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超凡入圣——孔子的人格境界
摘要
本文通过对《论语·为政》孔子对自己一生回顾和总结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进行解读，试图说明孔子之为孔子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成为至圣先师，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普通人经过漫长艰难的人生道德修养和社会政治实践，成了令人仰慕的圣人。因此，他的身上有即凡人的一面，更有圣人的一面，他是即凡而圣，超凡入圣。并梳理了当时和后世人们对孔子圣人人格的肯认和争议，最后落实在我们如何修身做人，希贤希圣。
多年前，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在中央台上讲《论语》心得，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欢迎，其书的销售量一路盘升，可以说掀起了全民性的《论语》热。与此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批评，甚至谩骂。不说别的，于丹教授主要特点的去魅、去圣，把孔子还原成普通人。后来更有北京大学李零在去魅、去圣之外还非圣、慢圣，这就是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和《去圣乃得真孔子》，当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思想的混乱，精神的迷茫，心灵的空虚。我认为，于丹《论语》心得总来讲是把孔子拉回到普通人水平，这没有大错，但是孔子之为孔子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成为至圣先师，并不是因为他只有普通人的一面，而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普通人经过漫长艰难的人生道德修养和社会政治实践，成了令人仰慕的圣人。因此，他的身上有即凡人的一面，更有圣人的一面，他是即凡而圣，超凡入圣。
一、即凡而圣、超凡入圣、人格境界
说到“即凡而圣”，有一个美国人叫做赫伯特·芬格莱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孔子: 即凡而圣》，“即凡而圣”的“即”是“就着”的意思，意思是孔子以一个平凡的人、就着尘俗世界追求个体的完善、世道的完美。与“即凡而圣”相联系的“超凡入圣”。这是朱熹提出来的，《朱子全书·学一》：“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他认为只要吃透了儒家的道理，就可以超出平常人，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超凡入圣”。朱熹的说法其实不对，要“超凡入圣”，光吃透道理还不行，关键是要躬行实践，即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一点一滴地做出来，最后通过下学上达天道，那就是圣人的境界了。成为圣人，并不是说就升天成神，离开我们了，圣人还在我们中间，就凡人看他还是凡人，就道眼看他则是圣人。凡圣一体，至平至常，至高至妙，其实也就是内圣外王一体。
说到这里，我们得再解释一下人格境界。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冯友兰先生根据人对于宇宙人生觉悟的程度不同，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他的行为是顺着他的本能或顺着社会的习俗。他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觉悟，浑浑沌沌而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追求，跟动物差不多。功利境界中的人，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利”，一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他所做的事，他只有功利的意义。道德境界中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为“义”的，他们自觉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因而自觉地在社会中尽职尽责，为社会做事。他们所做的事，有道德的意义，因而他们的境界是道德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是贤人。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有最高的觉悟，他不仅自觉其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觉悟其是宇宙的一员，不但尽人伦，而且要尽天职尽天伦。他所做的事都顺应大道的流行。这种境界中的人，即是圣人。“圣人，人之至者也”（宋儒邵雍语），是人当中最完全的人。这四种境界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人格，即：
自然境界——俗人
功利境界——能人
道德境界——贤人
天地境界——圣人
冯友兰先生的划分是以西方哲学的思路对传统儒家人格境界的理解，那么，传统儒家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二、儒家人格层次的划分
孔子曾经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了孔子在回答鲁国国君鲁哀公的询问时的一段话，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人有着五种，一个国君如果能够把这五种人了解清楚，治理国家就容易了。然后鲁哀公分别问什么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分别作了回答。因为原话比较长，这里就不引用了。
孟子把人格分为六类：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孟子·尽心》中有一段话：“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意思是说值得追求的叫作善，自己有善叫作信，善充满全身叫作美，充满并且能发出光辉叫作大，光大并且能使天下人感化叫作圣，圣又妙不可测叫作神。这里在圣之上还加了个神。这个神不是宗教迷信当中鬼神的“神”，而是儒家强调的妙不可测的一种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形成了希贤希圣的人格理想追求。所谓希贤希圣就是从低层次的普通人不断地经过修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升到更高层次，直到圣人在理想境界。这里讲一个故事：公元1267年，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中秋十五的月夜，秋高气爽，万籁俱寂。此时，在河北保定容城的一座庭院之中，有一位以“静修”自号的儒者刘因，面对这样的月夜却是饮酒无味，拨弦无声。百无聊赖之际，随手拿过一部北宋周敦颐的《通书》翻阅起来。这个周敦颐可不能小看。他被推崇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眼下这部《通书》便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虽然以“通”为标识，可对于刚刚接触到理学思想的刘因来说，却显得深奥而难“通”。尤其是读到书中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段时，更是不知所云，不觉感叹道：“这周先生可真是迂腐至极！上天浩荡，高明难测，哪里是人可以希望达到的呢？真是误导后人啊！”感慨之余，禁不住诗兴大发。吟风弄月之中，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恍惚之中，刘因进入了一个清明透亮的世界，只见三位气度不凡的老者正向他走来。刘因赶紧迎为上座，再拜而请益。原来，他们一位就是“襟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周敦颐，一位是有“风月情怀，江湖性气”的邵雍，一位则是有“淳古君子之风”的张载。三人本都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但此刻却都是一派仙风道骨。在邵雍和张载先做了一番介绍之后，沉默不语的周敦颐缓缓开口道：“你小子不是怀疑我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成圣之路吗？其实，这条道路所揭示的人生追求，不仅是士（读书人）可以达到的，而且是天下之人皆可以实现的。”刘因闻听却更为糊涂了。周敦颐只好再一次对他的观点进行阐发：要知道，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理。在理的普照下，人人都得以禀赋上天的完备纯正之气而降生。这一点，是一切道德进步所以可能的最根本的前提。从此前提出发，不论圣人、贤人还是普通人，从本性上讲并无差别。如果真想要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只要踏踏实实地努力“静修”，充分发挥内在的先天善性，就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有的，对此没有必要否认。但这并不影响以圣人为榜样的理想目标的确定和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行动本身。只要尽心了，即使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如目标在圣，却只达到贤，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士、贤、圣、天这四级境界虽有高低的不同，但都是道德进步过程中的具体阶段，最终都是要实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所以所谓希贤、希圣、希天，中心的问题还是希圣。这下刘因明白了，也醒来了。
希贤、希圣后来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不管能不能成为圣人，他们都自己努力以成为圣贤为人生目标，汲汲以求，有的还对后代寄予巨大的希望，在为小孩起名时都喜欢用希贤、希圣，对孩子表达这样的希望。如邓小平的小名就叫邓希贤，国民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理论家就叫陶希圣。
三、圣人与凡人、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教主的比较
圣人与凡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孔子家语·五仪解》孔子所说的庸人与圣人：“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所以，我们看，在庸人和圣人之间还隔了几层：士人、君子、贤人。
小说《白鹿原》中的片断。嘉轩眼见白鹿，并且亲手划出了模样，可是却怎么也看不出是白鹿，而是朱先生一句话，使他茅塞顿开：“凡人与圣人的差别就在眼前的那一张纸，凡人投胎转世都带着前世死去时蒙在脸上的蒙脸纸，只有圣人是被天神揭去了那张纸投胎的。凡人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变得黑瞎糊涂了。”在中国古代，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就是圣人更能全面地深入地观察事物，能够把握事物背后的大道；而凡人，则往往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所以，按照传统，凡人要更多地尊重圣人，见贤思齐，希贤希圣，按照圣人的教导行事，向圣人境界不断攀升。
但是，凡人能够成圣吗？有什么根据？对这些问题，孟子、荀子做了很好的回答。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是说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就是说，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累了要休息，好利避害，是人天生下来就具有的本能，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大禹和夏桀，也就是圣人与凡人共同具有的。荀子还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走在路上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人。在孟子、荀子看来，圣人与凡人都是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凡人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进德修业而成为圣人。其内在根据就是圣人与凡人都有相同的人性，其间并没有任何等级或质的不同。这就是圣人产生的人性论基础。这种思想与佛教人人皆可以成佛似乎很接近，但是有不同, 佛教所说的是人的先天性,即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佛性。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则主要是后天的修为,才能够超凡入圣，成为圣人。
也许大家要问了，既然说“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为什么在现实中圣人罕见而凡人多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早被荀子本人所意识到，他说：“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圣人可以通过不断修养达到，但是在实际上许多人都积累不起来自己的人格以达到尧舜禹的境界，这是为什么？他接着做了很好的解释，说“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荀子·性恶》）“涂之人可以为禹”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实际上涂之人不可能人人成为禹，但这并不妨碍有人成为禹。也就是说，尽管实际上不可能人人都达到圣贤，但并不妨碍理论上的可能性，更不妨我们人人应该以圣贤为人生的目标追求和奋斗。
我们再把圣人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进行一番比较。西方基督教的上帝的人格化的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主宰者、绝对权威，《圣经》上说：“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人世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本于上帝，只有上帝能够高高在上地督导人们。而中国的圣人不象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圣人”是人，而不是“神”，当然圣人达到了天地境界，也有神性，但毕竟不是神，而是身处大众之中，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力量感召大众向上，凝聚国民精神，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即凡而圣、超凡入圣的人物。西方基督教也讲“圣”，那是我们在翻译基督教经典的时候借用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圣”字，实际上指的是“神”，不是指由人升格而的“圣人”，例如基督教中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圣母。基督教也有“圣徒”之称，那是指灵修高洁、与上帝心灵相通、负有传播福音特殊使命的使者。包括现在所谓的圣诞节，也是我们翻译时用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圣”。圣诞节中的“圣”就是以我们的“圣”来指耶稣，是不合适的。按照孔子，圣人不是神，但是他并不反对“神”，而是尊重老百姓对神的信仰，尊重祭祀礼仪，而他的基本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
近代以来，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把仿照西方的基督教，把孔子说成教主，把孔子思想说成教义，创立了所谓的“孔教”。这一做法是为了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在保种、保国的同时保教，但是有点偏离了儒家人文理性的本质，不符合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曾经被统治者神化为类似于教主的角色，同时，孔子的人格形象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起了类似于其他民族宗教信仰的作用。也就是说，孔子虽然不是神，不是教主，但是由于孔子的人格及其所代表的道德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信仰，这种信仰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而没有其他宗教的弊端。因为，这种信仰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是人道的信仰，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功能和作用，又高于和大于基督教，包含了西方的哲学、论理学、心理学等。
四、孔子是怎样超凡入圣的
如前所述，圣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的学生曾经说他是圣人，他则谦虚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意思是，说我圣，说我仁，我都不敢当!我只是永不自满地学习，永不疲倦地教诲弟子而已。但是从他的一生来说，他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成圣的过程。对此，他自己在《论语·为政》当中自己有一段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应该是他在七十岁以后时所讲的话，应该是孔子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对自己一生的为人和事业的回顾和总结。历朝历代，对孔子的这番话自谓解人者不计其数，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这里参照孔子生平加以说明。
第一个阶段：十有五而志于学
这里的“学”，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学习”、“念书”之类的“学”，其内容与西方有不同，不是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知识之学，而主要是对于人类自身的道德行为的生命之学、生活之学。《论语》中“学”字出现过66次,没有一次如今天所谓“学习”之意,名词乃是“学说”,动词则是“学做”、“习得”之义。对“学”有正确的理解，由此出发，才能领会孔子学说真正精神，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按照《论语正义》的解释，“学不外道与礼也”，就是说这里的“志于学”就是志于“道”和“礼”，即孔子从十五岁就立志探索宇宙、人生和社会的大道，重建礼乐制度，解决当时人心的败坏、迷乱和社会的失序、混乱的问题。显然，这里的“学”不是现在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做学问，也不是学生为考试拿文凭寒窗苦读，而是以礼乐挽救世道，以仁爱救治人心，即《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孔子曾经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篇》），是说当时的人们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道义不能去追求，有了不善不能去改正，这些都是孔子非常忧虑的啊！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要传播的学说，自己是先要身体力行的。他所奉行的学说，是与人生紧密相关的，是要通过修养学问而成为圣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格、心态和境界来。因此，“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是说孔子在十五岁就树立了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小时跟着母亲过着贫寒的生活。孔子后来成为为无所不知的“圣人”，最重要的就是从小就能够勤奋好学。至于他是如何学习？向谁学习？怎样学习？现在由于资料缺乏，只能有片断的史料可以考查，这里只是粗略地进行一番梳理。孔子生长在鲁国崇尚周礼的社会氛围下，从小就喜好学习礼仪，“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俎豆是古代祭祖时装置祭品的木制祭器，“俎”是方的，“豆”是圆的。就是说他还是个孩子时就不象一般的儿童那样玩捉迷藏、打仗之类的游戏，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礼器摆列出来，模仿大人，练习行礼。他孤儿寡母，少小一定帮助母亲干过许多家务和其他劳动。由于生活所迫，少年时代的孔子就不得不走向社会，自食其力。他后来曾经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究竟是些什么样粗鄙的事情呢？他没有说，也没有办法详细地查考。现在能够知道的是他做过赞礼、司仪一类的事情。这是当时一部分“小人儒”干的事，专门为贵族办理冠（男子成年时的礼仪）、婚、丧葬、祭祀等礼仪活动，是一种地位比较低践的工作。但是，也不是每天都有人办这类事情，他还为了生计还干过别的事，大概有诸如扫地、做饭、洗衣、挑担、赶车之类零杂工。艰辛的生活无疑促使孔子的早熟，大概十五岁左右，孔子就立志苦学。十七岁时，母亲去世。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做过“乘田”，是管理牛羊小吏。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把这些小差使都做得很好。后来他回忆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叫我管理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孔子在做这些具体而平凡的事情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今天无从知晓。孔子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虽然在小时候干了不少粗鄙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低贱就不干，也没有满足于仅仅干这些事情，混一饭吃，从他后来的一生来看，他是首先把自己低贱的本职工作干好，同时不断地学习，不断追求，积极进取，终于成为令人景仰的圣人，成为万世师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特别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也有应该有启示和教育意义。
母亲过世之后，孔子更坚定向学之志。
关于孔子后来的学习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孔子立志以后学习如饥似渴，不断的寻找机会充实自己，“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孔子初次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时，遇到礼仪方面的事情，就问这问那。有人见到了就说“谁说陬地方的孩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遇到礼仪方面的事情，就问这问那”。这话传到孔子的耳朵中，孔子就说：“这才是合乎礼的呢”。根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遇事问个为什么，这是孔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在孔子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当时鲁国的一个实权派人物季氏正在宴请士一级的贵族，孔子觉得这一个学习行礼的好机会，便主动前往。不想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阻拦和嘲弄，“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你这样的人。你走吧！”孔子只好退了回来。这说明,孔子当时在阳虎眼里连“士”的身份也不是。其实孔子出身也是宋国的贵族，只不过到了他这个时候家道中落了。
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才能，一天比一天进步，虽然年轻，却已出了名。他在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得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啊──可是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
大约在孔子二十七岁时，鲁国南方有一个鲁的附庸小国——郯(tán)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答大夫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孔子听到此消息，便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官职制度的历史情况。后来，他告诉别人说：“我听人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倒是真的呢？”（“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
孔子曾经向师襄子学习弹琴，能够循序渐进，不断深入领会音乐的本质。师襄给他教了一支曲子，练了十天，孔子却不另学新曲子。师襄子说：“你可以学新乐曲了。”孔子说：“我已学会了乐曲，但节奏的技巧还没有掌握。”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掌握了节奏的技巧，可以学新乐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乐曲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悟了乐曲的思想感情，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能想象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从你的弹奏中，仿佛看到有个人正在严肃地沉思，安然地在高处瞻望，胸怀着远大的志向。”孔子说：“我也想象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了：他有着黑黑的面孔，高大的身材，目光凝视远方，好像是个王者，正在关注着四方。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是这个样子呢!”师襄子离开座位，向孔子行了再拜之礼，说：“老琴师传授此曲时就是这样说的，这支曲子叫做《文王操》啊!”
孔子学礼、学乐的认真勤奋不用说了，他的射箭和驾车水平也相当高的。据《礼记·射义》记载，有一次孔子在曲阜城西郊区一个叫做矍相圃的地方举行习射活动，围看的人很多，简直像一堵墙的样子，可以说明他射箭技术的熟练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由于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在他住宅的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达巷里的一个老百姓就这样说过：“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玩意儿我们简直叫不上名堂来。”孔子听见了，便谦虚地说：“我会干什么呢？赶车吗？射箭吗？我不过会赶车了吧。”这可以说明他驾车的水平了。赶车是被认为最低下的，所以谦虚的孔子只承认了这一桩。孔子后来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往日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可是我因此有了学会各种本领的工夫。”
孔子常常担心自己的学习不进则退，因此时时策勉自己。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即使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求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罢了。孔子好学，而对外界条件要求不高，“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要求安逸，做事敏捷，说话谨慎，到有道德的人那里学习而去匡正自己的缺点，这样就可以算得上好学的人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不以向地位、学问较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体现了一种谦虚好学的精神。“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在一起行走的三个人当中，必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人。当然了，我选择他善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些都是孔子以学为乐、以学为荣的精神的体现。孔子也注意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好好学习，特别要学习《诗》、《礼》。当时有个叫陈亢的人，以为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可能有私心，或许暗里传授一些成才的“秘诀”给他。他一问孔鲤才知，孔子除了叮嘱他好好学习以外并没说什么（《论语·季氏》）。可见，孔子把好学的精神也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第二个阶段：三十而立
有了人生的方向和奋斗的目的，然后再通过十五年的努力学习探索和亲身实践，终于在三十岁事业上得到了成就，被社会承认，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具体对孔子来说就是对礼乐文化有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把握，可以借以自立于社会了。因为孔子在《泰伯篇》说“立于礼”，在《尧曰篇》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左传·昭公七年》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所以“三十而立”主要是指立于礼。“礼”在当时就是文化、文明的代名词，孔子以复兴礼乐文化，重建王道理想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担当。孔子认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而“克己复礼曰仁”，他甚至宣称如果“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可见在他眼中“礼”对于为人的重要性。
学无止境，大约三十一岁时他又到周天子的首都雒邑（就是现在河南洛阳市），找到当时的大学问家老聃询礼，系统学习礼乐知识和进行实践。老聃即道家创始人老子，当时为周朝“守藏室之史”，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长。孔子乘机还游览了周天子召见诸侯和举行国家大典的明堂、祭祀祖先的太庙，祭天地的社坛等，从而对制定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周公更是崇拜。洛阳之行，孔子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鲁国后，向他求学的人更多了。
当时，由于官学的颓废，私学兴起，个人聚徒讲学已成相当风气。孔子以前政教不分，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够受教育。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危险。孔子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并以此为教材，创办私学，向民间普及文化教育。当然，招收弟子、聚徒讲学决不是孔子的终极目标，他在讲学的同时，也开始尽可能地介入政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季平子与一个贵族因为斗鸡发生纠纷，请求鲁昭公裁断。鲁昭公因为早就对季平子把持朝政不满，就暗中支持这个贵族，并与秘密策划叫卫戍部队进攻季平子。这季平子也不是好惹的，他回过头来联合孟氏、叔孙氏三家一块儿进攻昭公，昭公失败，逃到了齐国，这就是鲁国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这样，鲁国国内也大乱。在这种乱哄哄的局面下，孔子也在捎后离开了鲁国，前往齐国，任高昭子家臣。孔子在齐国有意介入齐国政治，也一度深得景公的赏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然而此时齐国的执政者为晏婴，晏婴对儒者素无好感，故而对景公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儒者都是一些夸夸其谈，没有用处的人。于是景公开始疏远孔子，孔子又不得不去齐而返鲁。齐国之行的后果对孔子来说当然不利，但此过程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似乎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之所以后来说“四十而不惑”，恐怕主要基于他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所介入的这次政治冲突。因为从已有的资料看，孔子在此时期的政治经历只有这么一次可以说说。
孔子在返鲁之后，除了偶尔对现实政治发表一些议论或建议外，他基本上是坚持“只发言，不行动”的原则，而将主要精力用之于培养弟子以及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等事业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当时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个阶段：四十而不惑
于丹教授在《论语》心得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是解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一段。她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都是用加法去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比如经验，财富，情感，名誉，等等，但是，物质的东西越多，人就越容易迷惑。那么，三十岁以后，就要开始学着用减法生活了，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我们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拒绝了，不想挣的钱不要了。当敢于舍弃、知道如何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这个解释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和实际。
“四十而不惑”是指“不惑于义”。孔子是说一个人在认识了道义的情况下，就会对人世间的事事物物，是是非非都没有疑惑、困惑了，因为有了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例如，他说“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微子》)，当不当官取决于社会是不是有道。有道就当官，无道就隐退。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述而》），富贵也要合乎道义，不合道义的富贵视若过眼烟云。“不惑”是作为君子的最高境界，只有他和颜回可以达到。能够达到这一点，就是智者，因为《子曰篇》和《宪问篇》都有“知者不惑”的话。
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孔子的政治作为依然不大，他在退处鲁国的这几年里，鲁国的政治极不清明，内部斗争不已。在这种混浊的局面中，孔子深感在政治上无所能为，于是不仕，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同时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为其学派的持续发展准备了足够的思想资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一手开创了儒家学派。
孔子教育学生，并不仅仅局限在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他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怎样“做人”，理想目标就是使之成为圣人。孔子的具体教学内容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对个人来说礼仪就是通过规范的言行举止表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在传统上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也是体育活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卜筮”也属数教的内容。由以上可见，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孔子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他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对这句话曾经有误解，孔子是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只有一种用途。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孔子的教学始终是围绕着“做人”进行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句话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这个“基础”，就是他所谓的“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民众谋福利的人。孔子在教育中就十分注意教育内容的丰富、全面、综合，他本人一身而兼数任，从学生的品德修养，为人处世的教导，到历史、社会和自然知识的传授，以及体育锻炼，美育熏陶等许多方面进行努力，并力求把这些内容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孔子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教书先生，他还是想所有作为，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造社会是他的理想。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我怎能像匏瓜一样只待在一处而不被饮食？表达了积极用世的思想。而仪封人认为“天将以夫子（孔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木铎”是以木为舌的大铜铃。古代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摇铃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召集起来宣布。一般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木铎，打仗时则使用金铎。这里的象征意义是以孔子为“木铎”，比喻为宣扬上天旨意的圣人，具有号召、晓喻、引导天下人的作用。就是说孔子必定要像“木铎”那样，用学问来发挥自己宣传和教化世人的作用。不管是为“木铎”还是不为“匏瓜”，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必须要在现实社会做出一番事业，使个人的才学得以为社会服务。
第四个阶段：五十而知天命
又经过十年的努力，孔子教育学生，教化天下，对天道性命不断有深入的体悟，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轨迹，对自己一生的偶然性、必然性、有限性，以及可能性都有深刻的觉解，进入知天命之年。“知天命”是指知晓上天所赋予个人的道义与职责。《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不知天命，则一定考虑现实利益，见利必趋，见害必避，何以为君子；反过来说，知天命者，见利不必趋，见害不必避，唯“义”是从。“知天命”，使孔子开始了从君子向圣人的转化，但仅仅是“知”，仍未入圣人之域。
鲁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以后，历史给孔子提供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鲁国内部争斗基本平息，于是已知天命的孔子应定公之召出任鲁国中都一个地方官——中都宰。孔子把礼乐教化与政治结合起来，以他贤能的弟子为辅佐，实施了“养生送死之节”的礼制，使地方上的生产、生活有了秩序，行之一年，取得很大成绩，定公高兴地对孔子说：“学习您这样的治理方法，在全国范围能够推行吗？”孔子说：“岂至鲁国，推行到天下都是可以的！”事实上四方诸侯也都在纷纷仿效。于是，定公就擢任孔子为鲁国主管水土等事务的司空，相当于我们现在管理建设工程的部长。这以后，孔子经过组织勘察，分别五种不同的地势、地质与土壤的性质，划分山、川、丘陵、平原、洼地，分类安排、指导农、林、牧、富、渔各业生产，使地尽其利，各方面的生产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孔子家语·相鲁》）。不久，孔子又被擢任为大司寇，是相当于现在主管司法工作的部长，并一度摄行相事。参政三个月的时候，贩羊贩猪的商人就不敢哄抬价钱；路上行人男女都自觉地分开走，各守礼法；路上见了别人掉落的东西也不敢捡回去；四方旅客来到路国的，不必向官吏请求，都会给予亲切的照顾。应该说，孔子治鲁的效果相当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南）。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为定公相礼，孔子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事先做了必要的武事准备。齐欲劫持定公，孔子以礼斥之。齐君敬畏，遂定盟约，并将侵占的郓、龟阴等地归还鲁国以谢过（见《谷梁传·定公十年》）。
孔子治鲁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齐人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如果孔子这样搞下去的话鲁国一定会称霸，而我们与鲁国是邻国，一定首先为它所兼并。于是齐国就实施了美人计，特地挑了八十个美貌的女子，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她们学会舞蹈，加上一百二十匹骏马，一起送给贪图享乐的鲁定公，以腐蚀他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沉湎于歌舞淫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了。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到这种情况，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孔子回答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能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我还可以留下不走。”结果，鲁定公违背常礼，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于是，孔子彻底失望了，眼看鲁国政治已不可再有大作为，就辞了职，步履迟迟地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楚、叶之 间，曾经围于匡，厄于宋，失于郑，要盟于蒲，绝粮于陈，见讥于蔡、楚，颠沛流离，凄凄惶惶。或许因其主张不太合乎时君的口味，或许因为其他人际方面的原因，总之，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使用，反而落得个如“丧家之犬”的处境。
孔子周游列国，屡屡受挫，遭遇凶险，但都能够逢凶化吉，在关键时刻他是以“天”来支撑自己的。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匡人围困，当时形势非常紧急，他的弟子产生了恐惧的情绪。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意思是说，文王虽然已经死了，文化道统并没有丧失，现在不都在我们身上吗？上天如果要灭绝这个文化道统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认知并负担起传承的责任。天既然不灭绝这个文化道统，那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后来，孔子又来到宋国。一天在大树底下演习礼乐，宋司马桓魋(tuí)不喜欢孔子，想加害孔子，就把大树给砍了，孔子只好离去。弟子们有点害怕，就催促孔子快点离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上天既然赋予了道德使命给我，他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这里两次提到的“天”，当然不是宿命论的意思，而是孔子借此表达自己无论如何艰难都要继续自己事业的信心，从侧面表现了孔子兼善天下的志向。同时，也是孔子在遇到挫折时对自己的安慰与鼓励，是一种自我调适的做法。
从五十岁以后，孔子对《周易》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亦谓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今帛传《要》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记载。人生的曲折、政治的不顺，经验和教训，与《周易》的印证，使孔子的人生精神境界不断提升，上达天道，能够知天命了。
经过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孔子终于在暮年时返回故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时年业已六十八岁。
第五个阶段：六十而耳顺
对“耳顺”，传统的解释很多，郑玄：“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听到别人的话，就能深刻知晓话语背后的深刻涵义。朱熹《集注》：“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听到无论什么，都能够欣然接受，耳顺心通。随着个人的修行成熟，大概到了六十岁，听到别人的话，就能深刻理解其中的意思。俗话所说，听人听声，锣鼓听音，能知晓话语背后的深刻涵义。
孔子知天命之后又修养实践了十多年，特别是周游列国，颠沛流离，栖栖遑遑，备极艰辛，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人和事，既要面对权贵的冷遇和怨怼，又要面对世人的白眼、嘲弄。甚至那些避世之士，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也责备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责骂，指斥他何德之衰，避而不理的轻慢，问而不答的厌弃，经历这么多，他逐渐能够冷静以对，甚至连郑人嘲笑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称谓，毁誉置之度外。因为他明白了一切都是天道自然，即使是那些相异的意见，相反的言论，甚至一切违逆不顺的反应与刺激，孔子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听取，天人贯通，物我两忘，这就是“耳顺”。这时孔子已进入圣域，杨树达《论语疏证》按：“《论衡·知实篇》曰：‘从知天命至耳顺，学就知明，成圣之验也。’王仲任之说甚确。《说文》云：“圣，通也。从耳，呈声。”耳顺正所谓圣通也。盖孔子五十至六十之间，已入圣通之域，所谓声入心通也。”
就是说，从“知天命”的必然王国，到达“从心所欲”的自由王国，中间要经过一个彻底放弃自我的“耳顺”阶段。孔子达到这一点，应该与他对天道的感悟和启示有关，他曾经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什么话都不说，但是四时往来，百物生长、繁荣，然后凋零，我还要说那么多干吗？“无言”是“耳顺”的极致，是对天命的全身心体认。“耳顺”是成圣的关键，因为《郭店楚墓竹简·五行》:“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闻”就是听的意思。圣人是通过耳闻知道天道的。再看“聖”字，从耳,呈声。甲骨文字形左边是耳朵,右边是口字。即善用耳,又会用口。本义是通达事理的意思。因此，“耳顺”就进入圣人境界了。
第六个阶段：从心所欲不逾矩
耳顺也就心顺了。在“耳顺”以后，不管外在的际遇如何变化，他的心态平和而坦然下来，常常静静地体会着天人之间的真谛，“道”渐渐在他身上流淌，他默默地等待着那最伟大的转变，终于，“天道”充盈于他的心灵与身体，此时，他就是道，道就是他，他不由得发出感叹：如今我从心所欲不逾矩，即顺从心之所欲而不会踰越法度。到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动念不离乎道，所以顺心而为，自然合乎法度。
这是一种不离世间法而又绝对自由自在的境界，达到了《中庸》所说的“仲尼……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即圣人境界。
从“耳顺”到“从心所欲”是一个飞跃，使孔子摆脱了感官的局限，顺心而为，合于大道，也就是一举一动，一个念头不离于道，而进入了致广大、尽精微、通神明的圣人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孔子通过下学上达，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五、当时和后世人们对孔子圣人人格的肯认和争议
在孔子三十余岁时，鲁国的孟僖子临终时嘱咐两个儿子要向孔子学礼，并预言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这大概是将孔子视为积德而有天命的圣人最早的人。
孔子的弟子长期与孔子生活奋斗，当然是深知他的思想与人格的，对他的推崇是当然的。《论语·子罕》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在颜渊看来孔子博大、高深，是人们难以企及的。
孔子弟子宰我曾把孔子比作尧舜：“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尧舜是孔子心目中古代的圣王，是圣人的原型。他的弟子对他是很尊崇的，《论语·子罕》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之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吴国大夫曾向孔门弟子子贡发问：你老师莫非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上天赋予他做圣人的资质，所以他又多才多艺。这里子贡把孔子赞美成“天纵之将圣”，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赋“圣人”。还有一次，子贡听到有人毁谤孔子就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孔子的崇高人格：“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但是孔子从未以圣自居，这不能作为他不是圣人的理由，相反更说明了他的伟大之外。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子贡这些话，当着老师的面去说，孔子也许不会同意的。
子贡还将自己与孔子作了比较，有人说子贡贤于孔子。子贡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子张》）就象宫墙，我这堵墙只有一人高，家里的一切都可以看见。夫子有好几丈高，如果找不到门径的话，根本看不见宗庙里面的富丽堂皇，看不见有钱有势人家的富贵豪华。可惜，真正能够找到门径的人太少了。
一百多年后，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孟子·公孙丑上》载：“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生民就是人类,就是说从人类诞生到现在，像孔子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过。意思是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孟子把孔子看成是集圣人大成的圣人：“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古代圣人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而在孟子看来，孔子身上凝聚了圣人的各方面的优点，是古代圣人的“集大成”者。
荀子对孔子极尽推崇之能事，他批评十二子之说的目的就是要法仲尼之义。在他看来，孔子不象十二子那样“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而是“仁知且不蔽”，“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孔子是如同日月一样的万世圣人。
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意思是说，《诗经》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虽然我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但是心里却向往着他。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服饰、礼器，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不愿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代，读书的人仍然尊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作为判断衡量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孔子的形象在国人的头脑里早已经根深蒂固，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是以至圣先师的形象出现在国人的心目中的。
近代以来，我们又把孔子批得很丑，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的需要。下面我想引我们陕西孔子研究会名誉会长赵馥洁教授在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子既被神圣化过也被妖魔化过。神圣化时他是‘至圣先师’；妖魔化时他是‘千古罪人’。在中国人的情感中,一方面，由于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所以说到孔子时有一种敬重感; 由于孔子的言论平易切实,所以说到孔子时又有一种亲切感;由于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在世界上影响广泛,说到孔子又有一种自豪感。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孔子思想曾经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说到孔子时又有一种不满感甚至愤怒感;由于“五四”以后孔子曾被称为‘孔老二’、孔子的学说体制曾被称为‘孔家店’,所以说到孔子时又有一种滑稽感。如此等等。孔子给当代中国人的感觉十分复杂。这种非常复杂的情结，这些情绪化的倾向，往往会遮蔽孔子的真面目、真精神，也往往会干扰研究的科学性、真理性。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孔子时应该特别予以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要讲孔子、学习孔子，其实“孔子并不一定需要我们，而今天的我们一定需要孔子”。
那么，我们怎么做？孔子原本就是个凡人，学孔子就是学做人。宋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另外一半《论语》干什么？其实就是修身做人。修身就是对自我身心性命的修养、提升人生境界，追求理想人格。具体讲一是自我修养，比如“见贤思齐”、“文质彬彬”；二是与人相处，如忠恕之道，“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三是处理好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在讲做人。当然，在孔子那里，学做人与治天下是统一的，所以他也说“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先学会做人，这是最基本的。但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凡人，还要向上努力，做一个士人、君子，再努力，希贤希圣，走上学为圣贤之道。虽然最终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成贤成圣，但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努力，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幸福，也许我们会造就一个有道德、有修养、讲礼仪的君子国，最终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世界。
《中华孔学》2019年第3期，学术文化出版社（香港）
由公众号“解释”首发
凝听经作者授权发布
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长按图片扫码试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