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家，为故宫捐献20多辆卡车的文物，逝后却不许留骨灰
一个河北冀州的农家子弟，经历了十几年的“北漂”生涯，从古玩铺的学徒成长为精明的古董商，再到文博大家进入故宫工作，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
虽然身家千万，却简朴得舍不得吃1块钱的猪肉。他自奉甚俭却有今人不能想象的慷慨，——晚年将收藏了一辈子的3000多件古董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这是什么概念呢？据说当时故宫出动了十几位专家，清点了1个多月，前后动用了20多辆卡车才将藏品搬完。
故宫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曾经感慨，“为故宫捐献做出最顶尖贡献的有两位：一位是捐书画的张伯驹，一位则是捐瓷器的孙瀛洲。”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大家就是孙瀛洲（1893～1966），河北冀县人，我国文博界杰出先驱之一，著名的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他的人生轨迹就像一个传奇。
孙瀛洲（1893～1966），河北冀县人，我国文博界杰出先驱之一，著名的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
从古玩店学徒到古玩店老板
他本是河北冀州的一个农家子弟，14岁时为糊口到北京一家具店当伙计。随后，他又到当时的“同春永”、“宝聚斋”等古玩铺子当学徒，学徒期满后任采购、司账。他聪明好学，又吃苦耐劳，跟着老先生学习了不少古玩鉴赏知识，又精心学习经商买卖。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攒之后，孙瀛洲终于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创办了自己的古玩铺子 ——“敦华斋”，以经营、鉴定、收藏、研究明清瓷器为业。
敦华斋在孙瀛洲的经营下，没过几年就成为了京城一带数一数二的古玩铺子，每天上门赏玩、购物者不计其数，生意火爆。据孙瀛洲的儿子孙洪琪回忆，当时敦华斋里光学徒工就有20多人，每个月进出的古玩多达几万件。盈利所得的银元、金条每月都要用木箱子抬去存银行，孙家成为了银行的大户头。
虽然坐拥千万家财，但孙瀛洲却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平日一身素衣，家人也是如此，连女儿冬天戴的手套都是妻子用袜筒改的。孙家一日三餐极其简单，他还规定全家人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肉，而且每次都舍不得吃1块钱的（半斤），只吃2两，还必须切得细细的，这样可以多夹几筷子。他自己很少在外面下馆子吃饭，出门办事也只在摊子上随便吃碗面填肚子。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
从古玩店老板到收藏大家
1块钱的猪肉舍不得吃，价值几十根金条的文物他却舍得买。
一次，孙瀛洲看上了一对明朝成化年间的三秋杯，这种杯子极其稀少珍贵，孙瀛洲当即以40根金条买下收回家中。这40根金条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能够在北京买下2套高档四合院。
又有一次，孙瀛洲在一古董摊上淘得一个宋代龙泉窑青釉瓶。摊主是位识货人，死活要黄金20两，孙瀛洲最后以15两成交买下。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不少，每次，孙瀛洲都毫不吝惜自己的钱，只要看得上眼，就一定会买下。
作为北京著名的古陶瓷经营者，孙瀛洲经常亲自到各地寻访收购，由于为人诚实、随和、给价公道，行里人都愿意与他打交道。因此，孙瀛洲凭借好人缘收了不少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从收藏大家到文物鉴定专家
孙瀛洲是一位文物痴，文物古董就是他的生命。
孙嬴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对经手的文物，他必定仔细观察、记录，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明清瓷器更是深入钻研，甚至为深入研究明清瓷器制作工艺，弄清鉴定真、赝的规律，曾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
因为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又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加上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
青花折枝花卉纹折沿盘明洪武
孙瀛洲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经过研究归纳，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工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因此他成为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陶瓷专家、孙先生的弟子叶佩兰女士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竟能一一准确地说出各自的名称。
从文物鉴定专家到捐赠大家、教育家
抗战期间，孙瀛洲积极支援抗日，出资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大炮等送上抗日前线，先后为支援抗日花去了数十万银元。1950年，为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孙瀛洲将店中古董瓷器拿出来义卖，卖得钱款上百万元全数捐给了国家。此外，他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派去了大西北，支援边疆建设。
1956年，孙瀛洲响应“支援国家建设，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号召，将近3000件古董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当时为了转移这些文物，故宫博物院出动了10几位专家到孙家清点了1个多月，前后动用了20多辆卡车。这些捐献的古董包括：宋元明清瓷器2375件，犀牛角杯子32件，瓷器资料497件。
孙瀛洲捐献的犀角杯
孙先生的长外孙女李润至今还记得外祖母和她谈起犀角杯时的情形。当年有“一两犀角，十两黄金”之说，外祖母告诉她，解放初，“北京的犀角杯都在咱孙家。”
1957年初，孙瀛洲又捐出了清朝康熙、乾隆瓷器10件；1964年，又捐出瓷器64件，瓷器资料9件，共计2987件。这是有档案可查的数据，再加上一些小件文物数量多达3000余件。
从文物门类上看，孙瀛洲先生捐赠的这批文物也十分丰富，除陶瓷外，还有犀角、漆器、珐琅、雕塑、佛像、家具、料器、墨、砚、竹木牙骨、青铜、印玺等多个门类。其中有25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入故宫永久珍藏。当然，最珍贵、最多的还当属宋元明清瓷器，其中就包括花了15两黄金的宋代龙泉窑青釉瓶，40根金条的明代成化三秋杯。
明代成化斗彩三秋杯
这对高仅两寸，胎釉薄如蝉翼，杯身以秋菊、蝶、草组成画面，表现出秋天的景色的“明代成化斗彩三秋杯”如今已经成为故宫镇馆之宝之一。此杯身世不凡，相传是明成化皇帝非常宠爱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贵妃，为讨她欢心，命景德镇工匠特制的御用酒杯，到明嘉靖时已属珍品。据孙家后人透露，视宝如命的孙瀛洲当年不惜用40根金条买下后，就一直珍藏家中秘不示人，连家里人都不给瞧，直到捐给故宫的前一天……
孙瀛洲的女儿孙文冬，至今记得当年父亲在捐出绝世孤品“斗彩三秋杯”之前的情景。
“1956年，我还是个戴着红领巾的初中生。那些日子，家里来了不少人，对捐献的文物天天在北屋登记造册。之后，故宫该来装箱了。前一天，父亲把全家叫到东屋里屋，他站在炕上，在摆放着几百盒要捐给故宫的珍贵文物中，打开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两个小瓷杯给全家看。他说，‘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故宫里也没有。明天就捐给故宫了，今天让你们看看’。”
据孙女士回忆，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从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宝贝的，“他说话时脸上带着微笑，甚至充满了自豪。”
孙瀛洲的爱国惊世之举，为一般收藏家望尘莫及，他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奖励。北京市曾将他于1923年开设的“敦华斋”招牌高悬于琉璃厂文化街，以老字号名店昭示后人。
之后，故宫博物院将孙瀛洲聘为研究员到故宫工作。聘到故宫博物院后，孙瀛洲竭力施展自己的才华，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曾带领故宫博物院陶瓷专业人员做了大量整理、鉴定及收购工作。他将自己的鉴定经验加以总结、发表，撰写了大量精辟的阐述文物鉴定与辨伪的论文，至今对古陶瓷鉴定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更令人称道的是，孙瀛洲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他提携了不少老、中、青专业人员，其中不乏像耿宝昌先生这样当今古陶瓷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孙瀛洲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叶佩兰女士回忆说，孙老曾鼓励她和同事王丽英：“你们将来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陶瓷鉴定专家。”还鼓励她们打破对做学问的恐惧，拿起笔写论文。
文革期间，孙瀛洲因为当过古玩店老板的经历，饱受风波，最终因受到迫害含冤离世，享年74岁。
事后仅仅用一块门板就被匆匆抬去火葬场，还不许留骨灰，不让家属看最后一眼。女儿恳求司机师傅能为父亲留下骨灰，师傅对她说：“闺女你放心。”为此，孙家后人永远记着那位姓白的司机师傅。
想想孙瀛洲在世时的“风光”，再对比他去世后的凄凉，不禁让人想起张伯驹先生，两人都是收藏大家，倾尽家财守护国宝，无私奉献捐给国家，最终却都落得个凄惨的结局。】
有人说，如此爱国，克尽自身，未免迂腐；有人说，好人不得好报，未知九泉之下，是否悔不当初？
而孙先生后人却说：“如果当年不是捐赠国家，这些宝物在‘文革’一定会遭受厄运。”也许，这才是老人家真正的心声。
在这些真正的大藏家眼里，文物并不意味着财富，而是事业和信仰。我们普通人很难理解，这种以命相搏，飞蛾扑火的爱。在孙瀛洲张伯驹们的眼里，对于真正的心头所好，不是占有，而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其周全。
如果各位朋友有时间到故宫瞧一瞧孙先生的捐赠，或许更能感受到这些藏家大无私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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