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君子之道
导读
今天是一个没有圣贤，缺乏君子的时代。进入公民社会，要看到“公民”是源于西方以政治法律为主要含义的概念，“公民”也应有基本的道德素养，所以“君子”与“公民”不应该是对应甚至对立的，而应该是一体之两面：公民就道德层面看就应是君子，就法律层面看就是根据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
“君子”一词常见于儒家《诗》《书》等原典，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名称；最初是少数王侯贵族的专号，后来才慢慢变成上下人等都可用的“通称”的。
到孔子时代，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并逐渐转化为以道德品行为主，政治地位为次的含义。孔子给“君子”一词赋予了更多的德性含义，如“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论语》中，“君子”一词有纯指地位者，有指道德者，有兼指二者，但主要是指道德品质。孔子多把君子与小人相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这些对照的说法很多，内涵由原来的主要着眼于政治地位转变为以德性、德行为主，但身份地位的含义仍然有所保留，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对君子人格有许多规定，主要是指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通常也被称为仁人、志士、贤士等。
孔子之后，孟荀对“君子”有继续发挥，但侧重点略有不同。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孟子把“仁”与“礼”作为君子的特质，虽是承孔子而来，但更强调发展“仁义”的内在根据——性善论。他心目中的君子还上与天道贯通，下要修身治国平天下。
荀子注重从外在道德规范方面规定君子，故而偏礼义。他说：“君子者，治礼义者也。”（《荀子·不苟》）君子通过礼义来完成人伦秩序的重建：“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篇》）君子通过礼义所规范的基本人伦关系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是人类社会的大本。
后儒对君子的发展都在孔子的基础上或偏向于孟子，或偏向于荀子，但都没有离开内圣外王的基本构架。
《中庸》讲君子之道是以中庸为主线，以修身为主体，由慎独、时中、和而不流、费而隐、忠恕之道、素位而行几个方面构建起了君子之道的思想结构，为修养君子人格提出了基本理论和实践途径。
《中庸》第一章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后来就泛指人们在与别人相处时自觉地严于律己，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这样，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
第二章引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引用孔子的话说明君子和小人在中庸修养方面的本质性差异及其原因，强调君子品行中最关键的是修养中庸之德。
第十章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孔子提出君子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强。
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万事万物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是“费”；然而为什么会这样背后有其深刻的道理，非耳目见闻所能即知即晓，这是“隐”。故学者要默识天理，就必须“观此流行之体”，不间断地上下察识，格物穷理。
第十三章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正是孔子《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
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里的“素位而行”与《论语•泰伯》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易经·艮卦》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意思相近。
《中庸》第二十章也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强调修身是君子所必须。修身具体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主要是“三达德”。本章继续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是古今通行不变的个人品德。怎么获得这三种美德？要通过好学、力行、知耻。
《中庸》第二十七章：“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是《中庸》对君子的要求的全面概括。
在儒家人格体系中，比较而言，君子是基本的理想人格，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境界。君子是儒家人格体系中的主体，是大多数人可以达到的“趋众人格”，但不是最高理想人格。由于圣贤人格一般人难以达到，人们通常谈的最多的是君子人格，即一种比较现实的、平常人可以达到的理想人格。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希贤希圣的人格理想境界追求。几千年来，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由对君子精神的企慕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形成了君子文化。
今天是一个没有圣贤，缺乏君子的时代。进入公民社会，要看到“公民”是源于西方以政治法律为主要含义的概念，“公民”也应有基本的道德素养，所以“君子”与“公民”不应该是对应甚至对立的，而应该是一体之两面：公民就道德层面看就应是君子，就法律层面看就是根据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这两方面应该融合为一体，这是传统儒学现代转型的应有之义，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怎么融为一体？我的基本思路是：以道德为体，以法权为用，树立新君子公民人格模式。
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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