玉祥大帅。鲍罗廷顾问还携手北京的加拉罕大使同志及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等坚持孙中山的正确主张。在冯大帅及其“国民军”被直奉军阀联手击败后的谈判中，坚持与“涉嫌分赃的善后会议”作斗争。鲍罗廷不仅了参加国民党中央在北京成立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而且还常常邀请国民党的要员到苏俄使馆去谈话。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鲍罗廷还替国民党中央起草了《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未签字)。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鲍罗廷被任命为首席政治顾问。廖仲恺被刺事件发后，国民政府采取鲍罗廷建议，成立了由汪兆铭、许崇智及蒋中正为首的“组织特别委员会”，宣布戒严并总揽军政权力。
1926年，鲍罗廷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首席高等顾问，活跃于国民党左中右各派势力间（主要遏制和打击右派如胡汉民、张静江及林森、张继与邹鲁等中执委的“西山会议”派），还为当时的党政军一把手汪精卫隆重推出了“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施政理念。“中山舰事变”后，他认同并支持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1926年12月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鲍罗廷在武汉大力推动反英运动，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但在广州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迁武汉还是南昌的党内重大纷争中，鲍罗廷却突然改变了初期支持蒋总司令的态度，改支持汪精卫、陈友仁、徐谦、宋庆龄及何香凝等“革命派大佬”的主张，并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众发表了羞辱蒋总司令的言论：当时的与会者、大汉奸陈公博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侮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他在当天的日记上甚至还生出了自尽的念头：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3 日）），在他三十年后的1958 年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之后，蒋总司令为了“北伐与统一”大业，无奈地做出了许多让步，但武汉的革命大佬们却毫无妥协和解之意，鲍罗廷还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革命口号；蒋总司令在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面反映情况并要求撤回鲍罗廷后，苏联政府却明确表达了支持“武汉政府”的意向，蒋只能辞去了总司令外的所有党政职务，并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苦恼、忧心及决心：“余继续率军东征。武汉形势险恶，谋害益烈，海军恐亦为其利诱，败类奸党全部动员，合国际共产之力量以倒余。处置虽困，而精神不倦，希望益大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24 日）。
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后，鲍罗廷顾问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6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也正式通知鲍罗廷，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解除他的职务。武汉七·一五事变后，“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华接替了鲍罗廷的职务。同年7月鲍罗廷离开武汉，10月经蒙古回到苏联。之后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及英文刊物《莫斯科新闻》主编。
1949年，鲍罗廷受美国左翼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入狱，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恶毒敌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亚，1951年5月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改营中；鲍罗廷的继任人罗明纳兹后来也被斯大林送去了西伯利亚，1935年自尽于流放地；与鲍罗廷同时来中国担任驻北京政府大使并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苏联副外长加拉罕同志在1937年的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处决了；而那位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1922年以苏联政府特使身份与孙中山会晤并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全力支持中国国民革命的越飞同志（真名：艾布拉姆· 阿道夫· 亚伯拉罕维奇）则在1927年涉“托洛茨基叛国案”被从重从快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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