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内涵与外延，误读与辨析
【摘要】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是基于美国两党政治的语境对新技术降低政治信息多元化以及政治信息极化的忧虑，如今却被泛用于所有信息。但是西方学界尚无有力研究证实“信息茧房”的存在。事实上，造成“信息茧房”的单纯信息环境很难在现实中出现。Web2.0技术提供了与志同道合的人讨论问题的机会，也增加了与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讨论问题的可能性，很难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本文也探讨了算法优化以降低信息茧房风险的可能性。算法技术对多样性的提升主要基于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使个性化推荐系统的使用者“意识到未知”；第二种路径是通过加深“个性化”来有效增强“多样性”。本文分析了信息聚合及其积极意义，以及Web2.0技术条件下“积极的受众（用户）”的可能，即“信息茧房”难以形成。文中讨论了一些除茧、破茧的可能途径。我们不认同桑斯坦提出的偶然性信息的解决方案，认为真正要解决“信息茧房”之忧的问题，不如回到提出的原点，将实验条件下的单纯信息环境还原到人们的真实信息环境中，反省“信息茧房”这个虽有衍生空间和警示价值，却仍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
本篇为《“信息茧房”在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与算法的破茧求解》（作者：陈昌凤 仇筠茜，刊于《新闻大学》2020年第1期）的第一部分：
一、“信息茧房”：内涵与外延，误读与辨析
（一）“信息茧房”及桑斯坦的系列论述
“信息茧房”是桑斯坦教授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一个比喻，之后又在其系列论著中进行了阐述和拓展。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信息茧房”的内涵是：我们（信息传播中用户）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使自己感到安慰和愉悦的传播世界，如同置身于蚕茧般作茧自缚（桑斯坦，2008）。
桑斯坦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介与科技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就是“信息茧房”效应的预言：这是一份完全个人化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主题和看法（桑斯坦，2008）。互联网用户在海量信息中以个人喜好选择性地接触感兴趣的信息，排斥与筛出所有不喜欢的东西，选择最适合自己品位的内容，长此以往形成“信息茧房”。“我的日报”将有“我们的日报” (the Daily Us)之虞。信息制造者近用了许多信息，其中一些非常接近于我们自己，虽然没有人跟自己完全一样，但是协同过滤运作得非常良好，甚至形成了“茧房”。具有相似想法的人每一天都把自己归入自己设计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制造偏激的错误、过度的自信和没道理的极端主义。这里强调了前人研究中所认为的：人们通常吸收新信息以确认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种现象被称为“证实偏见”（biased assimilation, assimilative biases）（Lord, 1979）。
计算机的交互性技术催生了“我的日报”。20世纪70年代尼葛洛庞帝把交互理念用在媒体等领域，提出了一个术语“我的日报”，用于描述根据个人口味订制的虚拟日报(尼葛洛庞帝，1996)。1993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的新生导引研讨课发起的一个订制在线报纸新闻服务实验项目FishWrap，成为最早的订制化新闻服务（customized news service）(陈昌凤、宋云天, 2019)。桑斯坦等认为，“我的日报”带来了“信息茧房”效应，产生了只局限在与自己相同意见的“回音室”。信息过滤机制让我们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自己认同的观点，只跟观念相同的人交朋友，那些观点不断重复之后不断加深，最终变成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密室”，即信息的回音室。
桑斯坦相关的系列著作共有3部：《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2001)、《网络共和国2.0》(Republic.com 2.0，2007)和《话题网络共和国：社交媒体时代的分裂民主》(#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2017)[]在这些著作中，桑斯坦扩展了信息茧房对民主的危险的阐述。在就《话题网络共和国：社交媒体时代的分裂民主》一书接受Qwartz的采访中，他强调了公共论坛学说的重要性，认为“如今，街道和公园作为公共场所的作用大大减弱。Facebook等社交媒体可能比街道重要得多……如果只向您展示您想要看到的东西，公共论坛学说所设定的功能可能不会在你的Facebook页面上发生。”他主张人们接触对立的观点，以此促进民主良好运作。
桑斯坦常常交替使用“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他认为因为网络社区超越了物理和地理的限制，所以出现了与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联系的新机会，同时网络社区还提供了避免一切不感兴趣的人和事的机会。如果人倾听的是与自己相像的观点，则可能会变得更加极端和自信，于是会发生群体极化、两极分化（Sunstein, 2017）。随着算法技术的广泛运用，有学者认为，算法的功能会使得这种主观选择的过程更加突出，算法会根据过往的偏好让人们接触到相似内容（Bücher，2012）。从这两个比喻的形态来说，“信息茧房”更偏向个体接受同质化信息带来的认知影响，“回音室”（还有“过滤信息泡”概念）则偏向于个体在观点方面的认同，指人们在网络辩论中有选择地避免对立的争论，只听到自己认同的观点。
（二）西方学界的回应
自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这个比喻后，欧美政治学、传播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多个领域都兴起了研究热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索。
1. 导致“信息茧房”的可能原因
桑斯坦在著作中曾强调，互联网时代用户可获得的信息海量、超载，为了在海量信息中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信息茧房”成为用户的应对策略。也有研究把信息技术作为导致“信息茧房”的可能原因。塞德里克·戈萨特（C. Gossart）认为，今天通过各种来源获得的大量信息，使人们面对与他们的观点一致或相左的大量内容，导致人们主动选择他们想要与之交互的信息(Gossart, 2014: 145-154)。
沃勒比克等则认为情感是用户在线行为的影响因素。他们基于情感的视角研究人们的在线政治信息消费，研究发现愤怒、焦虑和恐惧是个体是否选定只与志同道合的人、观点一致的内容进行互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愤怒的人更有可能既与观点相似者又与观点对立者进行辩论，认为愤怒情绪强化了回音室和论战两方面（Wollebæk，2019）。换言之，信息技术并不是“信息茧房”的主导原因。
2.实证“信息茧房”或“回音室”的存在
通过实证来证明“茧房”或“回音室”存在的“实锤”尚少。一方面，造成“信息茧房”的实验室条件式的纯粹信息环境很难存在，人们总是在更多元的、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另一方面，“信息茧房”若作为长期传播效果来研究，证实其存在更加困难。
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佩特·托恩伯格（Petter Tornberg）利用网络仿真模型研究了回音室与错误信息病毒传播之间的可能关系。他发现了一种“回音室效应”：网络中存在一个意见和网络极化节点集群，导致复杂的传播，并且意见和网络极化对病毒性的误传产生有协同效应，回音室效应可能来自它们形成扩散的初始潮流（Tornberg，2018）。从算法技术的角度，贝歇尔（T. Bücher）通过对自己使用Facebook的一个算法EdgeRank进行分析后，认为算法的功能会使得用户更可能选择与自己喜好相似的内容（Bücher，2012）。
3.“信息茧房”只是一个担忧
阿姆斯特丹大学6位法学和信息科学的学者运用自我选择个性化程度和影响的经验性研究，在个人化信息的效果、人们主动选择他们接收的内容、预先选择的个性化内容中，算法无需任何故意地为用户选择个性化内容。他们的结论是：目前几乎没有经验证据可以证明算法会带来过滤泡沫或回音室效应（Frederik ，2016）。
祖德文·博尔赫苏斯（Zuiderveen Borgesius）等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观点一致内容的接触和不一致内容的有限接触。作者认为，公众接触多种意见的机会的局限性确实对民主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人们主动选择要接触哪些内容并非新现象，早在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关于选民选择的研究中就显示出了选择性接触。至少现在人们还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的信息茧房中，因为人们很难完全避免观点不一致的内容（Borgesius ,2016）。
杜布瓦和布兰克（Dubois & Blank）认为，对回音室的担忧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尽管信息的选择性接触不是一种新现象，但互联网确实使民众更容易回避与自己矛盾的观点，因此增加了其被限在回音室中的风险。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夸大了事实。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现有的媒体多样性和政治利益作为两个变量对回音室的影响，指出：公众对政治的更大兴趣和媒体的多样性，都降低了他们困在回音室中的可能性（Dubois，2018）。
4. “信息茧房”：不准确的预言、美国式的极端
加勒特（Garrett）认为回音室的说法的某些方面是确实的，但是研究者更多是夸大了基于政治观点选择信息的程度。他基于现实论据，论证了尽管信息的个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与自己的政治观点相冲突的信息。美国人生活在“意识形态茧房”中的说法，被他称为回音室的“更极端的版本”，是“不准确的预言”（Gossart, 2014）。
信息茧房之说也许只是美国土壤中的产物。卡德纳尔（Cardenal）等认为：算法可能将人们锁在他们不自知的信息茧房或回音室中，但是在当今数字环境下却罕有支持的证据。他们选择西班牙来测试此观点，确定并没有发现党派回音室的证据，他们的研究样本反而显示了跨党派的媒体信息消费的特征（Cardenal ,2019）。
5. 信息茧房不一定是负面的
似乎有更多的学者质疑“信息茧房”和“回音室”的观点。有研究发现对强化性意见的渴望在塑造个人接触网络政治信息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强化性意见的信息可以促进对新闻报道的关注，但挑战性意见的信息也只略微降低了关注。没有证据表明个体会放弃与其意见相左的新闻报道。也就是说并不能证明回音室的负面性，相反他们列举了更多文献来证明强化性信息丰富了大家的政治认知和参与度（Kieron，2015）。
另有研究通过网络管理的行为跟踪研究收集的数据，发现对强化性意见的渴望在塑造个人接触网络政治信息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强化性意见的信息可以促进对新闻报道的关注，但挑战性意见的信息也只略微降低了关注。没有证据表明个体放弃那些含有其不同意的信息的新闻报道（Kelly，2009）。也就是说并不能证明回音室的负面性，相反他们列举了更多文献来证明强化性信息丰富了大家的政治认知和参与度。
《经济学报》（The Economic Journal）的一项关于“弃权如何塑造选民对新闻媒体的选择”的长篇研究报告声明，弃权的选择打破了意识形态的隔离，并在新闻消费中产生了"交叉"：对候选人有相当倾向的选民所需的候选人信息，比那些中间派的选民更少偏向。研究认为，选民的两极分化可能导致更加适度意识形态的新闻消费（Oliveros，2015）。
注释：
[[i]]这3部著作是：
Sunstein, C. R. (2001). Republic.c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07). Republic.com 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i]] https://qz.com/933150/cass-sunstein-says-social-medias-effect-on-democracy-is-alexander-hamiltons-nightm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