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曦 | 美学国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风的衰落：《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风》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四期为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与比较文学系博达伟（David Porter）教授所著《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风》（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书所组织的书评之一。作者徐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本文刊于《文学》2018年春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美学国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风的衰落：

《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风》

徐曦

    博达伟（David Porter）此书的导论以monstrous beauty （怪异之美）为题。这个标题以悖谬（paradox）的方式暗示了英国受众对于中国风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英国人钦慕中国艺术之美（beauty），大肆购置产自中国的瓷器、漆器装饰居室，甚至欧洲的仿制品都令他们如痴如醉；但另一方面，正如monstrous一词所隐含的意思：1. 极端错误的；道德败坏的；极不公正的； 2. 巨大的； 3. 丑陋的；骇人。《朗文当代英语高级词典》 [1. very wrong, immoral or unfair 2. unusually large 3. unnatural or ugly and frightening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在醉心于中国风格的艺术品所带来的异域之美的同时，不少英国文人的内心又泛起一丝不安与惶恐。用当下流行的词儿来说，就是“纠结”（ambivalence）。丝绸缎面的绣花鞋固然精致美丽，可以拿在手里把玩，但一想到鞋里那双畸形的三寸金莲（unnatural, ugly, frightening），想到女性为了取悦男性受了几多苦，几多压迫，英国人身上的绅士鬼就开始发话了：尔等焉能耽溺于如此邪恶乖张之美（perverse aesthetic）。如果让中国风（chinoiserie）就这么泛滥下去，大英国危矣。所以不少英国（男）文人，一改昔日对中国艺术品和文化的推崇，转而对中国风恶语相向，抑或声称某些艺术和建筑风格（如园林）并非中国舶来，而是英国本土产生。博达伟认为这种“纠结”心态, 在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异域文化的接受经验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英国人对于中国器物的消费、收藏、展示、钦慕、嘲讽、批评，并非只是浮泛的时髦潮流，而涉及到性别、国族、欲望、审美等方面的深刻转变。

    钱锺书先生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里就曾注意到这种悖谬: “事实上，18世纪的英国人在文学中对中国的态度与他们生活中对中国的态度恰好相反。尤为矛盾的是，对中国的钦慕在英国人的生活中高涨之时，在文学中却似乎衰落了。18世纪英国文学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风的恶评。这些文学作品似乎不是要反映，而是要改造它们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的确，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似乎在17世纪英国文学中达到了最高峰，18世纪则见证了这种热情在英国知识阶层和文人中的逐渐衰落。” 也就是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中国文化在物质层面（material level）广受欢迎，但在话语层面（discursive level）却遭到严厉贬斥，两者间有着显著的差异[1]。钱先生的文章，主要是用语文学的方法考辩源流。钱先生引了不少例子来佐证这一差异，但对导致差异的原因，并未多着笔墨，而只是将其归结为文化风尚的变幻莫测：“这种差异不过是审美趣味的变幻莫测和概括时代精神时不免粗枝大叶的另一个例子。”（'This discrepancy is only another example of that inscrutability of the whirligig of taste, and the inevitable loose-jointedness in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spirit of the age.’Qian 143） 

钱锺书

    博达伟此书则抓住这一差异充分展开，通过对四个著名人物威廉·钱伯斯，威廉·贺加斯，贺拉斯·沃波尔和托马斯·珀西（William Chambers, William Hogarth, Horace Walpole, Thomas Percy）的个案考察，生动地揭示了导致差异的原因在于十八世纪英国aesthetic nationalism（姑且译为“美学国族主义”）的兴起。他进一步认为，中国风并非过眼云烟，中国器物也并非浮于英国社会之表，而是深深介入到英国现代美学趣味的形成之中。在英国美学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中国风扮演了一个强大的“他者”角色；而这一“他者”角色，也为英国女性所分享，因为上流社会的妇女是中国器物最大的消费者。中国风以及由其引发的英国女性对异域文化的狂热，对英国社会的审美风尚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两者一起对男性主导的美学趣味带来冲击。正是在英国（男）文人对中国风的吸收、转化与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强化了英国现代的审美趣味。

    英国（男）文人对现代美学趣味的话语建构既促使了双重的压抑的形成又受到这一压抑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压抑和对于英国女性的压抑，而这两种压抑是互为表里的。对女性审美观的否定是通过对中国风贬斥完成的，而与此同时中国风则被女性化（feminize），边缘化，逐渐为强调无功利（disinterested），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现代审美观所取代。而这些，恰恰促进了英国美学上甚至文化上国族主义的形成。

雅与俗，及如何让物说话（how to let things speak）

    此书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都令我耳目一新。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我有限的见闻中，早期的研究偏重于思想和文本层面（如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以及上文提到的钱锺书的文章），研究方法也以在文献中寻找和考辩“影响”的证据为主，对于物质和视觉层面则相对忽视。这或许跟不少学者重“雅”轻“俗”的心态有关。例如有学者将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分为雅俗两个层次：“所谓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而“所谓俗，是指下自市井细民、上至王公贵族对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 [2]这种雅俗之分固然有着分析上的便利，但这样的分类对认识和把握整体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危害也是不轻。器物、建筑、园林和衣着能够实现跨地域的移植，必然和这两个地域之间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差异有关。这就要求我们要整体地看待“物” 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位置和作用。

    受到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的影响，我想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不会再囿于这种雅俗之分的局限，不少文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物质文化，文学作品跟印刷、出版和图像的关系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其中，“形象”(image) 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路数，但大多数著作处理的“形象”，都是文字描述的形象，对于真正的视觉“形象/图像”，如书籍的封面、插画以及器物上的图像，却大多沉默。沉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意识的限制（对视觉图像的研究一般属于艺术史的范畴），也有研究材料的缺乏（例如想要研究外文书籍史，国内大多数地方的图书馆都不具备条件；博达伟的研究也得益于他四处探访图书馆及博物馆），但更难的恐怕在于因为缺乏相关的训练，我们缺乏让器物/图像说话的能力。文学系传统的细读训练，着重于文本，即便今天文本的范围早已扩大，容纳了电影、广告、建筑等等，但对于视觉形象的解读仍缺乏足够的重视。

    博达伟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两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他的研究不局限于发掘所谓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也不纠缠于西方对中国认识是否存在偏差，而是将中国风的盛衰置入英国本土现代美学兴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使得这一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能够与思想史的研究进行对话；第二，他在中国瓷器上所绘图案、器型、英国绘画中所呈现的中国饰物，以及英国上流妇女消费中国瓷器的方式上大做文章，通过跨媒介比较（例如第五章中式假山Chinese scholar's stone与流言gossip的比较）让物说话，从而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David Porter

    他的某些具体分析和结论，我们尽可持保留的态度，例如他说中式茶壶和茶杯与女性乳房在颜色、形状与尺寸上十分相似，易引发性联想（p. 145-7），有阐释过度之嫌，但他的分析视角和思路却值得借鉴。例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性如何看待中国瓷器？购买、使用、收藏和展示中国装饰品对于她们的生活，乃至身份的建构究竟有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目前缺乏足够的文字资料。博达伟则别出心裁地通过让物说话，再通过联结其他的证据来试图解答：

    一，妇女是中国瓷器的最主要的消费者，中国风的饰物最重要的展示空间就是上流社会妇女的居室。它们常常与罗曼司小说并置于书架上。然而，在欧洲国族主义勃兴的十八世纪，正如罗曼司小说的美学价值被置于古典诗歌和戏剧之下那样，中国瓷器的美学价值也被戏剧性地贬低，并同样被置于古希腊的雕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之下。在执意塑造国家美学传统的理论家们看来，欣赏美的能力是需要习得的。一个人需要具备足够的学识才能够欣赏和充分理解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中国瓷器带来的是异国情调，新奇和困惑，并不需要仰仗学识就能够沉醉其中。也同样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瓷器被女性化。在强调超越和理性审美的文人（如Sir Shaftesbury）看来，耽溺于中国瓷器的女性只是满足感官需求，属于低层次的美。这反映的实际上是十八世纪英国国族主义与男性地位的同步上升，以及非国族文化和女性地位的同步下降。当然，这种情况不是英国独有，十九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二，西方古典绘画中的女性大多裸露身体，或是处于暴力场景之中，成为男性的牺牲品。而中国瓷器上却有大量仅有女性出场的绘画。即使有男性在旁，也多是儿童或老人。女性之间宴饮、游园、读书、对弈的场景在许多中国器物上都有出现（60-5）。与此大致同时，英国女性文学中也出现了与此相关的作品。在在玛格丽特·卡文迪许，玛丽·阿斯泰尔和萨拉·司哥特（Margaret Cavendish, Mary Astell and Sarah Scott）的剧作中，女子学院和女性乌托邦社群(female academy or utopian community)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围绕在Katherine Philips周围的女士们则创作了大量表达女性友谊的诗歌。博达伟认为英国女性对中国瓷器的欣赏与她们的文学创作互相呼应，共同为女性创造出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想象空间。女性的自我觉醒与乌托邦的社群想象，对男性主导的文化秩序具有颠覆的意味。因此，在建构和使用正统的美学趣味去教化女性的同时，英国（男）文人也边缘化了来自中国的异国情调。他们需要的是纯正的英国趣味，容不得半点来自东方的杂质。他们对待中国风如他们对待女性一样，又爱又恨。

一点遗憾

    十八世纪中英文化交流，很早就引发中国学者的兴趣。钱锺书、范存忠、陈受颐诸位先生都写过相关的文章用英文发表，范存忠还出过中文专著。夏瑞春（Adrian Hsia）曾将上述学者的文章汇编出版。此书后的参考书目只列出了陈受颐（Shou-Yi, Ch’en）的一篇文章 ‘Thomas Perc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而未提及钱锺书和范存忠的著作。不知博达伟老师是未曾搜集到这些文章，还是觉得跟个案关系不密切而未列入参考书目？此书中考察的四位人物个案（William Chambers, William Hogarth, Horace Walpole, Thomas Percy），钱锺书在‘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一文中均有讨论。例如，钱先生认为钱伯斯对于中国园林的论述多有夸张，其实是借此为由头来发挥自己的观点，打击与之竞争的建筑师：“他描绘的中国园林全出自想象；钱伯斯似乎将中国园艺当作一个挂钩，他要挂上自己的思想，他还把它当作一根棍子，用来打击对手。”（'His picture of Chinese gardens is on the whole imaginary; Chambers seems to have considered Chinese gardening a peg to hang his own ideas on, as well as a stick to beat his confrères with’. Qian 158-9）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仍然未能得到国际学界的足够知晓和重视，让人不免感到遗憾。期盼博达伟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对钱先生的某些论述进行一些回应。有兴趣的读者，也可进一步参考以下两本书籍——

Qian Zhongshu, 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Hsia, Adrian.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8.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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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attitude towardsChinaas revealed in literature is the reverse of that as revealed in life. Paradoxically enough, sinophilism seems to have wan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s it waxed in English life. […]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s full of unfavourable criticism of Chinese culture in general and the prevailing fashion of chinoiserie in particular. It seems to be a corrective rather than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milieu in which it is produced. Indeed, the enthusiasm for Chinese culture appears to have reached in its highest pitch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eighteen century witnessed its gradual decline among intelligentsia and men of letters.’ (Qian 142).]

[2]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前言”。徐明龙在书中进一步阐述道“一般地说，俗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物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甚至有某些误差，……　俗层次的‘中国热’虽然表明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和钦羡，但并未给欧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充其量只留下了一些如今成为珍贵古董的家具和工艺品。” 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页。

“Talk to the Author” 往期回顾：

王雨 | 如何走下去：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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