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再说《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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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栖专栏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

——再说《底层》

文/吴俊

蔡翔的《底层》写于、发表于1990年代中期。约十年后，底层文学的讨论在文学界、知识界广泛展开，并形成了严重、严峻的争议局面。我不想、也无力对此争议进行一次近20年后的回顾或再评价；我为本期的这个栏目重读了《底层》，我想谈的是《底层》的文体。之所以是文体问题，还不仅是这个栏目的既定主旨，更在于我对文学史变局、媒介之变和文学流变之关系的最近体会。这种体会，部分已经写在了有关《千里江山图》（孙甘露）的评论文章中。简言之，《底层》也是一种文学写作形式出现的文体表征。它的形式特征和思想表达的矛盾性，使得它的作者因此成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和思想的先驱，或现在常说的，辨识度很高的人物。

点击图片可跳转至吴俊《〈千里江山图〉贡献何在？——兼谈类型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发表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

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一种说法或者说现实就被逐渐认可了，即整个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也许写作者、文学界对此还有更多特别的感受。多年来，我个人的看法先后分层次地表达如下：一是网络新媒介不只体现为单纯的工具文化，实质更应该是新文明的标志，这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观将为之更改，小而言之，文学观将为之改变。我觉得所谓网络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我最近的想法是，应该把网络文学至少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学文本，一部分是一般、非文学范畴的写作文本。而在概念定义上，应该严格规范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即区别性特征，不能与传统纸媒文学混淆。目前习惯上说的网络文学已经明显不合我们的传统文学概念，不妨概称之为网络文本。但我自己并不专门研究网络文本，或许另有机会再向专家请教。

其次是因为网络文明时代的来临，我们的生活方式被充分、甚至完全改变了，换言之，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现实状态被改变了。其中，核心的变化是虚拟生活成为我们的常态生活真实。原本的客观真实性的实际展开方式正在被虚拟世界侵入和改写，虚拟世界、虚拟现实已经是网络时代生活中的真实现实。当我们说生活在网络世界、虚拟世界中时，也意味着我们同样生活在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中。甚至，虚拟真实的真实性更多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性。于是，这个时代、网络时代的生活就无限接近于传统的文学世界了。本来需要虚构和想象的世界实际上就是真实的现实，网络世界、虚拟生活与文学世界相重叠、相混淆，共同构造了我们的生活和现实，以及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现实的虚构和想象的呈现方式——文学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这也就难怪科幻的勃然而兴。前几年本来想朝向更高级、更真实的“非虚构”，算是一种能够借助现实主义惯性正确的文学“底层”的突围，未曾想到很快遭遇《三体》意外引爆了这个时代的核神经焦点，原来这是一个最适宜科幻的时代。科幻的认知方式才最适宜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在更高的意义上重新体会文学的存在形态——新文体、新文类，包括科幻、网络文本，其中的异文化、异文明、人类的前世来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景观标识。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现实”从观念到经验都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文本形式和观念跟不上眼下的这个新文明“现实”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图片源于网络第三就要说到技术因素了，我要说的是技术因素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常态理解，技术因素是可控的，对于生产过程而言，技术因素是被规范使用并指向目标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网络时代的技术因素已经成为不确定性的根源，技术因素本身就不可控了。尤其在人文、社会领域，几乎不存在可以充分预期、可控的技术功能实现路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会改变、产生一切预期或意外，甚至走向预期的反面。技术进步有时反而造成了技术使用者的灾难，而且，由此产生质疑和限制技术进步的管理约束手段。如果你了解一点ChatGPT包括其他人工智能最新技术的话，就能明白技术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后果。所以，在推动技术高度发达的同时，我们既面临技术对于人类安全及共同福祉的威胁问题，同时也须应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安全等功利问题。落实到文学和写作上，写作技术条件的社会性改变、网络时代的写作方式，决定了写作一方面无限敞开、成为没有技术门槛的表达和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写作生产力、首先是技术性支撑方式的无穷释放也造就了写作生态的巨变——随着新文体、新文类的不断生成，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确定的、无序的、价值可疑的写作生态。这时，严肃诉求的写作也不得不面对自身的文体和文类的基本问题，面对传播所必然产生的不确定性。其中会有伤害和损失，也一定有创新和创造。也可以说，是技术因素导向、生发出了思想问题，但我们往往还在企图就思想而思想地解决问题。

于是，就说到了最具体的、也是上述逻辑的最后一环：从文学史上看，此前，两个世纪之交相继出现的文体文类的暴发性增生现象，正是写作媒介技术的底层条件改变所引出的文学史新生态和文学史的转折性流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传统纸媒印刷技术条件提升发展，文学生产的现代业态飞速成型成熟，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其主要形态就是报纸、期刊杂志、书籍的大量出版发行。不久前新的世纪之交，网络技术开拓了写作的新生面，同样出现了基于技术支持的海量网络写作产品。只是相较而言，前者的增长不能不受到物化的纸媒的有限性的规模限制，后者的数量增长因为有了网络空间的保障而几乎可以毫无上限。两个不同的世纪之交的这种体现在数量增长上的文学变化，落实在具体文本上，就是新文体新文类的新形态打破了此前文学史的基本约束和规范，新媒介技术条件支持了文学史的流变将会以新文体新文类的方式开创新的文学时代。新文学颠覆了传统旧文学，历史上称为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网络写作索性一并颠覆了纸媒文学和纸媒写作方式，该称之为网络写作革命或新媒介写作革命之类吧。文学史的流变路径变了，但大道理其实基本一致：都是写作技术条件和媒介支撑条件决定的以新文体新文类为核心标志的文学史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以上这些说法和《底层》及其文体有关系吗？《底层》酝酿、出现在一种可谓千年之变的大时代转型当口。后来说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等，也是这一大时代的另一种说法。我们中国文化的智慧往往能够用上下古今浩渺的大格局大胸怀囊括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1990年代中期，既是不断新创经济社会改革高潮高峰的激情激变时期，又是连续陷入低谷困顿、尤其是部分底层社会人群面临的艰难时刻。连一向受到体制保障的文化教育领域，这时也开始面临市场经济、商品化冲击的生存危机。不仅有“体脑倒挂”的日常收入问题导致的生活拮据，甚至一些文化生产的行业和职业形态、岗位，都会因为一时难以自保而走上了“关停并转”的权宜“破产”之路，媒体出版业可能就是受到重创的灾难性领域之一。不得不、而非自觉地面向市场的艰难转型，几乎是乞求生存的唯一选项。中国的千年传统社会、尤其是社会伦理文化面临严峻挑战。财富的追逐、半推半就的堕落、义愤填膺或色厉内荏的批评……使整个社会卷入激动中。
很有意思的是，传统纸媒产业竟也是在这绝境之中走出了市场化的商业成功之路。大量的都市消费型小报风起云涌，副刊版面盛极一时，软性作品引领风骚如“美女作家”“小女人散文”等，类型文体写作重新走红，言情武侠几有席卷之势……种种光怪陆离中，最严肃的也许就算是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了吧。专业学者而成为大众媒体的作者，在世纪之交达到一时之盛。连我这样当时啥名分也没有的“青椒”，也曾在两个时尚刊物上发表过“软文”。概言之，传统媒体在存亡危机时刻，主要是以“堕落”的方式创新了写作文体、再造了新文类；按照传统观念，学者走上商业化写作的道路，也是一种堕落，但这正造就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独特景观。
可以这样说，最近这个世纪之交的文体文类创新，始于传统纸媒的濒死谷底，而后，在新媒体时代达到了高峰。《底层》的内涵和锋芒，掩盖了它的文体创新所蕴含的力量——一篇纸媒作品开启了媒介之变时刻、新文明时代来临之际的历史思考。
在文学写作最为无力的时刻，《底层》以面向现实的写作姿态挑起了对于道德、人性、社会发展的执着重审。它的文体是反时尚的，也是挑战散文惯例、甚至无视文学审美的。像是一种倾诉、对谈，也像是自语、独白，低回婉转，低沉深思。表面看是个人抒怀，实为代言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追问和批判性探索。暗流涌动，心潮起伏。它有着抒情的基调，弥漫着忧伤和沉思，而且在简洁的叙事片段中，时时将自己的经验直接代入，极具情感共鸣的感染力。但它显然不是一篇抒情散文。在对于底层的矛盾情思缠绕中，“神话”的破灭反而成为作者乌托邦情怀的一种偏执。这成为《底层》文体的结构特征——从清晰的怀旧和底层的描述，渐渐走向了混杂和矛盾的思辨、意义追寻与价值判断。它对现实并没有清晰的指认，也很难明确建立自己的坚定立场。经济层面上的贫困穷人、社会发展中的人性代价，这一切正是一个不确定的激变时代的象征和写照。在中国现当代，在革命的主流历史中，底层的命运和身份流变、地位价值最足以论证革命的合理性、正确性、进步性。在抒情的叙述中，《底层》构建了一种思辨性文体的行文方式，顽强而痛苦的思考弥漫在它的字里行间。最终它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明晰、坚定的看法。现实逼迫它犹疑。行文不得不仓皇回旋。毋宁说，《底层》为我们展示了在一个貌似进步发展的激情时代，整个社会如何陷入了情感和价值的迷惘，而且终归于无奈与痛楚，这是一个令思想者无言和悲愤的时刻。它希望借鉴个人的经验和文学的力量，抓住现实的真相。但是，最终，《底层》是以不确定性为叙述特征的方式进入了一种对于未来社会的预言。至今，预言仍然有效，一时看不到答案。作为一部文学性作品，它的文体似乎是意外地释放出了自己的力量。我不太清楚作者对于这部作品的写作文体有无自觉的考虑，可以确定的是，《底层》文体的意识形态在此具备了丰富、应该说是复杂的含义和指向。

▲蔡翔  图片源于网络

在此，我想说，也许很多人误会了《底层》的作者。他要追寻的也许并不是以往的现实真相，他的目的应该也不在对现实成果进行价值判断，虽然他的情感天平有所倾斜；他想探寻的是生活的理想、它的承诺如何在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最终，他明白这是一个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就成为一个鲁迅笔下自况的“过客”。《底层》结束在一片苍凉悲伤的彷徨中：“也许，我的底层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的梦想和寻找。”“我为自己虚构了许多的神话，然后，我看着我的神话逐一破灭。”最后，“我走出我的神话，我不知道我该走向哪里。”在这些话之间，作者还有一句非常透彻、深怀痛感的警句：“我只能远远地注视，而无法走进。我触犯了我的禁忌。我走进了它，我再也找不到我的底层。”鲁迅的“过客”走向的是超越生命终点的无穷之远，但以生命的践行为代价。他的深刻性在于终点是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到达的，但这并不是现实或践行的价值消解的理由，正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底层》的作者毕竟还是一个思想者。追问和质疑，在他身上，也许我们可以看出一点揉杂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殷夫、柔石的情怀，特别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底层》共鸣、回应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政治情怀，它的作者穷尽式地把抒情、议论、叙述、描写熔铸一体的随笔、散文的文体带入思辨的现实关怀中。《底层》成为表征时代的一种创造性文本，但它的情绪是低回的。它的文体贡献得益于作者的文学性书写的职业方式，衬托、彰显了《底层》所具有的思想自叙的本色品质。1990年代是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风起云涌时代，但是，《底层》不在1990年代的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之类的范畴中。它不是学术的剩余物，或是知识的演绎品，《底层》标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
世纪之交的纸媒危局同时促发了写作文体的形式和思想的突围。《底层》以写作者主体进场的反思方式预言了新媒体时代的思想困局。它比新媒介写作文体更早、也更深地触及到写作者的“位移”。旧时代的人文传统即将消耗殆尽，新媒体时代多的也许只是物化的张狂、虚拟的寻欢、思想的泡沫。现实裸露着，又被遮蔽了。技术极度发达，发达到了比文学的想象还要过剩。这使写作的生态无比繁荣，繁花锦簇，同样也造就了网络写作、新媒体世界的新文体新文类时代。《底层》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历史已经翻新了一页。每段历史悬而未决的问题，并非都能解决。

现在回读《底层》，触动我们的是现实。《底层》其实还活着，但表达出来的更多的只是在凭吊历史，我们毕竟是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一代人。现在是新时代，那么，《底层》就是诞生于旧时代的文本。或者说，它是一种旧时代的新文体。它留在历史中，朝向现在或未来的某个时刻。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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