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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权力决定谁是或谁不是专家，这就难以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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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校，作为大学学术管理的传统模式，已经存在数百年之久。时至今日，它仍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中之重。高教界人士普遍认为，教授治校是解决高校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是教授治校吗？中西方对教授治校的理解又有哪些差异呢？
为此，记者采访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英语系终身教授童明。
教授治校是大学民主治校架构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报》：您所经历的“教授治校”是怎样一个架构？童明：教授治校是民主治校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全职教授（包括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负责教学和学术的所有设计、安排、管理和实施，并且以系为基本单位，对设置哪些职务、人员招聘、职称评定升迁等相关事宜向校方提出教授集体的意见。教授群体有自己的机构，如教授参议院，他们就大学治理的各种问题向校方提出建议或咨询，参与大学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教授治校”英文是“self- governance”，直译为“自主管理”，意思是上面那些事都是教授专业内的事，应该以我们为主体，由我们管理。
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统管大学的所有事务。美国大学是教授代表的团队和校长带领的行政团队相互搭配的动态组合。行政团队提供并管理资源，如资金和设施，负责法律和审批，但是行政力量不干预教学秩序、课程设置，就连从年轻教授到资深教授的提拔过程，都是由资深教授评价，最后由院长、教务主任和校长签字批准。
当教授的团体和校长的团队在某些事务上产生分歧时，由教授组成的参议会就会发挥作用。教授通过推选轮流当参议员，校长的团队（副校长、教务主任、各个院长等）要与教授团体沟通，在适当的场合接受答询，共同讨论学校建设的问题。
这是我所看到的“教授治校”的基本架构。
《中国科学报》：您所经历的“教授治校”在日常的教学中又是怎样体现的？童明：举个例子。我所在的英语系，全部课程都是由教授集体根据教学需要和各个教授的特长设置的。我说的是专业课，专业课分必修和选修两部分。美国大学课程又分通识课、专业课两部分。设置跨学科的通识课，学校有专门的委员会，将通识课分为各个板块，由各院系提出自己的课程方案，经过专门的校级委员会讨论、批准。专业课由各系的系务会确定，但每门课程都要经过院校两级的审核批准。如果一门课两三年既没人教，也没人选，会被取消。可以随时提出提案设置新课程，但要走上面的过程。
讲授同一门课程，两个教授上课的内容可能会有一部分重合，但也有很多的不同。授课教授根据自己的专业以及对这门课框架的理解来选材并写出课程表。教授的英文为“professor”，动词to profess 不仅仅是讲课，而是讲授形成自己哲学观点和立场的课，对正教授、资深教授更是如此。所以，这个词就有了学术自由和学术发展的涵义；学生选教授也有他们参与某种价值取向的意味。教授在课堂有学术自主权。教授有选择传授哪些知识的权利，学生也有选择哪位教授的权利，是一种相对自然的选择。
教授治校呼唤真正的民主
《中国科学报》：教授治校在国内高校开展得不甚理想。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童明：如果讲教授治校而不明白这个传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可能误入歧途。现在国内的“话语权”大行其道，那是权力的权，不是权利的权。在民主不充分的前提下，某些人的“话语权”大于其他人，而且大很多。这样一来，所谓的教授治校就可能变成几个专家甚至学阀的治校。资深教授治校的作用固然不能忽略，但教授治校更是一个结构问题，是校长团队和教授团队之间配合，形成民主自由的大学教育和科研。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教授治校的传统已经被搁置了几十年，要恢复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要承认大学教育是自由精神的体现，承认学术的规律和由此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才能让教授真正作为主体，解决课程、科研、学科建设等问题；让行政团体成为大学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这些还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建设一流大学，靠“放卫星”的方式是做不到的。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恢复教授治校的关键是什么？童明：中国的大学也曾有过辉煌，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那时候，学生和教授对资深学者的尊重是自然形成的，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成就和社会影响，而不是权力赋予的头衔。权力应该是公权。如果不讲思想的自由，不讲民主，权力就会私相授受，就会腐败。然而，我们现在更多依靠的是上意，由权力决定谁是或谁不是专家，这就难以服人。
教授治校的前提是民主。招聘某一名教师、设定某一门课程、学术上出现的争论，首先要从系务会的讨论开始。系务会的运作不是体悟上意，而是了解大家的共识和分歧，形成政策须通过投票来决定，并不是一两个教授说了算。正如我前面所说，没有权利为基础的权力，“话语权”越大，越是背离大学的基本价值。
“文革”时期，大学的基本价值和传统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当时，狠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后来外行长期领导内行，甚至出现上面的领导不懂教育规律乱给政策、乱下命令的情况。
应该把教授治校的概念搞清楚，在价值取向上搞清楚，这样大学才是大学，才能按照教育和学术的规律运行。
教授治校应列入考核指标
《中国科学报》：教授治校是否要接受相关外部机制的考核和评估？童明：是的。在美国高校，审核年轻教授的工作由资深教授完成，由院长提出最终意见。学校为此设立三项标准：第一项是教学，第二项是科研，第三项是对学校的贡献。所谓对学校的贡献，就是教授参与教授治校的过程。比如，是否参加过委员会或教授参议院，是否做过某个中心的主任等。这些头衔都属于服务性质，不是什么官职。三项标准，权重均衡。如果某位教授有一项不及格，学校就不再聘用。除非他拿到终身职教授，但在那之前都是非常严格的。
这一点不同于现在国内高校考核时重科研、轻教学的做法。重视科研当然是对的，但切忌搞成考核的唯一标准，更要警惕把科研搞成“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
对大学每个专业系，美国都有外部的评估机构来评估。他们怎么评估呢？
举个例子，上一次，外部评估机构来我们系里评估，提前打了招呼，说某月某日到某月某日他们会来，他们悄悄地过来，听课，向学生了解情况，也和一些教授私下谈，最后他们离开时，和系里几位教授和系主任一起用了午餐，讲了他们评估的意见。我们没有用一分钱接待他们，那顿午餐还是对方付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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