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3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1／4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1／5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
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30年前？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过？……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
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一、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赫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
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
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未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
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竟对他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备受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儿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遭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药了吧？
二、说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6000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嫪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
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
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中），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
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蒙，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
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莎！”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
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附文：文学会变化，不会消亡
■王畅
“真正的好思想一定是从亲历性实践感受中产生的，是从生命中分泌出来的。”在看似共同的时代人生经历中，韩少功往往分泌的是另一种思想知见，显示出对世象辩证的超然与冷静。-
在一次关于文学四梦的演讲中，他说道：“如果人性仍然让我们屡感陌生，文学就应该在这里苏醒。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昏睡状态有所觉悟，那也许就是苏醒的开始吧。”
文学会变化，不会消亡
韩少功写作40余年。关注人性，发出灵魂的声音，是他一直坚持的写作态度。
他从湘西走出来，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当代文学史，一份新时期的历史清单。他记录着时代的内心变迁，相信坚持的意义不在于喧嚣一时，而在于“文学重新走向内心，走向我们的感动和创造，走向当代人可能的文明再生和精神圣诞。”
谈到写作，韩少功说：“其实我们的写作也是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这个和80后、90后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时代把我们抛在了一个你无法用个人经验来解释一切的（境地）。你要了解你的过去，你不能不了解和你相关的时代，所以你也不可能回避一些历史变迁。所以我们读书，我们遇到了大饥荒，我们遇到了文革，我们遇到了知青上山下乡，这些事情你都会很自然地一起（写在笔下）。所以这是宏大呢还是小时代呢，这些都可以让理论家们去讨论。不是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作家每天都瞪大眼睛放眼世界，不是这样，但是我也不赞成每个人写自我就够了。因为你的自我就是社会造成的，你从娘肚子里出来你有什么自我？你之所以现在能够说话、写文章，肯定是你和社会发生了交集，社会投下了很多投影在你的心灵中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使用“自我”这个高频率的词。很多人都会用，作家们用得最多。
张承志曾经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
韩少功显然说得温和一些。“作家采取个人视角，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者。”
作家不是法官、学者、政治家，只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和人生，所以个人风格在文学中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个人偏见在文学里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
文学家说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学家说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韩少功说：“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
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理，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家都有天王、天后级的声誉，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粉丝”在尖叫。
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铁道游击队》，可以诱使孩子们逃学和旷课。有时得一个晚上读一本，第二天把书流转给别人。当时读小说就是人们最大的娱乐。但时至今日，文学娱乐的功能已大量的转交给电子产品了。大家去看看报纸，“娱乐”、“娱乐版”、“娱乐圈”这些词基本上与文学没有关系了。
韩少功也直面文学的衰退，“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但这并非文学的末路。
“它会变化，不会消亡。我们以前谈论文学的时候，经常把一些旧的文学作为一种传感器。比方说，小说啊诗歌啊，戏剧啊评论啊，这个叫文学。其实现在文学范围扩得很大。关于文字的艺术就是文学。而这个文字的艺术现在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新的业态。比方说段子。为什么段子不是文学呢？很多很精彩的帖文为什么不是文学呢？很多视频的节目、多媒体、电视剧，它里面都有文学的元素和文学的参与，这种广义的文学还在发生，还在成长，甚至是朝阳产业。但是某一些文学样式，比如说我们理解的小说散文类的东西，它在慢慢地受到挤压。并不是文学消失了，是文学在发生变化。”
除了文学的形态在变化，更关键的是，“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
住在乡下，我突然觉得时间多了
“有时候我很悲观地说：危机才能带来觉醒。”面对掠夺性开发带来的文明冲击，韩少功心里怀着一种特别的乡愁。
“春夏都在湖南的一个山区，冬天在海南。像我在乡下也种庄稼，我也养鸡。”韩少功此前在采访中聊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乐呵呵直笑。
在外人看来那么惬意的生活，却也给了韩少功很多思考。
2006年韩少功写了《山居心情》，像写日记一样，记录着自己的山居生活。那篇文章里，他贯穿着对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思。
“现代文明肯定也有弊端，需要我们冷静分析，不必盲目跟潮，不必以为大街上吆喝的都是真理。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对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验，再去决定是否接受它。这样一种态度也许比较可靠。至于这种态度怎样才能成为更多的人的态度，对这事我还真是不知道。”
拥有社会觉悟的韩少功说：“一种思想实现社会化和大众化，常常得依托灾难的出现。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残酷？但事实上就这么回事。比如我要小孩子不要乱跑，说乱跑就会摔跤。但你说一百遍，他都可能没有反应，直到真摔跤了，他才可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关于摔跤的真理。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真摔跤了，才会回头，才会长见识和明道理。所以说灾难是最好的老师。牺牲品会有的，但愿你不是，但愿你能躲过一劫。”
《芒果画报》的记者曾经去过韩少功在汨罗的家，跟韩少功只是聊聊种菜，养鸡。“我家梓树瘦弱细长，俨然有骨感美；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最缺德的是阳转藤，一棵乔木或一棵灌木的突然枯死，往往就是这种草藤围剿的恶果。它的叶子略近薯叶，看似忠厚。这就是它的虚伪。”
对于住在乡下，韩少功觉得，“我突然觉得时间多了。因为我以前居住海口，是一个旅游城市，人来人往特别多，我很多时间浪费在应酬啊接待方面。第二个好处是我对文学圈以外的人有了多的了解。你与那些与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乡下，每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两个特别会说话的农民，说得极其生动活泼，那种语言技巧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这是一个例子。第三，乡下生活可以帮助我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
“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比方说乡下人喜欢把人往老里称呼，叫我韩爹就是尊敬我。但城里人喜欢把人往少里称呼，把‘大姐’叫成‘小姐’，对方就可能高兴。虽说这只是不同的称呼习惯，但它的后面有历史观、文明观、时间观的差异，能让我们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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