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rt ：最大的差异就是海上风电数据的获得和前期测量设备的部署。历史数据、历史安装运行经验、气象水文地质数据等数据对于投资决策和后评估至关重要，欧洲有丰富的数据获取和应用经验。他们通常会在海上风电项目前期，通过各种测试设备和大量数据来进行风场的定义。用欧洲最知名的哥白尼卫星来获得包括风、土壤以及海洋洋流数据在内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结合测量设备，可以非常早的获得未来规划风场的信息，并且通过度电成本分析来定义什么样的机型最适合这样的风电场。
尽管政策驱动的市场也可以促进海上风电生态系统的建设，但欲速则不达，有些本需通过正常的开发节奏来验证和闭环的技术被提前应用到海上风电，加大了海上风电的风险。欧洲海上风电的开发历史经验也表明成熟技术对海上风电开发的重要性。 能见：中国最应该向欧洲学习什么？ Kurt ：欧洲早期通过公开的宏观大数据及前期测量来获取风场的关键数据，并通过一系列的模型测算以最优度电成本规划选址选型，这些是目前中国所缺失的。这就是为什么远景在全球设立研发团队，远景格林威治集成海上风电基础环境大数据和先进的设计优化模型算法，支撑基于最优度电成本的投资决策。同时，集成国家权威机构的水深和海床地质数据，基于海上设施大数据和算法模型绘制海上LCOE图谱，提供更可靠的投资决策。
Kurt ：欧洲海上经验和开放的风电场数据可以指导中国海上风电优化，但中国海上风电的环境跟欧洲、美国都不一样，中国同行不能直接套用欧洲已经获得的经验，必须研究自己的特殊工况。中国的海床地质跟欧洲不一样，有很深的淤泥，而且海床从南到北差异非常大，像福建、广东很多项目是岩基，而在欧洲海上风电很少有岩基的项目。此外，欧洲没有台风，但中国的台风风速能达到将近每秒80米，这是中国特殊的市场需要自己去解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