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 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文 | 钱穆
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盛衰强弱,往往有时只取决于几次军事的胜败。而双方军事胜败的关键,和其军队附带之武装常有颇重要之关系。本文正是基于此原理对中国古代南北强弱展开的历史地理学的考察。结合钱穆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读出浓厚的现实关怀。
本文节选自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钱穆作品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历代塞外蛮族,不断的向南侵犯,和好几次南北分峙的局面下,大半由北方吞并了南方。中国史上之所谓“北强南弱”说,几乎为一般人所信受。又因此而造出种种解释,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都有。似乎就中国史的经过论,北方强于南方,是一种显然的事实。然苟仔细论之,则亦有未尽然处。前汉和盛唐,岂不大大的慑服了北方的蛮族?春秋时的吴楚,岂不凌驾中原,称霸一时?项羽、刘邦、刘秀、刘裕、朱元璋,亦全是起于南方而战胜了北敌。以至于民国最近的革命,大体说来,亦可以算是南方的胜利。可见中国史上告诉我们的未必在北便强、南便弱。军事胜败,民族盛衰,应该还有其它说明。
窃谓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盛衰强弱,往往有时只取决于几次军事的胜败。而双方军事胜败的关键,和其军队附带之武装常有颇重要之关系。中国史上之南北军事胜败,在当时往往有一种武装的问题占其极重要的因素,而渐渐为后来读史者所忽略。本篇所举,则专在军队中之马匹一项。大抵军队中有马匹,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其军队常易占胜利。若其军队中马匹少,又多羸弱,则常易失败。这一点虽若小节,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
01
汉朝的国力与其对匈奴的政策,
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
可见匈奴是一个骑马的民族,而其军队则全是骑兵。第一次有名的汉匈奴战事,为白登之围: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靑马尤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辛马。(史记匈奴列传)
这一役双方军事利钝胜败的关键,史公已详细扼要的描写出来,似乎不在乎南人之与北人,而在乎多马之与少马。
汉匈奴壤地相接,绵延数千里。虽说“长城足以限马足”,究竟防多力分。匈奴只要从一处夺关而入,待汉援至而胡骑已去。边境不胜其扰。若长守和亲政策,年年以缯絮米蘖种种礼物结其欢心,则中国财力日弊,而匈奴贪欲难填。彻底的办法,惟有改防御为邀击。只把匈奴主力击破,使其大大的胆寒,则一劳永逸,可以有一百年数十年的安宁。这是汉武马邑之谋之由来。马邑之谋既败,汉匈奴和局破裂,汉廷遂决计大举出塞邀击,而首先问题便是组织骑兵队。有了骑兵,不仅可以出塞,而且可以绝漠。
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
元朔六年,汉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史记匈奴传。正义,谓负担衣粮,私募从者凡十四万匹。)大举出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然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但汉朝也已无力追击。那时汉朝的国力与其对匈奴的政策,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
马踏飞燕
02
步卒遇骑兵,只可有大败,不能有大胜
五胡之乱,起自中国内地,而歩马之势,为当时强弱分判的一种重要因素,其事依然显着。
通鉴说: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寗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晋书越传作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
这是当时胡夏斗争一个榜样。石勒带领的是胡人骑兵,而东海王越部下十余万众,则大概多是步卒。此后桓温北伐:军粮竭尽,温焚舟步返,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晋书温传)
此是有名的枋头之败。桓温以数万人步行七百里,为八千骑追及而致败绩。当时慕容德率劲骑四千,先温至襄邑东,伏于涧中,与垂前后夹击。(晋书慕容鸣载记)故桓军遂致大败。正因当时北军多骑,南军多步,所以南师北伐,北军可以避锐远引。及南军粮尽自退,北军则以劲骑追蹑。步卒遇骑兵,只可有大败,不能有大胜。此等处全在有马之与无马,而不关南人之与北人。
元魏有马二百余万匹,而南朝江淮间只十万,数量相差远甚。南方不能并北,而终为北方所并,只看马数的统计已够。
03
唐代武功之又一原因,则在其畜马之盛。
宋代的积弱,亦与马匹有关。
唐初武功,说者每推美于唐之兵制,其实唐代府兵制度未必与唐代武功有十分的关系,(此层须另论,非此所能详。)而唐代武功之又一原因,则在其畜马之盛。张说云:
自贞观迄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银夏,又东至楼烦,此唐养马之地也。(卷一百四十九。按王氏此条乃欧阳修说。)
此等只是官马。唐初去元魏未久,谅来黄河流域一带,民间私马一定亦甚盛。(文献通考引林氏马同曰: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此全是民间私马也。至府兵渐坏,府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则为官马矣。唐府兵改而为彍骑,可见府兵亦重骑队。)
唐代武功,颇赖于骑兵的战绩,如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袭破定襄。二月,李靖与李世绩谋,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颉利。遂灭突厥。
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此等随处皆是,无烦缕举。直到安史作乱,河北藩镇之强,亦还有马的关系做其背景。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
宋代的积弱,亦与马匹有关。幽、燕、宁夏产马之地,全入异族之手。欧阳修亦言:唐世养马之地,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
而当时牧事,一马占地五十亩,所以惜费与争利者,又争侵牧场为农田。宋之马政终难发展。今谓宋之积弱,少马为其一因,谅无大误。
至宋之外敌辽金,其战马之盛,恰恰与宋成反比。
辽人亦全是一个马国。宋人以全国不满二十万匹马的军队,如何与辽相较?金人初起,在宋徽宗政和四年,兵始满万。而此下十三年,宋竟覆灭不救,卒于南渡。
据吕颐浩高宗时所上论御虏十事云:臣尝考近年以来,敌人入寇,我师遇之,不暇成列,輙奔溃败走者,以平原广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骑兵故也,又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
李纲亦言: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之马少,特以步兵当之,飘暴冲突,势必不支。又说:自金人凭陵以来,未闻诸将有与之对垒而战者,率皆望风奔溃。间有略布行阵,为其突骑所冲,一散而不复合。
吕、李二人,都是身经行陈,目击之言,而他们所陈宋金兵事强弱,亦着眼在步马之异便。宋既南渡,马政更难发展,于是竟有主全用步卒者。立国江淮以南,既难多养马匹,且大队骑兵亦无展布余地,无从训练。而要不先养大量的马队,这似乎也是南宋终于不振的一因。
13世纪的蒙古骑兵
04
明代马政不如汉唐,清代武功亦恃马匹
熊廷弼经略辽东,上疏云:良马数万,一朝而空。今太仆寺所存寄之马,既多瘦小,驿马更矮小。巿宣府大同马,并无一匹解到。即现在马一万余匹,半多疲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歩军,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剌死者。以此马愈少而倒损甚多。皇上以为马匹如此,能战乎,能守乎!
后辽东督师袁崇焕又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明廷用太仆卿涂国鼎言,终却其请。(事详明史兵志)辽东军事之不振,马匹缺少仍是其重要之一因。
清代武功亦恃马匹,魏源圣武记谓: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劣优欤?(卷十一)
此已说透此中消息矣。淸代牧场设在察哈尔,康熙四十四年上谕谓:
历观宋明时议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余万。若将如许马与牛羊驱至内地牧养,即日费万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饷而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东华录康熙七十五)
兹扼要言之,把中国农民的耕地来牧养马匹,此在中国农民自所不愿。然没有马匹,对于北方蛮族,便只能小惩,不能大创。只能薄伐,不能穷追。蛮族势力的压迫,依然存在。若一旦蛮族入主,黄河流域的农场大半化做牧地,黄河流域的农事日就退化,而江淮以南,因无适宜牧地,更难以步卒在中原与北骑争衡。此恐是中国史上南北强弱一大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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