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著-06】口号：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心

原创 2017-08-11 阮云志，卢黎歌 思政云说

【摘要】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口号是承载和传达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重要载体。研究毛泽东关于口号类型、口号特征、口号策略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对于丰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今天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口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项目编号：09JD710011）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172-04

所谓口号是指“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其应用范围极广，根据口号内容就可以分为政治口号、经济口号、文化口号等。本文所讲的口号特指政治口号。

一、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之口号类型

这里讲的口号类型特指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标准对政治口号所作的分类。

1、基本口号和动员口号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根据口号内容指向的时间性特征，可以分为基本口号和动员口号。前者指向一定的历史阶段，后者指向该历史阶段内的具体发展阶段和重大事变。例如自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阶段，“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1](P262)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动员口号。可见基本口号规定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总目标，动员口号规定的是达到该总目标的各个具体目标。

2、暴动口号和日常生活口号

根据口号的具体内容指向，动员口号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暴动口号、日常生活口号等。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2](P98)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一般的暴动口号在群众斗争情绪尚低的地方可能难以达到其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有必要配以相关的日常生活口号；两种口号的关系是，暴动口号统领日常生活口号，日常生活口号服务于暴动口号。

3、策略性口号和战略性口号

根据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口号可分为策略性口号（或称防御性口号、主动性口号）和战略性口号。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和国民党蒋介石“和平谈判”和“武装夺取政权”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前者“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3]可见策略性口号只是一种对敌争取道义上优势的暂时性策略手段，战略性口号内容才是对我人民群众进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旨趣。

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之口号特征

政治口号作为口号中的一种当然具有一切口号的共性特征，还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如政治性、教育性、针对性、惯性和严肃性等特征。

1、政治性特征

作为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载体的口号，其首要基本特征是政治性。因此在实施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拟制和宣传口号时，革命时期口号要以革命为旨归，建设时期口号要与国家建设相联系，防止口号的非政治化倾向。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的信中就指出，像“巩固家庭”之类的口号只有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4](P206)建国后又进一步强调说“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5](P214-215)}过去我们在农村曾提过“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由于没有政治性导向，“结果大家只管家了”，后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6](P177)，把家和国联系起来，导向就明显了。

政治性特征在阶级社会的当然表现是阶级性，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诉求，这一个（些）阶级所期望和追求的可能正是另一个（些）阶级所反对和抵制的，因此毛泽东1943年6月6日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指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4](P26-27)

2、教育性特征

毫无疑问作为党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载体的口号要反映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倾听他们的心声。例如在内战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实际上“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4](P184)但是人民群众有时候不一定都能够像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那样清醒而又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相反甚至可能提出一些有损自身根本利益的政治诉求，这就需要党加以教育和纠正。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鲜明地批评了1947年6月晋绥分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的缺点，分析指出“地委书记会议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7] (P1310)}

3、针对性特征

口号作为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虽然其教育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但是一方面不特定多数人可以是同一类型的人，即教育对象可以是类型特定的人，如抱有某种不正确思想认识的人，另一方面口号自身的内容指向是特定的，如具体的政治事件、运动、局势等情况，因此口号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特征。前者如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所解释的，“‘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7](P1488)后者如针对华北事变提出的“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针对大生产运动提出的“自已动手，克服困难”等口号。^[4](P280)

4、惯性特征

口号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使自身获得新的时代内涵或者泛化到其它众多领域，从而继续地和更广泛地发挥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伟大作用。在共时性视域下，同一个口号可以泛化到该口号本指之外的领域，喻指其它诸多对象物。比如说“反对浪费”的口号本指反对浪费粮食，但是毛泽东指出它又“不只限于粮食”，还“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8](P142)在历时性视域下，历史性口号可以在新时期获得新的时代内涵。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历史性口号本指的历史任务发生变化，但却可以直接用来喻指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如“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一我党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5](P425)另一种是历史性口号可以按照新的情况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如“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可以“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9](P351)

5、严肃性特征

口号的说服力一方面源于口号自身内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源于口号来源的权威性，因此提高口号说服力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直接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语作为口号使用。1958年“人民公社好”这一口号由于是直接引用毛泽东的话语，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说服力，并由此在全国推动了人民公社化浪潮。不过口号作为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其拟制和使用必须严肃认真，不能张冠李戴。

三、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之口号策略

1、时间策略

口号提出的时间和口号所提目标达到的时间要恰到好处，才能起到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效果。其基本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行而不说。有时候有些事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行动，或者可以在特定范围内对特定多数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不应提出口号对该特定范围之外的不特定多数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这一策略，如1946年11月21日曾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10](P199)1947年2月1日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10](P221)但是1949年初，正当我党根据毛泽东同年1月14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展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之际，东北野战军拟定了16条口号经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转给毛泽东，其中包括“把革命进行到底”和“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毛泽东复电指出这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因为这样“显得很不策略”。^[8](P247)

其二，提而不定。有时候目标可以说，口号可以提，但是口号所提目标达到的时间不宜说得非常确定，因为未来的发展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后来又说还要几个月，到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10](P267)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有个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至于最后胜利需要几年，那要看我们的努力如何再来决定。”^{[10](P324-325)}然而建国后的大跃进时期我们却经常夸口提出不少无法按时达到预订目标的口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8年10月18日关于在河北省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曾指出该县商庄人民公社所提的“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的口号有问题，毛泽东批示“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11](P522)，要求加以研究解决。

其三，与时俱进。有时候口号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适时地调整和转换。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根据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局势变化，提出要将“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调整为“人民共和国”口号，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1](P158)这种调整和转换并不说明过去提出的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是错误的，相反“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确的”，^[1](P260)都切合当时的情势。在该报告中毛泽东还没有将国民党蒋介石当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毛泽东才提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要求从1937年2月开始“改变此口号”。^[2](P438)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针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人民倾向，我们又适时地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口号，抗战胜利后又与时俱进地调整为“和平、民主 45 33564 45 15288 0 0 1571 0 0:00:21 0:00:09 0:00:12 3130 45 33564 45 15288 0 0 1382 0 0:00:24 0:00:11 0:00:13 3064 45 33564 45 15288 0 0 1271 0 0:00:26 0:00:12 0:00:14 3088 45 33564 45 15288 0 0 1175 0 0:00:28 0:00:13 0:00:15 3029、团结”。^[10](P5)

2、空间策略

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尽管不特定多数人但毕竟是人，人作为客观事物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一方面从整体上说不同性质的人如敌、友、我处在不同的空间，另一方面即使同一性质的人所处空间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也不尽相同，因此利用口号进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学会“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战争时期，敌前和敌后的形势不同，我方面临的任务不同，因此口号也就不同，“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4](P106)在敌前，由于友军和敌军对待抗日战争的态度不同，因此对其使用的口号也就各异，如“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可以成为“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对我同情的有力武器”，但是“对汉奸部队或顽军等，这类口号切忌乱用。^[12](P307)和平建设时期，即使口号的教育对象都是我人民群众，但由于各地情况各异，因此也需要因地制宜，例如“除四害”的口号“在有血吸虫病地区要加上消灭钉螺，有黑热病地区要加上消灭白蛉子，有臭虫、跳蚤的地区要加上消灭臭虫、跳蚤，讲卫生在城市中可以包括劝止随地吐痰，在工厂中可以着重防治职业病等等。”^[11](P75)

3、避讳与适量

口号可以用来对拟制主体自己进行祈福和祝愿，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此所谓避讳。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时，删去了其中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13](P434)口号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口号一般都比较简短，易于呼喊、记忆和理解，因此同一时间对于同一事项的口号要适量，否则由于口号数量太多，连句成篇，反而冲淡和消解了口号的固有优势。因此毛泽东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在拟制口号时要注意适量。

4、善待瑕疵口号

由于口号拟制和使用主体的认识局限，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口号。比如说“以钢为纲”的口号就有问题，因为“只有钢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14](P386)又由于口号教育的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影响范围广，因此必须学会善于对待和处理瑕疵口号。

其一，有的口号压根就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是一时的，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口号要坚决摒弃乃至批评。例如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的“全线出击”的口号，“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1](P224)

其二，有的口号提法不全面，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毛泽东曾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1年4月2日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P118)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中针对有的同志“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的疑问，又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12](P382)实际上补充提出了“没有全面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其三，有的口号虽有瑕疵，由于其是正确口号的非正式表达，如“技术一边倒”口号“虽有不恰当之处”，但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宜“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15](P615)只需使用正式的口号即可。

其四，有的口号所提目标过高，难以按期达到，但口号的句式表达却可使用，这种情况下只需降低口号目标即可。对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毛泽东就责问“这个口号是否适当呢？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吗？”因此他建议改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11](P636)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

[3]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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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

[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