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那时候：蔡老与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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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栖专栏

那时候：蔡老与九十年代

文/罗岗

那时候，金沙江路还没有拓宽，公共汽车高峰期虽然拥挤，但路上的行人神色却并不匆匆；
那时候，华东师大后街的铁门晚上11点按时落锁，但枣阳路依然灯火通明，翻越铁门成了师生们的必备技巧；
那时候，蔡老并不“老”，但长发飘逸的形象已经好些年了，他住华东师大附近的工人新村，他在市中心的巨鹿路上班；
那时候，我和蔡老慢慢熟稔起来，他已经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了十年。

《上海文学》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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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毛尖老师主持的微信公众号“远读”，重新推送了蔡老文学批评的处女作，评论的是路遥的小说《人生》。

1982年，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工作，课余无事，乱翻杂志，恰巧读到路遥的《人生》，心有所动，便著此文。文章写好后，投稿给《上海文学》，不久，收到通知，约我去编辑部面谈。在上海巨鹿路675号那座老洋房三楼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我见到了周介人老师，后来又见到了李子云老师，他们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成了我的引路人。文章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1983年的第一期。再不久，我就调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蔡翔《流水三十年》）

《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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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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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回忆李子云老师的文章中，蔡老更具体地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一九八二年初冬，有一点小雨。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因为向《上海文学》投了一篇稿，编辑部让我去面谈一次。我在濛濛细雨中，走过苏州河，然后走进一座典雅的建筑，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在那里度过二十年的岁月。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三楼，我找到了《上海文学》编辑部，在朝北的一个房间，我见到了周介人老师。那时候，介人师还很年轻，虽然清瘦，但朝气蓬勃。后来，介人师成了我的领导，也成了我的导师，但我和他，一直处于一种亦师亦兄的关系之中，甚至偶尔会冲他发点脾气，吴亮和程德培也是如此。但是，那次我并没有见到李子云老师。我见到李子云老师，大概是我第二次到《上海文学》，还是在那个朝北的房间。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李子云老师正半倚在那张黑色牛皮沙发上看稿子。那时候，李子云老师大概刚五十出头，衣着并不夸张，但收拾得很清爽。见我进来，她起身让座，说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并礼貌地和我握手。她的手很软。这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隐隐地觉得她和我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有点局促，尽管她对我非常亲切。那一次她说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只是感觉她在漫不经意地观察我，我也一直在观察她，观察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对我还很陌生。（蔡翔《到死未消兰气息》）

李子云1993年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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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个慧眼识珠的故事显示的，蔡老在八十年代首先是以青年批评家的形象被大家记住，他的名字和“新人文论”“牛犊丛书”这些丛书的作者们一起镌刻在“八十年代文学”的史册上。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也意识到，和老师辈如李子云、周介人相比，自己不仅是“八十年代”的参与者，更是“八十年代”的观察者：

一九八〇年代似乎命中注定要进入历史的书写，这个时代波生云涌，但一九八〇年代对每个人或者每代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我看来，对于李子云老师和她的“同志们”来说，那似乎是一个专门为她们度身打造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她们得以重温青年时代的梦想，一些散光的语词再度星光四射——民主、自由、富裕、开放……等等。不，不仅是这样。曾经的压抑被奋力推翻，她们走向这个时代的中心，包括权力的中心。她们心情舒畅，畅谈未来，抨击时弊，意气风发。（蔡翔《到死未消兰气息》）

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右：《躁动与喧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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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那时候，已经埋下了蔡老后来用独有的方式研究“八十年代”的契机。
随着八十年代的逝去，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冲破了“八十年代”形成的对“现代化”的乐观想象，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依然延续着八十年代介入现实的热情，期望在知识和思想上继续把握变动的时代。正是这两者的张力，导致了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却也激发他们的思想活力，并且创造出各种思想立场和理论主张得以表达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的活跃程度并不输于“八十年代”，就知识分子内部而言，思想立场的激烈碰撞和理论资源的激活挪用，甚至要大大超过“八十年代”，进一步重塑了当代思想和当代文学的格局。而在创造思想和理论多样性的过程中，舆论空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种各样刊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九十年代思想与文学”的枢纽。回顾九十年代的思想版图，应该不会忘记当时新出现的几种刊物扮演的关键角色，譬如强调现实介入性的《东方》，关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战略与管理》，标举学术史研究和学术规范的《学人》，还有发挥海外优势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老牌刊物发挥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具有思想性传统的《读书》自不待言，文学刊物中，海南的《天涯》异军突起，发挥引领作用的是蔡老参与编辑的《上海文学》，特别是他主持的“理论栏目”。
1993年第4期的《上海文学》，引人瞩目地发表了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1994年第1期《上海文学》，刊载了陈思和的《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熟悉“八十年代文学”的人们都知道，这两个名字联系着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上海文学》推出这两篇文章，不只是接续了“重写文学史”的精神，正如王晓明在文中所言：“除了前人已经注意到的那些文学现象，是否还读到了另外一些现象？倘若这不仅仅是指几篇佚文或几部佚书，那它们又是什么？平心而论，这并不是那场讨论提出来的最为迫人的诘问，但它却是‘重写’者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倘若今天我们还不能回答它，‘重写文学史’就可能变成一句空话……”，还包含了对“重写文学史”的某些基本预示和知识前提的深刻反省，尤其是对“现代化”叙事的反思。就像蔡翔说的那样，“在90年代，随着中国式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各种问题亦开始出现，我想，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分化，首先即在于现代化等各种善的美的附加值的逐步脱离。对现代性的重新理解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思想范畴。”（蔡翔《边缘的追问》）由此可见，《上海文学》的“理论”栏目集中推出这几篇文章——还应该包括1995年第10期刊登的陈思和的《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无论是注意到“簇拥着文学文本”的种种现象，还是试图用“民间”视野重构文学史面貌，都意味着逐渐离开了“八十年代”的文学趣味，拓展了“九十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也与编者蔡翔自身思想的变化同步，按照王尧说法：“蔡翔是最早从‘80年代’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对80年代的反省中，重构了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背景，此后的著述与思想都突出了他的学者品格。”（王尧《远观蔡翔》）需要强调的是，《上海文学》发表这些今天看来颇具有学术史意义的文章，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虽然那时反思“八十年代”的“浮躁学风”，已有强调“学术规范”的说法——也没有所谓“学科建设”的意识，更多的来自于编者试图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回应急剧变动的现实的努力。一个鲜明的标志是，在刊登王晓明文章之后不久，《上海文学》再次推出他主持的华东师大人文学者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对话参与者有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和崔宜明），引发了“九十年代”影响深远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往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研究，一般都将《上海文学》发表的这篇对话录和后面《读书》杂志系列刊登的“人文精神寻思录”联系起来，这对整体把握“人文精神大讨论”参与者的思想确实有比较大的帮助。但如果把这篇对话录放到九十年代《上海文学》的脉络中，摆入由刊物所塑造的“九十年代思想与文学”的空间中，不难发现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也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多样性。譬如《上海文学》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变局，并不是采取简单批判的态度，而是希望更深入地描绘、刻画、把握变局的可能与困境。这样的努力表现在对“新市民小说”的提倡上——“城市正在成为90年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一个新的有别于计划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随之悄然崛起，并且开始扮演城市的主要角色。在世俗化的致富奔小康的利益角逐之中，个人的生命力空前勃动，然而它又是极其原本与粗始化的。城市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生长点之一，它最终会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带来什么，现在尚难完全把握。”（《“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这一倡导当然希望看到“市场经济”的某种可能性，却也没有盲目乐观，而是同时意识到“市场化”“世俗化”必然伴随着“逐利性”和“粗鄙化”。

《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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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较为复杂的态度，使得《上海文学》在1995年第1期发表了王蒙的《沪上思絮录》，表达了与“人文精神”倡导者不太一样的态度，即认为“人文精神”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失落”了，而是希望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为“人文精神”的承续找到新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上海文学》才赋予“新市民小说”非同一般的文学史价值：

在理论探讨上，由于“新市民小说”推助，上海与北京的一批青年学者如陈思和、李天纲、任仲伦、韩毓海、许纪霖、薛毅等等，对于“市民社会”、“市民意识”、“人文精神与市民理想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非常具有本土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乃至近现代文学的新视角，这就是除了早已为人熟知的“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与“唤醒民众—启蒙范式”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民间—市民范式”。在中国小说史上，“民间—市民范式”其实是一个比其它范式更为古老的传统，但由于受五四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启蒙”文学传统的影响，我们以往常常视之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的脉胳。（《编者的话·当代文学的第三种“范式”》，《上海文学》1995年10期）

一方面面对现实，希望将“人文精神”与“市民社会”结合起来，打破“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回顾历史，试图勾连“民间论述”与“市民意识”，打开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今天回过头来看，或许会认为那时对“市场经济”的想象太过乐观，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也失之简单，但必须承认，《上海文学》试图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回应现实的努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努力除了共同分享了“九十年代”激越的思想气氛，也与刊物编辑的个人经验有关，这就是蔡老后来多次强调的：“作为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分子，我经常为生活所困扰（而不是学术）。对于我来说，我不可能对人的世俗欲望和人对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追求持一种完全轻蔑甚至排斥的态度，不可能，更无权利把自己对美的彼岸性的追求强加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上海文学》九十年代部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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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底层”这一说法是和蔡老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自然是因为他在1996年5期《钟山》上发表了题为《底层》的散文，在这篇文章中，蔡老特意提到当年的一次“震惊体验”：

一九八五年，我重新回到我下乡的地方。老乡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有得吃了。”在那一瞬间，我被深深感动。在有关饥饿的记忆尚未被我完全抹去，我有什么理由不被这句话所震动所感动？即使这个世界越来越显得庸俗污秽，我仍然为这句话所震动所感动。

并且进一步解释自己“作为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会珍惜这样的体验：

我知道，我对这个世界的许多想法与底层的要求相距遥远。但是我仍然愿意对底层的一切都加以理解，即使是对富裕的热烈盼望。我谨慎地使用我的文字，我的许多文字只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相互提醒，我们无法抹去我们的立场和责任。我愿意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也更加诗意，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相信，在我的底层终于富裕起来的时候，最终也会走进这个梦想。但是眼下，我却不会强迫我的仍在贫穷中挣扎的底层接受我的遥远梦想。

在蔡老那儿，“底层”当然不是什么学术话语，也不只是某种文学形态。在《底层》发表十年之后，物理时间上的“九十年代”早已结束，但“九十年代”的问题似乎依然悬而未决，蔡老重新回顾了他的这篇文章的写作前后：

大概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底层》的散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记录了当时的感想和感受。今天，“底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泛化的语词，而且，开始进入学术讨论的视域。我无意把我当年的那篇文章纳入这一知识谱系，事实上，今天相关的学术讨论与我这篇文章也没有丝毫的关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活动。在这里，我重提旧事，只是感慨于现实的残酷性程度，正是现实的残酷，才逼使这个词浮出水面……每念及此，常常感慨万千……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还是这样一种意见，今天重提“底层”的目的何在？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能也不应该漠视底层以及所有弱势阶层的存在。我们必须确立一种这样的社会原则，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普遍的价值诉求，甚至成为“政治正确”的核心内涵。（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自序》）

正是具有某种对“底层”的自觉，《上海文学》1996年第1期虽然是在“新市民小说”栏目下发表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但很快就意识到这篇小说不同于“新市民小说”的特质，它突破了对于“市场经济”的乐观想象，描绘了转型时期的艰难现实。这一后来被命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潮流，以《分享艰难》和谈歌的《大厂》（《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等作品为代表，是“对于当下转型社会现实关系独特性的揭示。它们所描写的现实关系，既不是由抽象的意识形态来勾连的，也并不降格为琐碎的个人欲望与思虑。它们所描写的现实关系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时时处处落实、渗透在经济利益关系之中……在它们的笔下，政治关系有了与以往作品中常见的‘斗争’形态与‘同一’形态都并不相同的‘磨合’形态。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甚至‘听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听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磨损时的呻吟，同时更看到人性党性在‘入世’而非‘出世’的多种磨合中闪闪发光，它留给我们的是分享一份艰难的气度与力量。”（《编者的话·现实主义再掀“冲击波”》，《上海文学》1996年8期）如同“新市民小说”有可能为“当代文学”提供“第三种范式”，“现实主义冲击波”也被理解为在“政治关系”的“斗争”形态和“同一”形态之外，创造了与之不相同的“磨合形态”。尽管这种“磨合形态”受到了究竟是谁在“共享艰难”的质疑，但能引出这样的质疑，意味着它已经从八十年代“少数人政治”中走了出来，越来越多地分享了九十年代逐步形成的“多数人政治”的氛围。正如当时一位论者指出的：“如果说，在50、60年代，我们曾用一种同质性的‘我们’来建构文化的基础，导向了一个过于单纯的社会；而80年代，我们信奉‘我/他’之间的断裂，试图建立一个‘个人主体’的文化的话；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所需要的却是一个‘我/你’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是差异中的认同，是一种新的社群的意识。它会创造我们的今天与未来。”（张颐武：《“社群意识”与新的“公共性”的创生》，《上海文学》1997年第2期）是否可以称其为“社群主义文学”，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不过，“现实主义冲击波”将人们的眼光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现实，并试图从某种新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现实，越来越成为“九十年代文学”共同的问题意识。就蔡老的个人经验而言，“1990年代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可能是现实的急剧变化，这一变化才真正使我们从1980年代的幻觉中走出，直面现实。”（蔡翔《流水三十年》）而这种现实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蔡翔《七十年代：末代回忆》）

左：《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中：《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右：《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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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意识，《上海文学》1997年第1期推出了“写作与本土中国”的笔谈，发表了李陀、韩少功等作家的文章，指出文学面临着如何理解“本土中国”以及怎样找到合适的形式书写“本土中国”的问题；1998年第7期的《编者的话》则发出了“倾听底层的声音”的呼吁：“……我们再一次听见了来自底层的声音，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而到了1999年，蔡老开始全面接手《上海文学》，他更为清醒地意识到“九十年代”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九十年代”积聚起来的能量正在耗尽，文学刊物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介入现实的活力，自身必须发生更大的改变。这一想法集中体现在1999年第1期《编者的话》中：

在一片辞旧迎新的祝福声中，1999年第1期的《上海文学》又与您见面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一期的杂志从封面到内文版式都有了一些变化。的确，我们本着做得更好的精神，努力在新的一年里，把杂志办得更出色一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为读者增设了一些新的栏目，比如“思想笔记”。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目的，是想为知识界提供一个思想的公共空间，希望能在这里，听到各种思想的声音。同时也为读者，为文学界开辟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一下知识界正在想些什么，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问题，并且能给文学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在我的印象中，《上海文学》不止增加了“思想笔记”这一个栏目，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人文随笔”等，不难看出蔡老为文学寻找各种资源的良苦用心。尽管这些栏目也发表了一些影响颇大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上海文学》整体改变的趋势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些阻力，有来自市场的，有来自上级的，也有来自刊物内部的……十年后，也就是2009年，蔡老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透露了一点当时的状况：“在1980年代，无论是李子云老师，还是其他的人，究竟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她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但政治始终是她们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她们甚至无法想象一旦文学剥离了和社会的诸种复杂的关系，它的意义究竟何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性才真正是《上海文学》的灵魂。很多年后，我在主持《上海文学》的工作期间，试图重新恢复这一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传统时，却不意遭遇到了批评。对于1980年代的人来说，可能一度是同路人，但未必都是战友。”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蔡老已经离开《上海文学》好几年了，那个曾经热烈而喧嚣的九十年代渐渐成为了背影。
“新人文论”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图片源于网络

“新人文论”纪念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又过了好多年，有一天，一位热心的朋友告诉我，我当年一本小书的手稿可能从出版社流出来，正在孔夫子网上拍卖。我忍不住好奇，也上网查看了一下，发现这部手稿的最前面几页，是蔡老给我的小书写的序言。后来，我不知道这部手稿的命运如何，是拍卖成功了？或者还是挂在网上无人问津？无论怎样，手稿的留存流散，就像蔡老和我曾经书写的那个时代，既是时间的灰烬，也是历史的见证。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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