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卡“预付费”如何加强监管，才能让市民消费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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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刚刚过去的2023年，对于中国健身行业来说，是五味杂陈的一年。“投诉持续增长，服务口碑暴跌，教练良莠不齐”……数据显示，去年，该行业受到的此类投诉件数高达39225件，已超过前两年投诉之和——如何破除信任危机，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社会话题。
2024年1月1日起，《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在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七条提出多项监管措施，明确体育健身行业经营者以预收费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的，应当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合理设定预收金额和可兑付的服务期限、次数。
这是国内首次由商务部门以外的行业主管部门在法规中提出对于预付费经营活动的监管举措。它对促进健身行业转型和健康发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01健身行业预付费监管，是当务之急
由澎湃新闻此前发起的投票显示，多数消费者支持健身预付卡限期限额。超59%的用户在购买预付卡时会选择月卡或季度卡，约74%的用户愿意一次性为健身会籍卡支付的金额在2000元以下。
“我从2001年开始做《海波热线》的节目，做了23年，这个节目中关于健身卡预付费的投诉逐年都在上升，而且涉及金额的数目之大令人惊叹。”上海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持人、上海市人大代表王海波说，自己在节目中遇到的最常见一类投诉和纠纷，就是预付卡的退款和赔偿。
据统计，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中涉及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的投诉总件数，从2018年至2022年分别为5998件、15690件、18028件、16049件和19525件。而在2023年，此类投诉件数高达39225件，比前两年的投诉之和还要多出近4000件。
健身预付卡的退款和赔偿，成为了消费者的主要投诉之一。
一边是关于健身预付费用的投诉和纠纷数量急速增长，另一边则是全国健身产业遭遇的多重挑战，以至于健身房数量在持续减少，倒闭率增高，净增率为负数。
《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的权威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健身俱乐部的倒闭率为13.3%，最终门店数量净增率为-10.34%；2022年主流城市的健身工作室倒闭率为16.01%，净增率为-12.48%。
而作为中国健身行业发展的领跑者，上海同样也经历着调整——几年间，健身俱乐部总数跌破四位数，从1345家减少至941家；健身工作室也从3677家缩减至2507家。
近年来，王海波对预付卡纠纷持续关注。他告诉上海大调研·澎湃新闻记者，健身行业、教育培训和美容美发如今是三大重灾区，“特别是当健身房关门之后，这样的问题和投诉数量就急剧上升。”
去年上海两会期间，王海波与18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单用途卡备案制度、确定预收费限额、引入保证人及担保制度”等提案。
事实上，早在三年多前，上海市体育局就曾联合上海市消保委、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共同制定了《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其中设置了健身服务会员卡“七天冷静期退费”条款——消费者在签署合同后7日内，未开卡使用会员服务前，可单方面解除合同获得全额退款。
“问题在于，当时的只是示范合同，并不是所有健身场馆都必须使用这样的‘冷静期’合同。” 王海波点出了上海从包含“七天冷静期退费”的示范合同到将预付费监管纳入体育领域《条例》的重大进步，“如今，这样的监管被放进了上海的第一部体育地方法规，其中的意义非常重大。”
华东政法大学中外法律文献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黄紫红表示，在收到人大代表的提案信息后，立法工作组、课题组迅速呼应，在经过论证与风险评估后，增加了“健身私教课预付费限次”内容。
但即便已经做好了相当扎实的工作，这几项涉及多部门的预付费监管条例，从草拟到最终进入《条例》还是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讨论。
黄紫红向上海大调研·澎湃新闻记者分享了《条例》在此前累计五轮共计16个区、33个部门的意见征询和八场专题座谈中收集到的各个部门对于健身行业预付费监管的担心和质疑，其中包括：是否行政权力不当干预市场；是否超越了地方立法权限，违反民事基本法律制度保留；如何与《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衔接，避免立法冲突；在立法的尺度上，如何形成“最大公约数”，让各方包括市场经营主体可接受，等等。
“总之，能不能写，要不要写，怎么写，能否通过审核、审议，以及立法实施效果，都是地方立法起草中要充分考量的问题。”黄紫红说。
立法过程的艰难，更加彰显了关于健身行业预付费监管的条款出现在《条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不过，在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罗培新看来，《条例》仍需要后续的细则落地，来对整个健身行业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和引导。“第六十三条写道，具体规定由市体育部门会同市商务、文化旅游、地方金融监管等部门制定。所以，后续还需要他们来制定细则，来实现这个条款更好地落地。”
目前，相关部门正加快节奏推进文件的制订。市、区两级体育部门已经和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等进行了三次关于细则制定和草案的研讨，下一步将正式征求行业企业的意见，并加强在社交媒体上和消费者的互动。
可以看出，《条例》的施行将是上海健身产业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健身产业的又一次“重生机遇”。
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法规）处副处长俞剑强调，《条例》内对预付费“限期限额”的规定和相关罚则在未来的制定和落地，目标是更好地引导上海市各个健身俱乐部和工作室的运营，从根本上改变“寅吃卯粮”的经营模式，建立一个良好的行业生态，从而促进健身行业的健康发展。
那么，如果出于保护行业发展的目的，不对“超卖预付卡”的健身房进行重罚，健身行业的乱象真的可以得到改善和整治吗？
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秘书长孙崇表示，在和上海市体育局讨论处罚细则的过程中，“公示”的条款将会出现在未来的细则当中，“目的是告诉消费者，现在不能买这家企业的预付卡，如果买了就很有可能面临消费危机。”
除了明确的“约束”条款外，《条例》对体育健身相关行业协会也提出了加强行业自律的要求。
“我们希望‘良币’驱逐‘劣币’，引导行业从‘重销售’向‘重服务’转型，让企业可持续发展，让消费者安心消费，最终实现共赢。”孙崇说，《条例》得到了健身企业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不少企业积极转型，推行月付、季付等短期预付模式。
同时，上健协也在通过推出教练注册制度、服务二维码、门店星级评定等信用治理手段，多维度净化行业生态，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此外，关于预付费的管理，王海波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解决路径，“商务部和商务委的规定中都提到监管平台，如果消费者在手机端能够扫码一键可查，当场就知道这个预付费可买可不买。企业自行上传，匹配就自动通过，不匹配则监管部门后台审查，出现投诉自动触发，当场可关闭，这样消费者和市场主体自主行为的责任都能得到体现。如果在扫码下单时就有弹窗预警，就是要自负责任。”
“我们要用开放发展的眼光来看预付费，如果能做好，体育健身、美容美发、行业培训等类似问题都可以解决。”王海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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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澎湃运动家”微信公众号
作者：马作宇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徐祯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