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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虹影：当一个女人直面欲望
1997年，她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开篇即写道：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
生日是母亲的难日，但对她来说，更像是生命中的一块伤疤，总是在特定的日期提醒她的来处。
18岁时，虹影知道了自己是私生女。
这个身份成为一种巨大的困扰，后来也成为她创作的重要缘由。
人都是背负着各自的宿命，行走于世间。
因为《饥饿的女儿》，虹影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知名作家。这部获得了2005年意大利“罗马文学奖”和中国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作品，被翻译成29种语言，迄今销量已超过500万册。
她说，之所以写《饥饿的女儿》，目的非常单纯，只是为了忏悔——对母亲和养父的愧疚，曾经年横亘于她的心头。因为母女之间一向匮乏沟通，她对养父更欠一份恩情：
“其实有不少人都粉饰自己的过去，有几个人会承认自己是私生女呢？我只是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过去，表达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而这样也让我的母亲能够抬起头，寻回做人的尊严。”
多年后，曾疏于与母亲建立亲密关系的她，试图找到一条通向母亲的蹊径：
“她不在了，我要怀揣利刃面对这个世界。”
这柄“利刃”对于她来说，就是承袭自母亲的刚烈性情。
上个世纪40年代，虹影的母亲从家里逃婚出来，跟另外一个男人结了婚。因为男人对虹影的母亲不好，虹影的母亲便离家出走，碰到了虹影的养父。
饥荒年月，她的养父在外地生病住院，母亲独自一人抚养五个孩子。艰辛的生活让母亲不胜负荷。后来一个年轻小伙子出现在母亲的身边，帮助她与孩子们渡过难关。日子久了，他们之间遂生出男女情愫，这便有了虹影，她于是成了家里的意外“来客”。
十年浩劫时期，母亲被批斗，甚至被人强暴，即使到了晚年，她身边的人也对她极度不善，她就去江边捡垃圾。
江中往来的船只、江面飘荡的雾气、江岸泛起的沉渣，还有众人鄙弃的目光，是她眼里黑白交织的底色。
“她这一生就是不肯对命运低头，当年怀我的时候，在到底要和不要之间，她还是决定要，你想，当时是1962年，她和丈夫之外的男人怀了这么一个孩子，还要生下不合法的我，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当时很多可怕的字眼都用到了她的身上，人们要她置于深渊之下，要她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了，但是，她承受住这一切，用整个生命去对抗，用活下去来对抗。”
这种对抗后来也刻进了虹影的基因里，成为一脉相承的传递。
虹影小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往江边跑——去跳江自杀。她每天都为此提心吊胆，总是担心母亲如果坐船回家会不会出事，如果母亲顺利回来，她就会非常高兴；有时母亲晚回来一会儿，她就惴惴不安。
因此，年少时的“动荡”，不仅是源于那个混乱的社会环境，还有她从未被赋予过安全感的内心世界。
“我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发生在河流上面。无论后来我到哪里，我依然是长江的女儿，我始终感觉自己站在河流边上，永远是那个在江边奔跑的五岁的小女孩，希望有一个人来救我，把命运彻底地改变，但我发现来救我的人，只能是我自己。”
文学永远是以艺术之名对现实进行影射，它无论以什么形式被虚构与书写，都在呈现生活中那些可以言说与无法言喻的故事。
因为《饥饿的女儿》，虹影被更多的世人看见，而在她的整个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期，她就是那个“饥饿的女儿”：来自生理的、心灵的、精神的多重饥饿，就像深深的“胎记”，贯穿她的一生。
因为饥饿的刻骨铭心，成为难以祓除的噩梦，而贯穿几代人的物质上的极度短缺，也成为深植于无数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来源。
“到现在我也是很怕饿，一饿就快晕倒了，我的胃和身体，对饥饿的承受力，都会让我想到很多的事情，我对食物有非常过分的非常强制性的审美，我对食物的要求比别人多得多，只有吃得好，我才能睡得好，睡得好才能写好，才能生活得好。”
但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因为身份的特殊，她从小就备受孤立和欺负，几乎没有人和她接近，但她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也让她的内心与外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于是，书籍成了她最好的知己。
那时她最喜欢的是《简·爱》，她觉得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那个孤女也是自己的真实写照。
甚至，她把能流利地背出女主人公的那段经典名言当做交友的标准：“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安排，但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平等的，就如你我走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当年，虹影在路灯下面将这本书一气呵成地读完。第二天上学时，她仿佛是简爱“附体”般地走进校门。
因为父爱的匮乏，她甚至曾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仅喜欢男主人公，我长大就嫁给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由于“惊世骇俗”之论，她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检查。
随之，她成为了整个年级的“异类”分子，大家将其视作“洪水猛兽”，避之如恐不及。
这场声势浩大的排挤，无异于成人世界里被视为全体公敌的残忍。
于是，她躲进自己小小的“壳”里，除了如饥似渴地读书，她还喜欢将所有的苦闷诉诸日记。写作于她，不仅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救赎。
后来，有同学去向老师告状，他们让她把日记交出来，她不交，他们就搜她的书包，让虹影当着班上所有人的面念自己的日记。
“我念，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没有一个人明白我写的是什么东西。虽然我不承认错误，他们惩罚我做一个星期的教室清洁。但让我当众念我写的文字，给了我一种刺激。从来别人都是不理你、欺负你，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中心，你不会引起注意。虽然是一个被审查的时刻，但大家在听我的文字时很安静，这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冲击。”
在13岁之前，她从来没有被真正地关注过，但那天，她将自己写的日记读给别人听。
那些类似生命呓语一样的文字仿佛是投进湖水里的石子，不期然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涟漪，尽管那些稍纵即逝的涟漪并未留存太久，却让她捕捉到了一丝微光，照进灵魂幽暗的罅隙，并从罅隙中开出了一朵永生之花。
18岁时，虹影意外地得知了自己“私生女”的身世，如果继续安命于此，不仅会承受一辈子的羞辱，而且也会像其他女子一样，嫁人，生子，过着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直至埋骨桑梓。
她不想这样。
随后，她离开了故乡，将自己远远地放逐：出川后一路向东，至沈阳、丹东，不久南下海南岛、广西，再到长江沿岸。
“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出去流浪旅行，往往因为没钱，只能搭乘那种条件非常恶劣的闷罐车，别人都憋闷得受不了，可是我只要上了火车，就不愿意下来，宁愿就那样呆着。要说家，我也有，它在路上在心里，我在哪儿，哪儿便是家。”
与此同时，虹影开始写诗，在诗歌的世界里，她与天地对话，和草木喁喁私语，“对温柔妥协”，亦“跨过大片的黑暗”......
后来她尝试写小说，在记忆与想象的深海里，在文字的纾解与抚慰中，她千疮百孔的内心渐渐被疗愈。
1997年，正是女性自传写作的高潮时期，虹影将自己的身世与成长，写进了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率真坦诚的文字，将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变成了最具现实意义的故事。
“真诚”是一把刀，以凛凛的锋刃，刺向了最残酷的现实。
在小说中，她直面女性欲望、生存困境和沉重的历史，引起了国内外读者强烈的关注。“饥饿的女儿”也从此成为虹影身上最大的标签。
文学评论家李洁非说，“如果读《饥饿的女儿》读不出这种生命激情，而只读到‘苦难’、‘不幸’，那么实际上既没有读懂《饥饿的女儿》，更不可能读懂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人。”
那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印记，也是一个民族的印记，那些混乱的、荒唐的、痛苦的印记终将被岁月和时代的尘埃所掩埋，但它们却曾重如泰山般地压在无数人的心头，并改写了他们的命运。
被记录的悲剧，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时代的，都需要被展示和反思，否则，它们将会成为绵延不绝的暗河，继续制造循环往复的灾难。
因为始终保持着清醒，以及看透诸多荒谬后的省察，“这使得她对秩序、对规矩是超越的、反叛的、不屑一顾的。这样一个身份也始终影响我，它决定一个人跟传统永远是逆行的，不按常规出牌，她自己的写作、生活也永远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看过丑恶，并经受过罪恶摧残的人，很可能从此胆战心惊，规避一切风险；或者遁离世俗，明哲保身，但她偏要“逆流而上”，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蒙昧的、伪善的、丑陋的、癫狂的东西，如果不能被真实裸裎，如果生命的悖论与以及现实的痈疮不能被检视，如果文学以无病呻吟或者歌功颂德去欺世盗名，她宁愿不去写。
虹影说，太多人吃着作协体制的饭，写着流行而无力的东西，她要做一名“先锋队员”，进行勇敢坦荡的写作。
所以，无论是《孔雀的叫喊》，还是《阿难》；无论是《好儿女花》，还是《绿袖子》；无论是《53种离别》，还是“上海三部曲”；无论是《我们共同消失》，还是《女性的河流：虹影词典》，她笔下的世界看似充满了奇崛与颠覆，但暗潮汹涌之下，是魔幻的社会现实，还有让人难以逼视的人性。
“春秋笔法”于她而言是一种矫饰，她更喜欢“心狠手辣”的直接。
为了保全和维护这份“真实”，她甚至因此被迫为《K——英国情人》打了3年官司。
多年后，虹影成为世界文坛新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之所以冠以“新”字，就意味着，她并非那种传统母题写作。
有人将她称作“女性主义者”，她并不关心这样的称谓准确与否：“重要的是我关心女性生活，我关心女性的命运，关心女性的题材。” 她将之称作“叫醒我们的力量”。
这让她超越了新时代女性写作特别私人化的狭隘范畴：“如果小说家不能跳开来，以一个残酷的姿态来进行自己的写作，最终是写不好这本书的，甚至会落入俗套，成为一个怨妇，或是一个复仇者。”
2000年，虹影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她在《中国图书商报》的评选中，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因为特立独行的风格，她被赞誉为“脂粉阵里的英雄”，她无意立这些Logo，标签是别人施加给她的符号，她只负责在行走的途中和栖息的巢穴里，在爱与遗弃的人间，制造她喜欢的文字。
就像庄稼需要雨水一样，写作作为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体验，需要丰沛的营养，因此，虹影经常离开伦敦的家独自云游四方，她可能随时出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抑或心血来潮，去西班牙看斗牛，或者徜徉于上海的南京路......
重庆、北京和伦敦，是她生活中三个重要的城市。重庆是她的家乡，故园情深，偶尔折返。但她也经常一个人回到北京或者伦敦去写作。当记者问“你不觉得周围的世界太过冷清，会寂寞吗？”虹影提起小时候物质极其困顿的生活：
“这么多的人挤在小小的贫民窟里，非常拥挤。那时候我就特别梦想什么时候我能一个人呆着，一个人享受空间，也就是因为这样，我非常适应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居住、一个人的空间。”
年少时对独立空间的渴望，到后来成为她对“居无定，心常在”状态的享受。
因此，在很多人眼里，她是一个不需要呼朋引伴的“独行侠”，更像一个“吉普赛女郎”——四海为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如果我不顽强，就写不到现在了；如果我不与生活较真，那我也写不到今天了。”
虹影每一部长篇的写作，都需要大量的资料来源，呈现给读者的10万字背后，往往会有100万字的素材积累 。
“写小说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尤其是写有着真实背景的故事，很多人都难以忍受枯燥冗长的资料搜集过程，所以不少女作家便把大场面、大视野、大气魄都让给了男人，选择了一条容易走的路，并且为了安慰自己，把女性写作当作了一颗定心丸。”
由于没有遵循更便捷的途径，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出道”之后，她本人及作品都受到很多争议，她的书一度被列为“禁书”，但这并不能动摇她的信念，她不断挑战自我的极限，所以她所花费的工夫往往比其他作家更多，长达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输出对她来说是常事，出版一本小说往往需要三年时间，甚至更多。
当她在创作中追寻自我时，也一直在感情里“觅光”而行。
在《饥饿的女儿》中，虹影反省与历史老师的感情：
“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历史老师与我的年龄差。”
但历史老师最终并未在她的生命中承担起那样的角色。
“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我情人般的父亲，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但心灵的巨大缺口始终渴望被填满，这样，当她有一天读到一首能激起其强烈情感共鸣的诗时，作者本人也不期然地成为了她欣赏的对象。
后来，他们有幸相遇。他开始追求她。
30岁来临时，她成为了这个年长于自己十几岁的男人的妻子；12年后，两人却缘尽于此。
历经多年的寻找与挫败，她亲手打碎了那个自少女时代开始搭建的理想幻象，终于意识到曾经“缺失的父亲”不会以伴侣的身份出现，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携手一生的爱人。
2004年深秋，在一个北京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虹影认识了英国作家亚当·威廉姆斯。
亚当20年来在北京工作生活，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到中国大陆的英国商人，也是家族中第四代在中国生活的人。此前做过水手、记者、中英商会会长，获得过英女王颁发的大英帝国骑士勋章。这位极富冒险精神的男子，曾组织骆驼探险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古城。
他们见面时，朋友介绍虹影是写小说的，但他还不知道眼前的奇女子已经出版了10多本作品，发行到25个国家，于是热情地告诉她什么是代理人，该怎样写信给出版社。
而那时的亚当仅仅出版了一本小说，面对他的“好为人师”，虹影也耐心地听他讲。
后来他了解到她“大作家”的身份，不禁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班门弄斧”。同时他的创作冲动在她的激励之下，一发不可收。
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熟悉，亚当写出了“中国三部曲”，以外婆给他讲的故事为蓝本的《乾隆的骨头》尤为出名。他的另一本《炼金术士之书》，被译成世界上15种主要语言出版。
虹影曾“屈尊下顾”，做他的“校对员”，并对他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提出中肯的建议。
“我这一辈子特别幸福，因为碰到虹影。”亚当毫不吝惜地将妻子称为“伟大的作家”。
后来，虹影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在梦中对母亲说：“这一次，我只想找个爱人，而不是一个父亲。”
曾经，不幸的原生家庭让她觉得自己是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孩子，因此“生育”这件事让她充满了恐惧，直至45岁时，她怀孕了。她一直自嘲是“一个从小被踢出界的人，所以生命的历程就是要成长为强大的人”，但意识到一个小小的生命在自己的身体里“安营扎寨”时，此前全身“铠甲”的她仿佛瞬间有了软肋：
“是母亲这个角色让我跳出了和过去的关系，我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我将把我的故事献给谁？”
无解的“天问”在女儿出生后，迎刃而解。
终于，有一个天使可以承载她沉重而轻盈的梦，她在尘世经历的一切，仿佛都在多年后获得了补偿。
于是，“献给女儿瑟珀”写在了她之后出版的每一本小说扉页上。
甚至，为了女儿，她开始研究起儿童文学。2014年，虹影写下了第一部儿童作品《奥当女孩》。在她看来，如果有一天自己先女儿离开人世，她希望留给女儿的童书，可以让女儿看到母亲的爱与陪伴。
女儿12岁生日这天，虹影写道：“多么感激我的生命里有了你，有你，比其它什么都好呀，那些东西都变得不重要，你就像太阳照亮我的生命中的黑暗，你就是我的空气和水。”
她写《饥饿的女儿》时已35岁，是站在女儿的角度去讲母亲的故事；12年后，她写的《好儿女花》，是一个母亲对母亲的倾诉、和对自己女儿讲过去，前者暴烈绝望，后者趋于温馨，是创作内容使然，更源于身份的转换：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让她曾经“残缺”不全的世界变得完整，一度自毁的倾向也因此得以扭转，于是，一个挟着“刀枪”与“剑戟”暴走的女战士，手里也多了“花束”，这也让她以更宏阔的视角与悲悯之心，去重新解读被那些被忽略与遗忘的角落，那些穿透人心的力量，可以平静如斯，亦可温暖如斯：
“很多人对我非常不好，但还是有人对我好，如同黑暗中的光芒，我相信这光芒的力量，支撑着我一路走下来。”
虹影曾说，写小说是重新认识自我，是重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世界。从另一个维度上看，拍电影也具有这样的意义。
“为什么一般的读者会喜欢我，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我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一个人或许出身平凡、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只要朝着梦想去，就可以改变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跨界去做编剧和导演，也是希望让这些人看到，电影还可以这样做。”
2021 年10 月，由虹影的小说《上海之死》改编拍摄的电影《兰心大剧院》上映。而她却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庆，导演她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月光武士》。
为了执导这部电影，她准备了五六年的时间。
当年离家出走的18岁少女，曾发誓不再回来。如今，虹影基本上每年都会回重庆几次。
“当我到了北京，到了很多城市，最后到了英国，我发现，我其实最想的就是重庆。那是你的根，那是你的母亲，你生长的地方。你所有的血液、所有的呼吸、你的记忆，都在这片土地上，所以那是你根本离不开的。”
《月光武士》里12岁的少年，因爱萌动，及至成人，历经沧桑与怆然，也一直信仰般地守候着自己的梦，就像她，多年后，终于发现，即便万水千山走遍，也从未真正离开过自己的精神原乡，亦如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表达的那样：永劫回归。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能清香似旧时。”
偶尔午夜梦回，她还会依稀看到落日余晖的嘉陵江畔，听到汽笛声声，那个瘦瘦的小女孩在岸边奔跑，而母亲的呼唤从远处传来......
● 参考资料
[1] 三联生活周刊 | 虹影：不再饥饿的女儿
[2] 作家文摘 | 虹影：女儿，重庆，美食……这些关键词定义了我的生命和写作
[3] 南方Plus | 专访虹影：作家不能把自己锁在象牙塔
[4] 南方都市报 | 虹影：我为读者而生，为他们写作
[5] 时尚COSMO | 虹影：我的心中有巨流经过
[6] 新京报 | 虹影：我所有的小说都可以用“私生女”来解释
[7] 姜广平 | 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孤独的猎人[8] 扬子晚报 | 虹影英国老公写中国史诗性小说 请虹影校对[9] 新周刊 | 亚当·威廉姆斯：绑票与战乱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