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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维度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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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许多舶来概念逐渐被超维度、超限度地使用。比如，具有海洋文明、历史语境、城市背景、公民传统特质和特色的“社区”(community)便是如此。它已经逐渐融汇到我国的官方语用中，融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街道“社区”。作为一个外来词，“社区”被引介到中国，社会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community直译为“共同体”；它有许多不同的“边界”构造和交错关系，也“制造”出不同、含混的语义。今天，“地球村”是一个“共同体”，现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民族、族群是“共同体”，宗族是“共同体”，村落、街区也是“共同体”。总之，“社区”概念是当代社会中少数几个最为混淆者之一。
在生活中，人们所说的“社区”都是确定的，由基础要件所构成。以我国基层的村落单位为例，它有一个传统文化作为基础，是一个“土地—宗族—村社”的聚落单位。而“社区”一词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共识性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意义和意思也不同。在中西方交流过程中，概念通常为“先行者”。如果对此没有充分的“文化自觉”，没有经过知识考古的厘辨，我国传统的概念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很容易丢失，而那些传统的乡土村落，事实上处于“被社区化”的窘境。因此，是照搬西方的“社区化”形制，还是保留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单位形制，包括称谓、语用，是一个重要问题。
“社区”辨析
“Community”一词原为古法语comuneté的派生，最早来源于拉丁语communitas，意为“共同体”“公共精神”“共享”等。其空间没有特别规定，或大或小。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社区”中通常表现出群体、宗教、价值观或身份等方面具有特定的共性和特征。特别是在拉丁系国家，海洋文明为其底色，移民群体、拓殖尚武、城邦国家、公民原型、圣俗相兼等特点，成为“共同体”的几个重要的性质和特点。“社区”作为一个交流平台，共享其位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如国家，村庄，城区或邻里），甚至虚拟空间的地方和地方感。虽然“社区”的概念出现于晚近，但从知识考古上看，其内涵早已深深地羼入了上述的品性和语义。
最早提出“社区”一词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他在1887年出版的著作《社区与社会》中使用“社区”（Gemeinschaft）的概念。他将“社区—社会”的二分法作为基本的结构关系而提出。换言之，“社区”是相对于“社会”概念提出的。二者的差别在于：“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依照他的区分，“社区/社会”存在的差异明显，“社区”更趋向于血缘、亲缘、地缘，共同的精神与伦理价值的持久性生活。“社区”是一种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之间的亲密、互助、服从权威的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一概念被提出后，西方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对其展开讨论，对“社区”的界定也根据各自需要进行解释和扩充，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G.A.希勒里（1955年）收集了关于“社区”的95种定义，指出“除了人包含于社区这一概念之内以外，有关社区的性质，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大多数学者认同“社区”应包含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等。人类学研究将“社区”，包括村落、部落和岛屿等视为特定人群生活的基本结构单元，关注“社区”的特质包括诸如亲属制度的构造，以及社会结构的关联性。比较有影响的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对“社区”界定的四个特点：小规模范围、内部成员具有思想和行为的共性、在确定时间和范围内的自给自足、对共同特质的认识。威廉姆斯在《关键词》的“社区”条目中强调，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物产、共同的认同感、特定的群体关系等作为基本要件和要素。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概括“社区”的几个特点：（1）它有一个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2）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3）“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我国学者吴文藻对“社区”规定了三个要素：（1）人民；（2）人民所居处的地域；（3）人民生活方式或文化。由于“社区”这一概念的被无节制地“滥用”，使之成为一个边界含混、重叠的“象征性定义”。
在我国，费孝通对“社区”概念的译用和推导最具代表性。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中，费先生阐述了“社区”一词的产生过程：“community这个字最初介绍到中国的翻译是‘地方社会’也不是‘社区’。但后来认为‘地方社会’一词并不恰当，就想到了‘社区’。大家采用后日渐流行。这就是‘社区’一词之来由。”作为一种社会人类学的范式，“社区研究”被引入中国，有着特定的语境；对此，学者已有过详述，此不赘述。不过，在“社区”定性上，费孝通与滕尼斯是一致的，即认为“社区”限定于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群体单位，基于血缘和地缘两种不同的背景关系之上。具体而言，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庭，逐步推广成氏族甚至民族。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人群。邻里在农业区发展成村和乡，在城市则发展成胡同、弄堂等等。在中国，最为接近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聚居类型是村落（包括自然村）。村落在历史上有诸种称谓，如里、丘、屯、坞、寨、堡、庄等，这些不同的称谓，反映出地域和历史背景的复杂和多样性特征。而把“社区”移植于传统的民族村寨，所呈现的面貌则大为走样。
这样，我们可以为“社区”的特性做大致的归纳：首先，community无论译为什么（“共同体”“社区”、社群等），都不妨碍其存在着一个“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基础，这从词语构造上一眼便能看出。“共同性”也成其为关联性的落地“单位”；它不仅在语义上属于“共同文化”的“词语反复”，而且，二者原本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互指；即确定一种共同文化成为一个人群“共同体”共享的部分。其次，作为一个外来概念，community在其知识考古中包括明确的“公民社会”背景。我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在引介和使用时需要“设限”，切不可任意使用。第三，“血缘—亲缘—地缘”作为“共同体”的基本特性和认同归属。在中国，与之最接近者是传统的汉族乡土村落、少数民族村寨，以及与乡土存在亲缘关系的城邑、街坊（早期的业缘关系）等。第四，“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学者们在学术范围内的使用非常自由和任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区”这一概念进入中国以后，早已与滕尼斯所提出和设计的原型发生重大的差异。就学术研究而言，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抑或是向“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演变，都具有广大的阐释和分析空间；甚至不妨碍学者实验性地使用“家庭社区”这样的嫁接概念。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人们将其应用于现实的时候，需要格外谨慎，毕竟行政化的“套用”与学术讨论的“活用”不同。今天，“社区”一词在生活中的使用已经很广泛，经常与街区、住宅生活区的指称联系在一起；大有颠覆、取代、置换我国传统的概念。笔者特别警示：引入新事物与保护旧传统不可偏废。
要之，community在西方生成、变迁原有一整套“西式”的知识逻辑。当它被译作“社区”引介到中国来之后，在学术界经历了一个中式化的“社区的历程”；同时，它又超越了学界的樊篱，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这些都值得很好的梳理和总结。
为“社”正名
在中国，“社”之原型无疑将其植入农耕的“土壤”之中。换言之，只要选择和使用“社”，便与“农本”建立了原生性关联。古代称农业为“贵本”“本农”，“本业”“正业”。祖国、家国、国家称为“社稷”。《白虎通·社稷》释：“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可知，以“社稷”报功，以安天下。所以，当我们使用与“社”有关的任何词汇概念时，必须首先回归其本义、本体和本位。
“社”的本义，就是祭祀土地。映衬土地生产和生殖的特点（“后土”，“地母”意象）。窃以为，要理解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祖—社”为关键，这也是“天地人”之照相。有学者认为，“祖”与“社”同源，宜与祖古本一字，宜社亦即所谓“出祖释祓”，《左传》谓之“祓社”。《尔雅》所谓“宜于社”即“俎于社”，所谓“祓礼”也就是祖道之礼。从甲骨文的形态看，土，其意有二：“土地”和“地中之物出形也。”据学者考释，殷商时期的亳社为成汤故居，亳社也叫蒲社，王国维译作邦社，其为冢土。古以土为社；邦土，亦即祭之国社。我国自古有“家天下”的传统，而“家”是一个家长制宗法等级秩序下的各种“分”的原则（分封、分社、分支等），这一切都围绕着“土地”，为“乡土中国”之“本色”。
中国素有以土地崇拜为具体对象的传统，“社”的神话传说主要有二：一为“后土”——“后土为社”（《春秋传》）；一为“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社，土也。”（《论衡·顺鼓》）《孝经》云：“社者，五土之揔神。”《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古人以土地滋育万物，立社祭祀。社是祭祀的场所，同时也是公众聚会的地方。简言之，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以“土”为纽带的“农本”“农正（政）”，“社”为基层单位。
“社”亦释为“地方”（与“天圆”对应的“地方”结构），“四方”自然成了“社”的维度范畴。因此，四方神与社神为不同的神祇，二者皆重要，而且二者常常结合在一起。《诗经·小雅》：“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诗经·大雅》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丁山因此认为，“后土为社”，应祀于社壝之上，不必再祭于“四坎坛”。“以四方之神合祭于邦社，恰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五行之官，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祀四方于社稷之典相合。足见四方之神，在商、周王朝的祭典里，本属地界，不隶天空……当是祭四方于社稷的遗制，与天神无涉。”四方之神在《国语·越语下》中亦称“四乡地主”，云：“（王命）环会稽三百里者为范蠡地……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解：“乡，方也。”四方神主，见于盟誓。
“社”原本是土地伦理的产物，“英雄祖先”大多与之有涉，比如陶。《说文解字》释：“陶，再成丘也，在济阴。从阜，匋声。”陶丘有尧城，说明尧帝曾经居住在陶丘，因此尧帝也号称“陶唐氏”。尧帝既是土之圣，又同陶之祖。再者，古人称主天者为“神”，称主地者为“圣”。《说文解字》：“圣，汝颍之间致力于地曰圣。从又土。”于省吾相信许说有所本，却过于笼统；以其考释，“圣”与“田”“垦”有关。显然，这是中国农本传统的缩影，说明古代以“神农”（农业）为本，以土地为本。人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尧、舜、神农等先祖皆为“圣土”之王。“圣”的繁体字为“聖”，即“圣—聖”的并转。甲骨文像长着大耳的人，表示耳聪大慧者；说明最聪明能干者为圣王者大都重土擅耕。
“社”也建构出我国乡土社会以“田土”为本的“疆理”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基层形制（包括乡土自治性和封建管理性）。虽然，在历代朝代的治理中，这些基层群落的称谓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但是，以田农为纽带的本质从未改变。从逻辑上讲，“社”也就成为了村社聚落的原型。在我国，村社是以家族继嗣为原则的父系制。费孝通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家并没有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而扩大的路线，是以父系为原则，中国人所谓的宗族、氏族就是由家的扩大或延伸而来的，社群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群。“村落”——以姓氏（如同姓村、双姓村和多姓村等）为主要人群构成关系最有代表性，即村落基本形制由宗族分支演化而来——即“社群”的基本构造。
这就是说，在以“社”为表述的所有单位形制中，宗族（人群）—社土（农本）的结构，即“土地捆绑的中国”（费孝通）的性质一直贯穿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为“村落”，其与“田”为核心，形成了完整的表述体系，诸如田、里、甲、保、邑、坊等“地方知识体系”。由此可知，中国以往从来没有使用过“社区”，虽然“共同体”可以包容村落中的人群关系，却无法真切地反映我国村落群体的特殊性。传统“村落—宗族—家园”的构造成为了中国乡土性的基础。既然我们有自己的概念，何必借用外来概念，尤其在乡土社会中，有了自己的“家”就不必“好事”(house)西式。
简言之，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只要使用了“社”，便与农耕，与土地存在关联。也是“本土化”的逻辑依据。而西方的community与公民社会存在着历史的纽带关系，却并不一定直接关乎土地，或与土地的关系较为疏远——特别是拉丁系，其与海洋存在着亲密的缘生关系。
城邑之“社”
从community的基本形制看，其原型包含了城镇的聚集——直接来自于西方古代的“城邦”（city-state)，即以海洋为背景，以拓殖、贸易、掠夺、冒险、荣誉等为主要活动的发展线索。城邦制特征包括：（1）“城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在古代希腊（前8～前4世纪），有数百个城邦并存，出现过许多城邦联盟。最强大的城邦为雅典和斯巴达。所谓城邦，指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所有希腊城邦都以小的“共同体”为单位。希腊城邦的居民按照政治地位分为三大类，即拥有公民权，可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人；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主要指那些来自外邦的移民；奴隶。大致上，每个城邦都有三种政治机构：由成年男子构成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经选举制度。这些也都成为现代国家共同制的原型。（2）虽然在城邦制的形制中，也包含着围绕其周围的乡村，但作为海洋文明的拉丁类型，“城/乡(country/countryside)”关系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以乡村为边缘的关系格局和模型，而且这一关系不是缘生性的——即城市的产生并非因为乡村的存在和需要，反之亦然。（3）“共同体”（“社区”）包含着人群的“非同祖同宗”的人群构成，“公民”指以“国家”为政治隶属的群体。
在城市原型中，城市被视为权力的所在，政治、宗教、行政、财富、商品、交换等都集中在那里。在城市空间中，市政中心成为重要的政治象征，并不是因为人们聚集在那里举行庆祝活动，而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机构。从这个角度讲，市政中心等同于城市（city)一词的古典涵义，即居民团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社会”。事实上，即使是在“城市社区”的范畴内，除了我国传统的城镇中的街坊、邻里关系的背景外，还有当今现实中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泛边界”概念情形，以及具有实体性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居委会），甚至新型的住宅小区式的“社区”，其中主要包括“物业—业主”的关系。它们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区”组织，但并不遮掩其所包含的“社区”共同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相对地独立于城市而存在。
对于擅长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而言，在传统的意义上，西方的“社区”，无论从本体论还是方法论，主要的依据均是城市社会。“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社区’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在现代城市社会是否可能；而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社区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主题则是，通过“社区”去“透视”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城市社区”这样的背景论题下，出现了诸如“社区保存论”与“社区消失论”的不同声音，而症结在于，对所谓“共同体”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包括我国与西方城市形制的差异。我国古代城市诸如“里坊”“街坊”“邻里”，原本都与乡土村落保持着“亲缘”关系，“里”的本义取田畴、耕种、居住的地方。《说文解字》：“里，居也。从田从土。凡里之属皆从里。”“里”直接来自田邑。“坊”，即以“方”为本夯筑城墙；《说文》：“坊，邑里之名。从土，方声。古通用埅。”同时兼有街坊的意思，即城市的形制依据是“方田”为摹本生成的。其社会结构仍然可清晰瞥见“宗邑”的影子。
与西方的城市相比，我国的城市形制特色鲜明。其中“邑”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古代的城市也称城邑。据刘沛林考释：早期“聚邑”的产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男系确定血缘关系和继承权的父系世系逐步取代母系世系，从而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的结果。婚姻制度的变化，产生了以男子为主的父系大家庭组织。与之对应，聚落规划也有明显反映。原来作为氏族聚落中心的“大房子”或广场逐渐消失，代之以部落首领的宫室。作为部落驻地的“邑”，为了保护部落首领和富有者的财富和安全，开始筑墙，加强防卫，从而出现“城”的原始雏形，即设防的聚落（邑）。设防的城堡出现在4 000多年前，恰好处在即将进入奴隶社会的前夕。这时，聚落开始分异作为统治据点的“邑”和作为一般居住之所的“聚”。
笔者并不完全认可这样的推断，如果按照这样的历史推断，世界的许多地方和地区都会出现同样的聚落（邑）。因为，这几乎是人类演化史的规律（这一规律包含着推论上的假定，比如父系制对母系制的替代），而“城邑”也就不是我国独特的聚落形式了。事实上，有些学者，比如李学勤，之所以称说我国古代的城市文明为“城邑国家或都邑国家文明”，理由就是城邑为我国独有。刘氏的结论与之大致相同，却没有注意到中国之所以可以称为“城邑国家”，一个重要的特质是农耕属性，即“邑”的特点重于“市”的特点——自于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的特质。于此，笔者更愿意引《礼记·王制》之“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这既是“邑”的最基本的意思，又是乡土社会安居乐业的理想蓝图。虽然城市规模也存在“量地”的工作，但所依据者依然是农耕背景。这是与西方城邦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我国古代的“城邑”（大致上以宗族分支和传承为原则）和“城郭”（大致上以王城的建筑形制为原则）共同形成了古代中国式的“城市模式”。不少学者认为，用“城邑制”概念来概括我国古代的城郭形制更为恰当，因为“中国的早期城邑，作为政治、宗教、文化和权力的中心是十分显著的，而商品集散功能并不突出，为此可称之为城邑国家或都邑国家文明”。“邑”，会意字，甲骨文，（囗，四面围墙的聚居区）；（人），表示众人的聚居区。初文从（口），从（卪）。其中“口”字表示城市，而下面的“卪”字表示跪坐臣服的人，有城有人，这就是“邑”。
“邑”的雏形原与聚落联系在一起，又与农田土地相连。通常，“邑”与郊野是连通的。《尔雅》：“邑外谓之郊。”可以这样理解，不论“邑”为“国”、为“乡”，都衍生于农作，衍生于井田，而且演示出了宗法制度的特殊景观。“邑”与农耕、季节相互配合，吕思勉说：“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种田，冬天则住在邑内，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人做领袖。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称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塾。当大家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着出去的人。出去的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着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这样的描述完全是一幅乡社的景致。
要之，我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不仅表述乡土社会自身，也在强调城市与乡土之间的连带和亲缘关系。所以，“community”进入传统“城乡”需做充分评估，毕竟本义、所指、背景等都不一样。
后记
人有本名，纵然复取“西名”，只是在特定语境中使用，不可取代本名。是为常理。当我们在生活中逐渐习惯“社区”的概念时，我们有时会混淆自己的“乡村”“村庄”“村落”“村寨”“屯堡”“乡镇”“城邑”“街坊”“邻里”等，而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词汇早已融入、化入传统社会机体系统和表述体系中，可是我们却在渐渐地忘却它们。毫无讳言，这是一种无形的伤害。以笔者之见，我国的乡土社会自古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表述体系，以“祖—社”（土地捆绑的、田园地方、具有同祖共宗的人群）为主干的相关概念非常有特色，是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不可轻易地以外来词替代之。
而“社区”从舶来到我国的“本土化”过程，已经使这一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出现了“语义迁移”，甚至出现了“对走”（延伸到了对立面）的趋势。所以，当我们将“社区”移植到传统的乡土社会时，需慎而又慎。另一方面，面对当今全球化的情形，移动性(mobility)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属性，新的“人群共同体”，包括诸如“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VC)等与日俱增，面对“公民社会”的整体性日益增加，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新兴“社区”平台骤增的形势，引入“社区”于这些范围和范畴，势在必行。
任何一个民族，特别在文化变迁加剧的转型期，如何选择和引入外来文化，如何保留和保护传统特色，是考验该民族“文化自信”进而“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尺度。
原载于《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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