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朋丨谁最了解“汉文”的教学规律？
“经典古文应是汉文教学的基础”
什么是“汉文”？
用汉字写的文章叫“汉文”。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汉文”是超越时空的，是从古至今的，有古人写的文章，也有今人写的文章，“汉文”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或国家（韩国也有“汉文”）的人用汉字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文言文、白话文以及诗、词、歌、赋）的总称。
世界各国都有文盲，文盲只有语言能力，没有文字能力，也就是不具有阅读和写文章的能力。为什么会有文盲呢？因为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人听说语言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而人读写文章的能力是教成的，也就是说，是必须通过教学才能形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字是由人创造的，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世界上的一切文字都有字形，字形是视觉符号，而视觉符号必须呈现和传递才能被眼睛看见，如用刀刻在甲骨上；用笔写在纸上；用电脑键盘打在显示器上；也就是说，文字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传递视觉符号的工具，这种工具不仅指人所创造的视觉符号，还应包括人所创造的呈现字形的方式和传递字形的载体，三者缺一不可。而人的器官使用人类所创造的任何工具的能力都必须通过教学才能形成。因为人认识字形与语音和意义之间联系的能力（如识字、读书）以及使用一定的方式和载体呈现和传递字形的能力（如书法、打字、写作、收发文件）都必须通过教学才能形成，所以没有条件接受文字教育的人就成了文盲。我认为“生成论”的语言观具有普适性，“教成论”的文字观也是具有普适性的。
因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生成的，而文字能力是教成的，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字教学，所以文字教学不是人类有了语言就出现了，而是随着文字的创造而产生的。
中国人都知道上学是去读书，所以小学教育主要是进行文字教学，是通过文字教学使学生形成读写“汉文”的能力，因此，教师应按照“汉文”的教学规律进行教学。
谁最了解“汉文”的教学规律呢？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汉字是中国人创造的，自我们祖先创造了汉字，我们中国就有了“汉文”教学，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重视读书是中国人的传统，而且纸张和印刷术又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在书籍的印刷和文字的教育上很早就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教学规律是通过教学实践逐渐认识的，中国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没有被中断使用的文字，而且中国历史上文人辈出，不乏博览群书的学者和文学家，如曹雪芹、梁启超等。梁启超4 岁开始识字，8 岁能文，12 岁中秀才，17 岁中举人，当年像他那样年纪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大有人在，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都是文言和白话俱佳，这说明通过三千多年的“汉文”教学实践，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使人能快速形成全面的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的捷径，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汉文”教学的经验，已经认识了“汉文”教学的规律。因此，最了解“汉文”教学规律的不是西方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而是我们中国的文字学家和教育家，因为不同的文字是由不同的民族创造的，所以西方人了解他们创造的拉丁字母文字的教学规律，但不了解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就像西餐厨师不知道怎么包饺子一样，也就是说，教师要按照“汉文”的教学规律进行教学，要向曹雪芹、梁启超、胡适、鲁迅的老师请教，看看他们的老师是如何教他们读写“汉文”的。
首先，我们要看他们的老师“教什么”，然后再看他们“怎么教”。
梁启超的《三十自述》和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告诉我们，他们的老师是只教学生古文，不教白话文。为什么他们的老师只教学生古文呢？因为只教古文的结果：学生兼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曹雪芹、梁启超、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幼年时都只学古文，不学白话。老师没教过曹雪芹白话文，但曹雪芹却写出了白话小说《红楼梦》，老师在三味书屋也没教过鲁迅白话文，但鲁迅却成了最著名的白话文大师。其实五四时凡是读书人都会写白话文。也就是说，只教古文效率高，只教古文，学生可以在短期内快速获得全面和高水平的读写汉文的能力。
值得我们研究的是：为什么教“古文”能一举两得？为什么“白话文”不用教？
众所周知，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用汉字写的古文是先产生的，现代白话文是后产生的，见下图：
先产生的古文是现代白话文的基础和源头，没有古文的“以己之矛，克己之盾”（《韩非子》），哪有现代白话文的“矛盾”一词呢？“老师”的“师”就是“三人行必有吾师焉”的“师”，“朋友”的“朋”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的“朋”，也就是说，构成现代白话文词汇中的汉字都是源于古文的，因此，教了古文也就教了现代白话文中的汉字，如果先教现代白话文，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外，古文不是古代汉语。中国的音韵学告诉我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同一个汉字，先秦有先秦的读音，唐宋有唐宋的读音，今天有今天的读音，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是用不同的语音朗读古文的，今天我们是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朗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段古文的。也就是说，学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而是获得阅读古文的能力。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因为语言一发即逝，而视觉的文字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所以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古文是记录古人思想的，是可以千古流传的文章典籍。因为教师是教孩子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朗读古文的，而孩子自然会说话，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一致，会说话的孩子在古文中学了汉字后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所以不用教。曹雪芹和鲁迅的读写白话文的能力是通过教古文教出来的，可见，教古文和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反而是教古文，才能使学生在短期内快速获得全面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因为只教古文，不教白话文，是符合汉文的发展规律和人的语言能力自然生成的规律。
曹雪芹、鲁迅的老师是“怎么教”古文的？
是先识字，后读书。这是中国汉文教学的传统。因为古文是先产生的，中国的汉文教学是从教古文开始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老师使用的是中国古代教育家在三千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所创造出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直接让孩子读古文，也不是让孩子孤立地认字，而是教师用领读的方式先让孩子大声朗读和背诵教育家根据儒家思想精心编写的韵文，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由于蒙学课本编写巧妙、内容浅显、短小精练、合辙押韵，符合儿童记忆力和模仿力强的特点，所以中国孩子不怎么费劲就可以把韵文很快背诵下来。虽然他们暂时还不了解韵文的确切含义，但他们记住了字形与语音之间的联系以及字与字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识字”并不是指孩子认识汉字的意义，而是对孩子阅读用汉字写的文章进行启蒙，所以识字教学又有“蒙学”之说。
后“读书”就是教师在孩子经过启蒙后让他们读现成的书，也就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古文。方法和蒙学阶段一样，还是教师用领读的方式让孩子齐声朗读和背诵一篇一篇经典古文，从《大学》《中庸》到《论语》《孟子》。
中国古人教阅读能力的精髓是让孩子把不懂的经典古文背诵下来。这是常被今人诟病的地方，说是“死记硬背”。其实古人的教法是符合教学规律的，就连西方最著名的教育家怀特海也认为：教师应在孩子心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方法教不同的课程。孩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教师就应该用背诵的方式先让孩子把经典记住，不要求理解，等孩子理解能力强时教师再讲解。如果等孩子理解能力强时再教经典古文，那就事倍功半了。因为教师是让孩子大声朗读古文的，随着孩子语言理解能力的自然增强，在语言能力的作用下，加上教师的适当解说，中国学生到少年时期都能理解经典古文了，这已被中国的无数学子所证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把背诵经典古文称为“童子功”的道理。因为教孩子练武，开始教的基本功孩子虽然不知其作用，但等长大学会一身武艺后就明白基本功的重要了。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古人要教经典古文？要让学生背诵经典？
因为汉文中的经典古文记载着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这是中国前人所创造的文化遗产，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居于主流、主干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脉，为了使儒家思想的根脉不断裂，为了使中国文化能世代传承下去，所以中国古人就教经典古文。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传到今天，就是因为经典古文的教学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就是因为中国教育家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和信念。另外，中国是个多方言的国家，方言中的词汇和句式不尽相同，各地的白话文也有别，如北京话“你的朋友住在什么地方？”上海话是“侬个朋友住拉啥地方？”北京话“你跟他有来往吗？”福州话是“汝共伊务来往毛？”因此，国家不能用白话文告示天下，中国人之间也不能用白话文进行书面交流，而中国人要“书同文”，只能用文言文，学过经典古文的人都会读写文言文，于是文言文自然就成了国家正式的通用文体。文言文八方共识、古今相通，能读文言文就能读《史记》《尚书》《资治通鉴》《四库全书》，就能学到古人的思想和智慧，就能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讲多种方言的中国人的思想不是靠语言统一的，而是靠文言文记载的儒家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最后回到我们关心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应如何教孩子读写“汉文”？
我认为应该按照“汉文”的教学规律进行教学，也就是：先识字，后读经，而且是识正体字，不是简化字，在小学只教经典古文，不教现代白话文。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在短期内使学生快速获得全面和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还传承了中国文化。
有人会说，这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进行的文字改革和文字教学改革吗？
我不是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主张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应该“迷途知返”。今天是到了对文字改革和文字教学改革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了。
当年提出文字改革和文字教学改革的重要理由是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是因为汉字落后和中国文化落后造成的。因为中国文化是汉字文化，汉字文化是记载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的经典古文，而中国传统的文字教学是只教古文，不教白话文，加上中国又引进了西方语言学，而西方人是用拉丁字母文字研究语言的，而西方是没有文言文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要强盛，不仅要把汉字改成拉丁字母文字，还要“打倒孔家店”，而打倒孔家店就要废除“读经”，于是就把教经典古文改成了教现代白话文。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和教现代白话文，而且还进行了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并没有强盛，而且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中国之所以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那是因为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并没有否定基督教文化的价值，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在经济腾飞时也没有否定儒家文化的价值，普世价值非西方文化所独有，孔子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伟大的教育家，说明儒家思想中也存在普世价值，也存在普世的生存之道。因此，“汉字落后论”“汉字亡国论”“中国文化落后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已经不攻自破了，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理论也已经被中国语言文字的现象证明是不适用的，中国能用拉丁文字吗？
“孔子学院”的命名标志着今天的中国人对孔子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儒家思想的回归是分不开的，这是历史造成的文化定势，也是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国家现代化不仅要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宪政，还需要人有高尚情操和民族的凝聚力，所以我们应“反本开新”，在继承的基础上使儒家思想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做出新贡献。今天的所谓“国学”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举国之学”，儒家思想是每个中国孩子都应该知道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对中国传统教育是这样评价的：
孔子的学说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圣人的思想对其同胞的良好影响力之所以远远超过西方的圣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究其原因是因中国的教育是把教少儿识字读书与传授孔子的思想结合起来的。
可见，把教汉字和汉文与传承中国文化合为一体，让孩子把学习圣人的经典作为人生的第一课，这种教育是聪明、智慧的，是合理、有效的，不仅是独特的，还是超越西方的。
古文和白话文是“源”和“流”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功能不同，互补共存。古文是固定不变的，而白话文是不断变化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的，现代白话文中大量表示现代人文和科技方面的词汇，如数学、物理、化学、经济、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是先由日本人翻译西文时用汉字造出来的，而后由梁启超那代留学日本的学人引入了我国现代白话文。因此，现代白话文主要用于传播现代人文和科技知识。因为学习数学知识应在儿童的心智发育到有了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后进行。今天六、七岁就教抽象的数学是不合适的，太早了，所以我们应把用白话文教授数理化知识放在小学后期。也就是说，数学课也是汉文课，数学书也是汉字写的，不能阅读怎么看懂数学书、做对数学题呢？今天不把数学课看作汉文课的一部分是不对的。因此，我们要对课程重新进行总体设计：蒙学识字放在幼儿园，在小学阶段，初期主要是教经典古文，后期继续教文言文，但要开启现代人文和现代自然科技知识的教学，如用白话文教数学、自然科学和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而且让学生课余大量阅读涉及各方面知识的经典作品（古今中外、文史哲科），如下图：
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字改革和文字教学改革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人们强烈呼吁要改变教育的现状。其实，恢复汉字和汉文教学的本来面目就可以了，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错误的教育政策是执政当局制定的，因此，执政当局就有责任再把它改正过来。把教经典古文作为汉文教学的基础，这是“汉文”教学的规律。当务之急，我们应先让教师们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补上经典古文和如何教经典古文这一课。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就不谈如何教写作能力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人的写作能力是由阅读能力决定的，因此，如何教阅读能力是首要的，解决了阅读问题，写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外，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人们不用笔一笔一画写字，而是用键盘打字了，而且书报上的、电脑上显示的、打印机打出的以及互联网上传递的都是汉字印刷体，汉字手写体的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因此，现在重点应是教识汉字印刷体和打字，而不是写字了，但汉字书法仍会作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而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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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登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出版集团作者墙
出版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现代千字文》《汉字书写入门》《口语速成》《集中识字》《常用汉字部首》《部首三字经》等。
理论著述：《文字论》《怎么教外国“普通话”和“中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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