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鲍磊：都有哪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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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 鲍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在《社会》《学海》《山东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代表译作有《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封信》《真正的穷人》。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社会心态、文化社会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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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天，“社会”正被贴上越来越多的标签，且势头有增无减。这些类型的“社会”，大多并不具有历史分期的意义，只是从某个侧面或特定维度描绘了整体社会的变迁，体现了“时代的主题”。无论人们将自己所面对的当代社会冠以何种称谓，进行何种修饰，其背后必然涉及“什么是社会”这一经典问题。关于“社会”的理论，往往先是由知识分子提出，之后不断渗入社会意象之中，进而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行动。任何单一的“社会”理论模型，都难以全面又确切地解释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依据某种“社会”理论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整体性的变迁，注定是有失偏颇的，简单的套用则更成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其在特定场景下运用的局限。

一、标签化“社会”

人们生活在“社会”中，这是基本共识。但若要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答案便会有很多。肯定有不少人认为，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很明显，除了传统风险或者说危险，转基因食品、核电、新型流感病毒、新技术运用以及重大工程等所隐伏的新型风险，数十年之前的人们大多都不曾遭遇过。随着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干预范围的扩大，干预深度的增强，在风险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自然风险，而是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同时，受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全球性风险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加上大众媒介及时的散布，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更加凸显，让当代人更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

换个角度看，必然会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消费社会”。的确，今天的消费已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甚至消费本身成了目的，以往“量入为出”的消费原则，在有些群体那里转变为“先消费后付款”模式。可以说，消费已经超越生产成了社会的主要支配逻辑和最高原则，经济的重心逐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生产者为主体转变成以消费者为主体，消费的对象从以物质、产品为主转向服务、文化为主，价值主导也从使用价值转向符号价值。在西方，消费社会的出现被不少学者视为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甚至于消费社会就是当代社会的代名词。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消费主义的浪潮也是汹涌澎湃。消费社会已经拓展到全球的层面。

当然，也一定会有人认为眼前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道理也很清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依赖于物质生产，而信息成为当今社会最为显要的资源，以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将人类推入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传输手段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哪个人能够置身信息之外。人们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时时以“信息人”的面目呈现，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须再列举下去。消费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个体化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只要愿意，我们似乎就可以在今天的“社会”前面冠上一个（或多个）限定词。而且，这种在“社会”前贴标签的势头有增无减。对此，汉森（Sven Ove Hansson）就建议人们干脆用“X社会”来加以统括。这种打包手段的确高明，因为富有想象力的X，既能代入任何一个标签，也可以表示未知，还具有无限之意。而对于每一种类型的社会，理论家及拥趸们总能依据自身的观察点和逻辑给出合理解释，尽管并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

在汉森看来，“X社会”的说法有多重解释：它“可以表示在一个社会里，X比在以往的社会里更常见或更流行，比在以往的社会里引起更多的注意，在权力结构里的作用比以往社会更大，等等”。但如此划分方式，似乎并不能让我们有效地对各种类型的社会进行判断。汉森本人也意识到，难道不是因为X更常见或更流行致使人们对这个X投以更多的关注吗？而X更加流行的结果往往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促使其发生变化。其实，无论我们针对X取什么样的值（X1，X2，……Xn），这种社会里必然还有其他的特征或元素，如在X1型社会里必定还夹杂着X2或X3或X4等。它们的共同特征表现在一种历史的变化，即不论何种类型的社会，都是比以往的社会更偏重于也更彰显出X所赋值的特征。从这种比较中也可以看出，X在此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彼时尚未发展到足以让人（更确切地说，是让某些社会理论家）觉得它“驾驭”了整个社会的程度。

各个类型的社会并非是总体社会的单行本，而是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因此，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并不是等于X1社会+X2社会+X3社会+……+Xn社会。每种类型的社会所指涉范围都可能等于或小于我们（所有人）生活的社会。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看，社会就呈现某种样态。由此看来，现代社会就像一个万花筒，其奥妙之处，在于设计精妙的镜体结构和流动图案，往里一看，就会出现美丽景象，稍微一转，又会出现另一个场景。可以说，我们已经从一个总体的社会转向林林总总的社会，而这各色社会之间显然也存在着矛盾、勾连、转化甚至于相互消解，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罢了。譬如，在知识社会中，决策者应该弄清楚该制定怎样的目标并实现之，但是在风险社会中，不可预见和不可控制的情况使得知识社会不复成立。再如，在信息社会中，技术与信息的膨胀与泛滥可能会加剧风险社会，某种程度上看，信息筛选本身有时就是一件冒风险的行动。又比如，在消费社会中，崇尚消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扩张，使得消费主义本身成为风险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

但无论如何，这些类型的社会都指向我们正生活的当下社会。既如此，我们应该既生活在X1社会中，又生活在X2社会中，甚至也是Xn社会中。换言之，我们这个社会也应当同时是风险社会、消费社会、网络社会及其他类型的社会。毕竟，我们分身乏术。若不然，就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生活在消费社会中，一部分人生活在风险社会中，一部分人生活在信息社会中，如此等等。“称呼新社会的名目繁多，这既表明多样性，也预示趋同性：多样性既体现在观察变迁的基础不同，又体现在选取推动变迁的主要力量不同；趋同性表现为一种观念，即工业社会正在迈入一个新的进化阶段。”

二、工业社会的终结与新现实

这些看上去各不相同的“社会”是一种人为建构，还是一种真正的现实，抑或体现了一种怎样的新现实？它们同以往的社会类型有何不同？我们又可以从哪些角度加以描述？它们之间的交集或者说共同点是什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一言以蔽之，我们该如何理解身处的这个社会？这如此众多“社会”的出现，“标志着一种转型，这种转型与一百年前将欧洲社会从农业社会秩序过渡到工业社会秩序的转型一样具有重大意义”。早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全新社会形态的到来，他们依从一种“断裂”的视角来看待这种新型社会与之前社会之间的差异。我们也看到，直到今天，仍有学者热衷于对社会类型进行探讨与划分。不过，以往的社会学所努力追求的，多是试图描绘出普遍社会世界的核心要素，假定存在着一个匀质的、统一的、遵循着同一运作逻辑的社会。但是，今天的我们正处于“多重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之中，我们生活在按照不同逻辑运转的社会世界之中。

探究起来，这些“社会”类型或观念所针对的或者说所参照的对象，基本上可归结为某个阶段的“工业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人们便一直怀疑“工业社会”是否真是一个恰当的术语，能够形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詹明信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个时期，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其标签多种多样。这些新型的社会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标志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旧社会彻底断裂：“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

[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陈清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早在1958年，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便使用了“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词，以指称因工业高度发达而摆脱“贫困社会”之后的美国社会。之后的李斯曼（David Riesman）等人则宣称“工业”一词不再是他们时代的标签，应当使用“服务”（service）这样的术语来替代之。甚至有人就干脆用“后工业社会”来描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1969年，图海纳（Alan Touraine）首次使用了“后工业社会”这一诊断用语，贝尔（Daniel Bell）则在1973年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对社会的新式诊断术语的采用，标志着一场对整个社会进行描述的大幕拉开了。这同时也是一场定义权或者说解释权之争。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围绕社会诊断传统的讨论越来越多地与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社会”是现代性之后的社会。它们虽对应于后现代性，但并不能被视为“后现代社会”，而是“当代的社会”（contemporary society）。因此，除了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的提法有对人类社会历史阶段进行划分的含义外，风险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等，大多并不具有历史分期的意义，也并非指向某个具体的社会或特定国家的某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或者说，“是从不同角度对已经发生了总体变迁的当代社会不同侧面的一种概括”。例如，信息社会关注到的是信息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是“高新技术革新的惊人产物”；而所谓的消费社会，更多则是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从特殊的需求理论出发来界定社会。每种类型的社会理论指出了当代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特征，体现了“时代的主题”。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则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会显得片面或不够充分。比如，如果关注到知识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而非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不过是实现知识社会的手段罢了。当然，实际情况是仅限于某些知识，因为另外一些知识的作用正在下降。不仅如此，“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赛博社会”“虚拟社会”“网络社会”等社会类型，意思极为接近并且同时都在为人们所运用，它们内在的交叉关联实在难以一刀断清。同样，对于风险社会，汉森认为用“不确定的社会”可能会更加准确，因为现代科技使我们意识到更多的不确定性，而“风险”一词并不能全面又准确地描述出这种特性。贝尔本人也反对把他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标定为“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专业社会”，因为它们都显得片面，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对现代社会加以曲解，贝尔使用“后”这个缀语“是要说明生活于间隙时期的感觉”。

[美]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种探索》

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还需要说明的是，理念与现实之间并不会完全对应，理论家对于社会世界的描述，与普通人的感受与理解也不会全然一致。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条件》中提出，在后极权主义的世界里产生的“消费社会”“技术社会”或“劳动社会”是历史上独特的现象。“社会”一词指的是一个现代的、后工业革命时期的领域，由于技术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进步，许多劳动者得以从让人筋疲力尽、头脑麻木的典型工业革命式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这并不是劳动心态的解放，他们还不能自由地从事思维或是判断之类的高级活动。在消费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却自认为是劳动力，工作只不过是为挣钱糊口。换言之，他们都是在“谋生”，做着自认为能够提供必需品的事情。

事实上，这些有关“社会”的描述更多是一种发展趋势，与现实社会并不完全对应，而且也一定能够找出相反的方面。在谈到后工业社会的理念时，贝尔认为，它并不是对未来所做的准确预言，而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绘，是依据当前社会出现的某些特征所给出的一种假定，并以此估计几十年后的社会现实。没有哪种单一的概念图式可以穷尽对一个社会现实的描述。“每个概念图式都是在各种特征中遴选某些特征的棱镜，以便突出社会变迁或者更具体地回答某些问题”。这些有关当代“社会”的论断，“大部分都有所偏颇，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对人类持续存在的特征和潜能未能作充分探讨”。

最为恰当的方式，应当是把这些“社会”的理论，视为从不同维度、不同侧面来审视已经发生了总体变迁的当代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社会”的理论派别在分析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时一无是处，而是说它们在关注与刻画现代社会复杂性特征时，具有某种片面的合理性，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盲点。换言之，虽然每一种类型的社会都具有深刻性，抓住了当代世界的一些特征，但这种深刻性有时是以片面性为前提的。

三、社会的观念与意象

事实上，无论人们将自己所面对的当代社会变迁冠以何种称谓，或者说进行何种修饰，这些眼花缭乱的贴标签动作背后必然涉及“何谓社会”这样一个经典问题。“社会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基础，复杂而不可逃避”；“关于‘社会’的问题，是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

[美]小威廉·H．休厄尔：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梅勒（Philip Mellor）认为，对“社会”的本质进行系统性再评估，“将会阐明社会的关键维度与特征，……重新将社会学方案的焦点放在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类身上。”根据英文原文进行了修改。尽管被非常普遍地使用，但吉登斯认为，“社会”一词在社会学话语中是难以确定的。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甚者，“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所指为何？这个问题看似无关痛痒，今天却日益令人无力招架。在《理解社会》一书中，梅勒虽论述了六大维度四十多种社会的表征形式，但也坦承这些维度“没有穷尽社会的一切特征”。在他看来，这些有关“社会”的理论，似乎都暗含着一个预设，即社会总是具有可锻造性，能经受人的无限再构与粉饰。人们有关社会的某种修饰性表达，“倾向于夸大对特定社会现象的重构力量，从而也就消解了社会观；至于社会是消融于信息之流，还是消逝于茫茫的全球市场，也就取决于我们读的是哪位学者的作品”。

我们这里无须细致地去追溯“社会”的概念，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一书中已就其内涵之流变进行了充分的考证与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社会”的某些含义逐渐淡化，或显得不合时宜，主要的意涵（普遍性社会与抽象性社会）会发生合流，变得更加宽泛。尽管不少“后社会”的理论将社会视为抽象的、过时的、随意的社会话语的构念，如自秉“反社会学”或“去社会学”立场的鲍德里亚，甚至明确宣称“社会”已变成拟像的真实或“超真实”（hyperreality），其基础性与客观性已然丧失。但我们也看到，针对有关后现代性之类话语的抵制，20世纪末的最后十年中出现大量有关社会的术语，目的便是要重新确立并支持现代性，这表明它依然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特征。事实上，现代性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依然具有足够的关联性、足够的影响力，值得我们对其进行再度审视，并增添新的内容。

在今天的学术界和日常用语中，往往是把“社会”当作具体化的整体（reified totality）来进行解读。我们这里延续涂尔干的传统，赞同把“社会”视为一种实在、一种集体性的存在方式，它能够从人类的本性中突生出来，并表现人类本性。社会是一种“令人伤脑筋”的现象，因为“它虽然是由人类建构的，却抵制个人和集体为了特定的理想和蓝图而改造它的努力，不仅如此，它还会出乎任何人意料地发展变化。即使我们通过自身的活动意识到我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仍然会对我们的行动施加限制”。显然，社会是抵制还原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现实，是一个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的独特总体，因而不可能简单地去加以解释和说明。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因此必须考虑社会的多重性与一致性，以及每个社会的特殊性和社会类型的多样性，而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来定义社会，如“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

[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

阎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话又说回来，对于“社会”的建构性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当代生活一个确定的特征，就是难以脱离特定的文化建构来理解任何实在。“社会”自然也不能例外。它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人们的话语系统之外、不依人们话语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的‘给定性实在’，而是把这个人们可以去感知、思考和言说的‘社会’世界看作是一种话语的建构物（构念）”。在谢立中教授看来，这属于一种“后-社会学”或“后社会-学”的立场与研究路径。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几乎都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维度做了某方面的阐述，但却都倾向于选择不同形式的简化论，以使得关于当代世界剧烈的社会文化与技术转型的宏大叙事成为可能。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面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而是多维度的社会（multi-dimensional societies）。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看似多样化的社会，也有沉沦单调性的危险，因为非此即彼的单调式思维方式一直就很有市场。

人们对（社会）世界的认识，并不只是靠直接去感受真实的世界才实现的，也透过概念来加以认识或想象。在今天，后一种方式也变得愈发重要。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在脑中积累起众多的概念、观念、想法，组成观念（或概念）的世界，进而去想象、理解和憧憬社会世界及其存在的方式，这便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社会意象”，即“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如何待人接物，人们通常满足的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形象”。泰勒认为，社会意象一般体现为形象、故事和传说，是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是构建社会生活的集体性的实践共识，因此，它不同于社会理论，而且“人们早在为自己构建理论之前，就靠着社会意象运转得好好的”。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

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但泰勒并不否认社会理论可以渗透和转变社会意象，也许最初它是由少数人所开创的理论，然后逐渐嵌入社会意象之中。或者开始是在精英阶层传播，逐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尤其是随着全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加之发达媒介的促扩效应，社会理论正在快速地渗透并转变成社会意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众多的“社会”以及关于它们的理论，最初往往是由知识分子（或称学者、专家、理论家）提出的，他们能够“洞烛社会发展的先机，见微知著的能力使他们从征兆和萌芽中看到根本的趋向乃至内在的逻辑”。正如科赛（Lewis Coser）所言，“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

我们知道，后帕森斯时代的学者，普遍放弃了（拒绝这样做，或是没能力这样做）经由发展一种宏大的理性方案来解决人们面临的各种紧迫社会问题的希望，不再试图提供抽象的关于一般社会的普遍模型，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各自社会（the social universe）的不同故事。当然，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由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使然，“已经超出了任何单一理论模型可以涵盖的范围”。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思维方式和知识图景已从宏大叙事转向具体叙事，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发展变迁的各种“元话语”或“元叙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既然如此，人们的心态注定是繁杂多样的，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变动不居的全球化社会中，我们无法指望人们能再有统一的心态、精神或认同。

人们对简单社会的认识必然不如对复杂社会的认识那样，存在着较多的分歧。而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往往无法看清社会变迁的全貌，而只能权宜性地选择去关注一个侧面或维度。因此，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变迁的整体性，单一看有关“社会”的各类理论必然是有失公允的，都或多或少存在放大一点而不顾其余或者说过于强调某个方面的倾向。理论家们的解释权之争，反倒给了人们认识眼前社会提供了更多抉择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社会是风险社会，也可以称信息社会，或言消费社会，怎么说、怎么选，全看说话者本人的视角、认知、体悟乃至于当时的需要。对此，梅勒认为只能通过如下途径得以克服：必须把社会看成一个复杂的总体；具有特定的本体论特征；是从建构它的人们身上得以突生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不对作为一个复杂现实的社会的本体论维度给以足够重视的话，社会理论家们就会误入歧途，对当代世界做出各种极端的、不合情理的判断”。

四、理解中国社会

探讨社会的观念，显然离不开对民族国家的考察。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针对“（市民）社会”内涵与边界的探讨，便成为一项重要的议程。鲍曼就将社会学所理解的“社会”，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而在安德森有关民族国家的分析中，也将社会描述为“想象的共同体”。尽管有人反对这种做法，但在现代世界中，以社会为对象的讨论某种程度上针对的就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它在全球体系中处于其他国家的环绕之下。至少可以说，对于“社会”而言，民族国家依然是其不可缺少的制度性表达。

人是实践的参与者，这些关于社会的新认识新理论在界定或重新界定人们所处世界的轮廓，最终变成预想中的框架。唯其如此，社会意象才不断发生变革。反过来，在理论改变社会意象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在不断被重新诠释，必要时又被加以修正。今天，有关社会的诸多理论，已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很多人颇为自然地运用各种有关社会的说辞。比如，我们不仅仅是在专家学者那里，而且在拥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人那里，可以不时听到“中国进入消费社会（时代）”“中国已是高风险社会”“中国走向网络社会”“中国正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类的论断。

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在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上，西方学者占据着强势地位，对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而言，更是如此。经由知识分子的消费与传播，这些有关社会的观念对后发国家社会意象的形成或变更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对于西方“社会”理论更多秉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其提出背景、基本预设、价值担负等，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在每种“社会”理论被译介进来之后，很快便会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追踪与热捧，一个风头盖过另一个风头，许多研究者的主旨与方向也很快跟随发生变化，学术研究“时尚”味十足：来得快，去得也快，新话题、新热点频出，旧议题被不断弃置。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布鲁尔（David Bloor）通过系统论述科学知识的社会起源和社会维度，强调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反思性，表明了知识（尤其科学知识）并非是来源于洁净的试管，而是来源于社会的“人间烟火”。因此，这些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社会理论，只具有特定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并不能完全契合中国的实际。事实上，西方社会学对于自身的批判和反思，也已经有较长一段时日了。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学者自我归类到某一流派，并据某个流派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或者把这种类型的社会就真的理解成当前社会的形态。例如，“风险社会”理论一经引入中国，便很快大获流行。的确，这一关于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少契合点，不少学者便拿中国的情形直接与之对应，并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开展研究。我们不能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望文生义，更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中国已进入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阶段，因为“这种放置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如何开展风险研究的‘后设’（meta-）问题，而且涉及西方理论如何本土化、如何中国化的经典方法论问题。”其实，即便是“风险”概念之本身，学界也往往存在着将其问题化、事件化的现象，对于风险的社会性或建构性关注不足。

从消费社会的视角看，尽管当今的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的年代，物质极大富裕，而且从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来看，似乎意味着中国社会也同样走向了消费社会，但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并未真正完成，所谓的经济过剩更多是一种结构性的呈现，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中40%的家庭户、6.1亿人，月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同样，就信息社会而言，虽然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建成了较为完备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信息红利也正在惠及每一个人，但信息鸿沟依然存在，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还颇为严峻，尤其是人们选择信息能力上的差别，更需时日才能弥补或消除。

可以说，在现阶段的中国，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同在并存、交织混合在一起的，大体上呈现为东中西的梯度差异，并由此形成所谓的“一个国家，三个世界”的状况。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理论，虽然都能找到可以支撑的社会现象，但要做到“包打天下”，则几无可能。不仅如此，我们还应透过对核心概念、主要议题、理论预设的检讨，分析每种“社会”理论在中国场景下运用的局限。

中国社会学紧跟世界（即西方）潮流，曾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可以看到，在理论架构、概念使用、研究方法、甚至于研究的主题上，中国社会学长期行进在西方社会学的阴影之中。

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但发展到今天，在学科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这种紧跟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放弃这些来自“西方”的“社会”理论，毕竟“现代中国的生活、制度、思想和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分享着西方的当代性”，且随着“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的形成，学科的想象力亦要求在全球层次上进行扩展。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在理论运用过程中罔顾国情的情形。笼统地套用来自西方的某种“社会”的理论来理解中国社会，无疑会忽视掉绝大多数中国人活生生的体验与认知，也难以与他们的想法相符，而后者才是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根本特征的出发点。几波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已表露出中国学者自主理解中国“社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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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林淑萍 吴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