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之君偏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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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子时（凌晨)，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在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由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自缢。
那一年正好是甲申年，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之变。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淮北农民的儿子，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他的后代、明朝第十六代皇帝朱由检竟然会被陕北农民的儿子李自成逼上了死路。紫禁城的国号由大明变成了大顺。然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在紫禁城的日子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进入禁城。短短的一个多月，国号由大明改为大顺又改为大清。虽然南方有南明小朝廷在苟延残喘，但已经改变不了改朝换代的事实，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了。
祟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三十五岁(虚岁)。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
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商纣王那个类型，残暴至极，不得人心。另一种是大艺术家李煜那种类型，软弱无能，荒于政事。与上述两种类型的亡国之君相比，崇祯可谓是一个十分勤奋的皇帝，不近女色，在位十七年，宵衣旰食，衣带渐宽。因此后来有很多人评价说，崇祯没有亡国之君的样子，却赶上了天灾人祸，积重难返的亡国气运。
结合一下崇祯在位十七年，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大事，梳理一下，崇祯对大明亡国是不是应该负责任。
崇祯18岁登基后即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举翦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朝遭迫害的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继之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辩冤，并起用有谋略的良将袁崇焕总督辽蓟抗拒后金，表现了非凡的机谋和才干。一时有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溢！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如一株怒放的昙花，耀眼一刻后便光彩不再了。问题的成因虽十分复杂，政治大气候是首要因素，他的盲目自信、猜疑嫉贤、滥施酷刑之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的朱明王朝经过他祖父神宗、生父光宗、乃兄熹宗的惨淡经营，王朝的政治生态仍然每况愈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搏斗。
更令朝廷头痛的是西北各地的饥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整个晚明社会就像蓄满药石的火药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会引发无法避免的大爆炸。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关外的后金政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寇边，觊觎大明神器。
在内忧外患不断，国是日非的背景下朱由检黄袍加身了。最初他确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决计再次中兴大明王朝。但由于他没受过从政训练，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加之生性疑忌，又急于求成心切，总想一口吃出个胖子。几个月后政局不见起色，他看谁都不得力，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罪人而大开杀戒。
粗略统计他在位17年，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后来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几十人。
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
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一万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远不到百分之十。人们不难想象如此多的高官被打入大牢，官场的阴森景象会是什么样？在上述“犯科”的官员中，贪赃渎职者当大有人在，治其以刑罚罪有应得。但事实证明，恰恰在这部分被关押的高官中，有人是无罪而且是有功大明之人，只是这年轻皇帝轻信谗言或得个小报告就大发淫威，被他十分情绪化的革职拿办，或随便安个罪名处以极刑了事。
这种施政手段，造成人人自危，个个不敢任事的局面。过几年以后，当他看到这种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相反，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所指已逼近北京；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而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没随着魏党的消亡而敛迹。
这些令人头痛问题的存在，使他陷入烦恼和空前的苦闷之中。面对不理即乱，理后更乱的政局，他坚信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反思几次后，感到登基不久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这不利于对各级官吏和军队的控制。
冥思苦想后也没有新招法，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首先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一整套庞大的特务系统，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这个念头一经定格，他便下令大肆招收宦官。由是，宦官人数急剧膨胀，待他末日来临之际，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起，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人数，据此数目让户部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继之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又索性恢复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试想太监们窃取了军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统军的将领们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们的瞎指挥吗？太监监军后，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报，对统帅们捕捉到的最佳战机无端阻挠、掣肘。更糟的莫过于还在暗中派厂卫人员去军队，用特务手段监控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崇祯在位期间，常以“恤民疾苦”相标榜，但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年皇室、官僚广占民田，正税之外，又有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却是不争的事实。
崇祯十三年，陕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饥民们将可食的野菜挖尽，树皮剥光，灾区路尽饿殍，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现象发生。崇祯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不断，却不予理睬。当李自成率军重入河南时，义军以“迎闯王，不纳粮”作号召，饥民纷纷从军，一时成为燎原之势，官军则一路败逃。
试想在大灾之年，崇祯若想到百姓的疾苦，真想救民于水火的话应有举措，假设能开官仓救济饥民的话，无疑是得人心之举；假设他将库帑中积存的银两，拿出一点点在州郡开设粥棚的话，不致于饿死那么多平民百姓……严格地说，历史过程是不许后人假设的，因为事后诸葛亮，你想的招数再好，于当时当事是没有任何补益的。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没的明廷内帑，就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可见明末国家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空亏，却仍连年横征暴敛，对老百姓榨骨吸髓，崇帧“恤民疾苦”的说教，太苍白无力了！
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确有忧患意识，对关外异族的进犯尤为警惕，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在群臣的举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赴任时，他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不辜负圣上的期望，他尽心竭力整顿蓟辽防务，加固城墙，筹集粮草，训练兵勇，作长期固边的准备。其间对违抗军令、懈怠防务的兵将予以制裁。后来又果断地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对所辖的50余万步兵、8万骑兵，日事操练，令寇边的后金多次受挫。
后金国主皇太极是位知兵善战的风云人物。当看到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入关逐鹿中原的大计不得进展时，决定改变主意，采取绕过袁的防区，取道蒙古然后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逼北京。
北京危在旦夕。袁崇焕得知后，火速率军入关驰援。处在危急中的朱由检闻知袁崇焕统兵来救，十分惊喜，当即颁诏嘉奖，又命袁节制各路援军。
袁统兵抵京后，改变了北京的防守弱势，使后金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有说袁崇焕拥兵纵敌，才使北京受到威胁的；有说他暗中与敌媾和，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多疑多忌的朱由检听到后，十分恐惧，便对袁产生了疑心。
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于是谎称他与袁有密约，故意大声说给部将高鸿中听，本意是让已俘虏在金营的明朝两位太监听清楚。后来又故意放松看押，让其中的杨姓宦官溜回北京。杨宦官逃回北京，对崇祯细说他在敌营里所听到的袁崇焕已与金主订下盟约之事。皇太极还把这些谎言写在密信上，暗投德胜门和永定门外，这便是京城流言四起的由来。
崇祯听罢杨太监的情报后竟信以为真，不假思索，不经司法审讯，即刻传令拿下，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命锦衣卫将袁投入大狱，未几，凌迟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这个离间计全过程简单得有点离谱，但崇祯却辨不出真伪，竟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灭己锐气，敌国称快。后来清朝史臣谈论此事，认为崇祯“年少昏聩”，误杀忠良，“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明史》），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义军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崇祯始知大势已去。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的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这位孤家寡人便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连天烽火，喊杀声不绝于耳，不觉心惊肉跳起来。是进？还是退隐？他没有主心骨了。接着又匆匆返回乾清宫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弼太子。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三个儿子入宫，叮嘱后事。他先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皇后泣曰：“臣妾跟从今上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随后与袁贵妃拜别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投环自缢。接着又砍杀自己15岁的长女长平公主，流着泪说“尔为何要降生到帝王家啊！”说罢取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狠劈下去。公主本能地举臂自护，结果右臂被砍断，顷刻卧地，呻吟哀号。崇祯见此惨状，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勇气砍杀女儿了。然后他咬破手指写了血书：朕死后，摘下皇冠，披头散发，没脸去见列祖列宗。贼军可以随意分裂我的尸体，但请不要伤害一个百姓，他们是无辜的！同时留下一句：“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此句与一代霸王项羽自刎时的话语何其相似：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崇祯将血书藏入衣襟，慌忙再登煤山，自缢于一棵老槐树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书从反面揭示出他死不认账的心态，对自己的过错没有丝毫的反省和检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他才感觉到不要伤害黎民百姓的重要性，而且又是忠告李自成的，更暴露了他“恤民疾苦”说教的虚伪性。传统的史学精髓在于臧否历史人物时多取“盖棺定论”的方法。
三百年后审视晚明的这段历史，崇祯虽不是荒淫的暴君，他的猜疑轻信、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确实是位不合格的帝王，如果不是他操持国柄的话，晚明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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