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0月份的分享会中，我们曾质疑徐然。她们之前几经周折之后，两人之间似乎达成了合适的工作方式。但对项目组来说，让自己处于合作者背后的位置，那你的欲望呢？当时现场起了争执，徐然坚持认为自己说清楚了，但我们确实充满疑问。徐然有着强烈固着的意义感，但她觉得自己的语言与她身体之间似乎是分裂的，有点担心会像李珂一样会出现精神障碍，但又说李珂能够防止她崩溃。李珂曾经的人生我们用开挂来形容毫不为过，不过她最近的口头禅却是“优秀有个毛用？”通常我们会理解这是对体制规训的一个反讽，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体直接脱离了她的掌控。而症状的发作，让她仍然需要重新回到一个“优秀的人”，或者在一个请求下去展开行动，就像我们这个项目。现场视频中展示了她两个精彩的舞蹈：一个围绕着椅子，一个在自家的餐桌上。这不是表演的表演：身体里似乎有个异物在左冲右撞而静坐不能。这就如同她的身体在不受控制时，才呈现了真相。徐然通过借用李珂的能指去转换自身的意义（她甚至认为自我表达都不具有合法性），而李珂则通过捕捉他人的欲望来治愈自身。这是一个合谋的项目，大家各自达成了愿望，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只是因为身份的特殊，有太多的东西并没有直接说出或者面对。李珂的作品以一个舞台语境的形式作为表达背景，也许这并不是偶然。最后补充下姚鹤立的理解：疯狂也是为了链接现实，虽然他不是如同资本秩序所要求的那样能够成为创造利润的人。
本文分为三部分
项目即合理——徐然的项目概述4300字
身体——李珂的创作自述3800字
图像——姚鹤立的创作手记3300字
项目即合理
首次听说这个项目是在2016年底，当发起人正试图攒齐合适参与人，介绍项目时整个概念相对模糊，一通口舌，我只捕捉到几个关键词“艺术”，“精神分析”，“合作者”。正巧我处在对“制作”艺术品感到厌倦的时期，也在试图寻找其他行动方式；而对于精神分析，我从中学就对弗洛伊德稍有兴趣，几本大热的书目都有读过；而合伙人，第一个闪现在眼前的就是李珂。
此时我在一个艺术空间工作，周末正是无聊的坐班时间（艺术行业的休假在周一），有不少朋友托朋友来打听学画的事，因为没有几个人会坚持，故也不用特别拒绝，学习者很快会意识到技术要靠练习堆积，失去启始的热情。唯有李珂坚持已有小半年，我感受到她对于艺术似乎有超乎寻常的认真和执着，渐渐的在画画课中加上对艺术的理解的内容，后期基本变成了艺术史课。会面移到各个展览的开幕式，经常对着作品做肆无忌惮的感想分享。我们成了好友，在假期甚至约着去上海和北京看展览。
李珂近期旅游时丈夫所拍的照片，也是她近期的微信头像。接近我第一次见她的印象：美丽、精致、活泼，似乎像是标准中产模板——是我原来的生活里不会深交的类型。
左：李珂的第一张画，为独立完成。我在网上下了一张毕加索的线描教她临摹形体的原理，她画完指出：“这是斯特拉文斯基”落款时间2016.7.17
右：教学时（凭记忆）的主要参考的书目，是我在大学闲时偶然发现的一本“剑走偏锋”的绘画教材，里面内容将绘画很美式的拆解成碎块，作为一种快速手绘技术入门的方法，十分有趣。
在听说这个项目后，因为涉及到重要的个人隐私，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询问她的意愿，李珂立刻同意了，但是表示对项目本身并不感兴趣，是因为要全力“支持”“帮助”我，她说她会“努力当好一个模特”。
2018年中旬李珂开始个人创作后，首先提出的希望实现的概念图，表达的是在她强迫症发病后不能控制的开关家中房门，直到将把手拧断，她形容当时“手指甲缝里都是血”摄影：姚鹤立
此时这个项目就是一把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李珂开始倾倒一般的将她所记得的一切说出来。她的学生时代、她的家人、她的情感、她的朋友同事、她在职场上的遭遇，这些被叙述的记忆和感受，有时十分破碎，有时又像粘贴复制一样出现在每一次的会面谈话之中。我开始收集这些语言的片段，整理，排时间顺序，试着随她重现每一个她人生的关键事件。
李珂的高中开具的保送大学成绩证明“该生成绩综合评定第一名”
工作期间得到的荣誉奖章
多方求医无果后第三年，在这份检测报告之后，才找到合适的医生和疗养方法。
对于现在转向学习艺术的原因，她自己是这样描述的：“得病以后，我觉得前段时间很失败，我做那么多事情没有得到认可，但是又把自己累得一身病。当时其实都还有很多人埋怨我，他们是站在专业的角度，觉得你又是高级会计师，又是硕士，条件那么好，那么年轻就要把这个专业放弃掉，很可惜。我说也没什么可惜的，其实一个人经历过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觉得对于单位那些东西真的看够了，就自我放逐，退隐三界之外。”
“当一个好模特”李珂保持每隔几年拍一套写真照留念的习惯，所以面对镜头并无胆怯。图为2017年她在（朋友的）个人摄影工作室拍写真时，我拍下的即兴跳舞的照片。
在学习画画的同时她也在学习现代舞蹈课程，图为2017年8月，其中一节户外体验课，我拍下李珂带着面具站在湖中等待起舞的照片。
对于李珂的信息知道的越多，越让我陷入一个混沌漩涡，这个人在我面前的形象太立体和丰富了，用哪一种方法，即使是拍照录像这种低损耗的记录对于她的描绘都是片面的。在后期与精神分析师交流的时候，得知从分析技术的角度来说，第一是不能和被分析者成为朋友，要冷静的清楚自己的角色，不可越界；再要等待对方自己陈述，用规定谈话时间、把控谈话节奏等对方接受的方法（控制付费数量也是有效的方法），在谈话中提点继续或提示停止。而我从一开始与李珂的交往中就违反上述每一点。加之在这期间，我在职场上遇到了背叛（间接导致请辞），虽在严重度上不及她的遭遇，但也不免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这时李珂扮演的反而是安抚我的角色。甚至是她鼓励的“这样多好啊，终于有时间做独立艺术了”给予我的实际影响是更大的。
2017年9月，《一个人的社会》第一份项目说明发布，拟定了基本结构，需要上交一个本组的人员信息和创作计划“以备挑选”。陷入犹豫之中的我，在交出的文字里面玩了一个设定游戏：观察员需要参加到我们的小组中来，即成为合作的三人之一，信息透明、共享，这其实亦是在向项目组提出，不希望有主体客体这样的角色分工。即，反筛选，最后选择同组的是宋轶。
而在进程上，我只能等待，在堆积越来越多的资料和素材中等待。
2017年底我在深圳凑巧参与到一系列戏剧讨论中，遇到一个戏剧作家，有很强烈的“也许她们很像，合作起来会很有趣（一个写作，一个演绎）”的想法。但是几次提出没有促成合作。回去之后，尝试将这种形式嫁接过来，于是有了“读剧本”这段影像。因为剧本的内容难以贴合而作罢。（服装是李珂选的，她多年前的婚纱）舞蹈和绘画在理论中有相通的地方，关于她上的舞蹈课我一直颇有成见，常开玩笑说是“群魔乱舞”。2018年初我在香港诚品书店找到这本书，里面很系统、细致的介绍了现代舞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插图精美，难得一见。遂买了送给李珂，她很喜欢，在阅读障碍的状态下坚持将它读完。项目的无头绪并无影响我们的艺术史课，同时因为我其它工作开发出一套10小时的视觉史快速入门课程，回来很兴奋的用两三个月的周末时间给李珂讲完了。在这期间因为辞职，上课地点换到一个她需要花一两小时车程的才能到达地方，没有想到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这状态竟维持了有两年多时间。
2018年6月，接到通知，这个项目的组织有重大调整，同时一些组合的部分工作作为范本被提出来了。（请注意感想仅针对于整个项目前期，当时各小组只发布了局部的工作状况，没有展示细节，从后面第一次分享会就能看出多数的小组工作方式经历许多升级和改变，这也是让我们互相看到，相互交流讨论的意义所在）
第一是，有人选择与至亲或家人为对象的，当选择这类对象合作时，有时对方会因为情感因素妥协，即感情勒索，而在这个项目组，这被称之为“工作”。再而，因为对方的资料、经历和艺术家自身是有交叉的，艺术家会不会陷入自恋，会不会让对方成为方便自我分析的借口，艺术家自己有没有这个警觉会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二是，有的项目的“客体”“被研究”的感觉太强烈，我难以接受以“案例”的形式“讲故事”。我们在与合作者工作时，是以什么角度、怎么对待对方这个人和ta的经历的？艺术家的叙述真的比一个真实的人的自我叙述更好吗？这样又涉及到一个艺术伦理问题， 因为从艺术史上看有不少激进的艺术家以反伦理来工作，这就涉及到这个项目组的合作方的特殊性。组织者能保证得了不失控嘛？
这不仅是因为李珂与我是朋友关系，更是碰触我本身的重大雷点。我做过三年的青少年艺术工作，是在一个大、工厂化、讲究效率和最终数据的教育机构。在那里我比较详尽的了解将图像、绘图变更逻辑的技术，这套技术仅经过几年的实践就可非常成熟（因为它的样本太大了，几乎没有试错成本），每一步细分再细，保证一个没有接触过绘画技术的人可以在6个月内掌握基本的技术（这其实也是学院招生的智慧，将基础培训任务下派到了私人机构）。如果这个人学习能力高（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或仅仅是善于观看）就被称为是“有天赋”，这或许是义务教育的筛出中留给淘汰者的一条小路，但实际上它们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产业化是必然发生的。这个流程最终的目标就是：对标家长的需求。准入门槛是高昂的学费，它的逻辑清晰且自洽。在这里，样本的需求被忽略，日常产生的诸多矛盾需要依靠执行者发挥才智来压抑。矛盾在哪里呢？就是这些样本是人，是让我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闪亮亮的眼睛，还得去假借艺术之名……为了避免崩溃我只能离开。
到那时为止，我决定不再听从项目组的安排或者建议了。
同时，李珂在聊到最近我策划的几个小展览时，突然提到：“也许以后你出名了，我也可以参加你的展览。”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有主动表达意愿的信号。也是我们工作转向的节点。
这时我工作的主要目的转化为鼓励和推动。在一个展览工作中，邀请到姚鹤立参加到小组来负责总的视觉制作，来实现李珂的创作。姚鹤立是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带来了一套专业、紧凑令我们乍舌的作品制作和实施的经验，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实际拍摄和剪辑后期的工作。我终于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制片和场务的角色上。大部分视频、摄影作品在此后半年间完成。
事实上，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将李珂的艺术家身份合理化。通过本文第二部分李珂的创作自述，可以看出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创作的思考深度，实现这个目的并不是突发奇想。甚至是说，我只需要做平常策展人的工作想办法搭台子即可。成为艺术家本来就有花样百出的理由，李珂通过“最常规且顺利”的途径却没有实现职场的理想，那么这次“天时地利人和”（李珂语）另辟蹊径进入艺术圈，行不行得通？
2018年10月，“一个人的社会”项目主办了第一次的组织者、艺术家会面，也是唯一一次实体讨论会。李珂作为唯一一个受邀的合作人，在广州做了工作中期报告，有不少交流。
左图是李珂找朋友推荐老师时，朋友借她的艺术史书，这本书作为工具书非常棒，（且插图丰富），但当时已经绝版很难找到，后被还回。2019年后我移居广州，此书已有再版，遂作为临别礼送于她。我很喜欢读读各门学科的历史，因为一旦深入读下去，它们会导向相似的区域，从而指向一个庞杂的，流动的，暂时的终点就是当下的历史。个人的历史无人会比自己清楚，而我们生活的洪流中有些身不由己的崩溃，需要在这学习中排解。李珂是年龄、学历都覆盖我的人，对于她我只能在我的专业领域给予一点点引导，希望她主动寻求的艺术可以成为一个表达出口，一种自处的方式。
2019年5月，我们暂聚，完成了最后一个《谈话》视频的拍摄，并将李珂所有能找到的约620张纸质资料存档。虽然这些“成就”在平日磨得我们耳朵出茧，见到实体并且花两天一夜的时间才扫描完毕也着实是一场心理冲击。因为这些是实体的证据，接近一个中产阶级培养理想化的人的模板。几乎涵盖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有能得到所有的奖励、证明，而其中占比另一半的，是各种医院的病例、药物说明、作为工作福利的每年的详细体检报告（这份资料惊人的展现了她的身体从健康逐渐衰弱的过程），这也许是一个人在当下最全面的档案展示。
父亲获得的“好家长”奖状，这是唯一一张获奖者不是李珂的奖状。事实上，是他仔细留存着李珂的各种文件、证明。此次整理我正住在李珂父母的家里，回到广州我发了一份手信过去，李珂回道“我爸爸说：‘东西收到了，你替我谢谢她！有空上家来玩，别拘礼！’你在我家表现挺好的，我们家很自由，没那么多规矩。”
《一个人的社会》李珂、徐然、姚鹤立组展览现场 摄影：姚鹤立
时间2019年6月，展出12支视频作品，三组摄影，一组资料和情景搭建，地点广州新造艺术中心，这里是场地平面图出来后我们一眼相中的位置，原址是一个咖啡厅的表演区（“艺术课”经常发生在类似的咖啡店里）
拍摄结束后因为迁居我们难得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在微信群里交流。在商量选择场地和要展出的素材之后，六月我们又聚在广州，李珂体验了类似于职业艺术家的生活节奏。谁也没能完全预想到布展完成后所能形成的光怪压抑的景象。展出中我们全部使用真实资料的复制件，并在私密信息上打码。在现场，可以观看动态的视频、也可以近距离地慢慢阅读手稿和档案。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正如本文中不同人对此项目的叙述差异）既交叠又分裂。
展出过程中因为场地问题，中途出现一次颇为尴尬的“腾地方”，场景在原址楼上重建，二次展览现场 拍摄：徐然
身体
本文由2019年8月原观察员宋轶采访李珂的稿件删减而成。宋轶作为一个资深艺术媒体人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可以保持相对专业和中立的态度，对于这个项目断断续续多有跟进，在项目结构变更后依然没有退出对项目的关注，他成了一个采访李珂的不二人选。
参与这个项目是有偶发性在里面的，我当时去开会的时候就说过：我做纯属偶然，我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恰巧我是有点精神障碍，然后恰巧还会跳点舞，刚好就这三样，有点像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还是蛮知道自己的，就是因为这是在做自己就很容易，如果换题目，我不一定会能做得好。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很有自信的，这些场景，所有的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这张照片是一开始确定三人合作时，李珂立刻提出来的设想“痉挛的游离的眼神”，从属于第一主题第一部分。这次拍摄也奠定了我们合作的模式，第一次拍摄之后，发现她对“痉挛游离”这些形容词的表述与我们理解的不一样，所以这张是第二次拍摄的“成功的”照片。李珂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哪怕在拍摄中对于我们提出的建议，只要她不喜欢的，会立刻表达：“那我可以这样做，但这是帮助你们拍作品。”让我们明白了，过去最担心的过度干预是多余的。摄影：姚鹤立
关于创作，当时我提了三个主题，首先就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就是让人知道强迫症的这种感觉是很痛苦的。为什么第一个视频叫《静坐不能》，这是另外一个药产生的副作用。我需要吃这颗药，来控制那颗药的副作用，实际上是很难受的。而且不一定每一个强迫症的病人都是这样。我这个病有点奇怪，已经找的是本地最好的医生了，他也在全国的专家会上讨论过。他说有的人，（比如说我头很痛很紧，《康尔汀》就表达了这个）吃下去马上就松弛了，我都吃了几年了都没有太多效果。所以很奇怪，不好治。这种感觉，我想传达给别人，让他们多了解。
李珂作品《氯硝西泮》，剧照，9’22”，2018年
另外一个主题，是一种社会状况。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被歧视和不理解是我的亲身经历。因为优秀，经常会受到同事的排挤，过去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需要请假、住院，办公室就有人说闲话，甚至到领导那里去告黑状，我知道以后很生气，她们就解释说：我们没得过这种病，不知道这种东西，我周围也不知道这个，得这种病还可以不用上班或者少干活，那我也去得这种病。我真的真的很诧异！人们怎么对于心理方面的认知是这样的。而且这位同事还有家人是医生，她本人也受过高等教育。我有一个朋友患了癌症，有一天他说：我们两个的病，是社会上最受歧视的，一个是癌症患者，一个是神经症患者。即使是医生都跟我建议，不要跟别人透露，会引来麻烦。
然后还有一个主题是治愈的表现：与疾病相处。有的医生说过，也许它不能够完全治愈，但是一旦你习惯了，他们就把它当做一种治愈了。比如说我头疼，神经紧绷，习惯了就会忘记。我几乎看完了这里所有的大医院，有一次看了另一个有名的神内科主任，我排了三个小时，进去五分钟就出来了，我说这儿紧（指头部），然后他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没得治。所以我只能离开。
我现在的医生真的很好，但是这一段时间由于舞蹈老师的事情快把我逼疯了，让我又恢复到几年前的一种状态。我的手又开始抖了，很久都没这样了，我第一次去找艺术圈的朋友介绍学艺术老师的时候手就是抖的。
小时候我学过舞蹈，19岁刚上大学，我看了一个金星的采访，介绍了广东广州现代舞蹈团，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再反过去看自己以前跳的就很不认同了，所以没有参与大学舞蹈队，后来参加工作忙得完全把跳舞的事情忘掉了。当时和那个艺术圈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我“要雪耻”，我又提到国内的舞蹈太low了，他说：有好的。然后就把这个舞蹈老师介绍给了我。
其实为什么我一直不离开。矛盾是从去年才开始的，这之前他以前对我确实是好的——可能是因为人情，可能觉得我特别好学，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我经常跟他讨论舞蹈。去年我羡慕他的同僚整天带着舞团到处参加艺术节，他说明年我们也可以去。我希望去参加国外的那种艺术节的演出，哪怕一次就满足了，而且如果有一次这种经历，也许别人有可能会来找我做作品。这个舞蹈老师其实基本上不讲理论的，因为面对业余的学生，他就是教一教，不会深入到编舞，我以前提到说想学，他说“你还想学编舞呐”。
后来我做作品的方式实际上是受大野一雄的影响。我看了很多，比如说德国、美国的舞蹈，因为现代舞就两大流派。然后看到了舞踏。我是去年看冬奥会，特喜欢日本的自由滑的冠军，我觉得他滑得特好，还有对音乐印象特别深，我听了很多遍。
2018年平昌冬奥会自由滑项目，羽生结弦《阴阳师》，图片来源于网络
结果查到他用的是日本狂言风格的音乐，然后查到哪个是狂言大师，又挖到能剧，然后就挖到日本舞踏，查到当时日本舞踏的代表人物土方巽和大野一雄。
查的资料上面讲，舞踏背景是日本战败，基本上就是从50年代开始发展，融合了日本传统的能言、艺妓、狂言，这些艺术形式。所以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很滑稽，其实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靠看也不知道舞者在干些什么，尤其是他老了以后瘫痪，椅子上表演，他就只舞动手。大野一雄一直到躺在床上都还在跳，一直跳到90岁。
大野一雄晚年，坐在椅子上表演，图片源自网络
我在想，动手都叫舞蹈，我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跳？所以我不是在乱跳，虽然别人觉得我很业余，但是实际上所有的东西我都有经过思考。对而言我不能做得没有规矩，没有思考，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作品肯定经不起推敲。比如从一开始我就没要音乐，我希望更纯粹和干净。只有一个带面具的片子，让徐然制作了一个杂音。因为当时唯独那一个需要让自己在表现过程中掌握一个节奏，如此而已。我个人觉得就这一点来说跟现代舞有很大的区别，基本上，至少我接触的舞蹈课，训练演出什么的，全部都会有音乐。音乐会影响一个舞者的肢体的。
我身上最重要的两个病都是职业病，还有一个就是椎间盘问题，但是这俩实际上是互相有影响的。我每年都要去住院，今年的住院医生是搞运动医学的，他去查了我平日吃的药，说副作用很大，它也会让肌肉长期处于一种痉挛的状态，所以我的身体比别人更难放松。这恰好适合舞踏那种表达形式，但我没有去模仿它，也没有必要模仿，所以有些东西看一下我就知道了，就不会再细看，以太受他们的影响。
李珂作品《舒坦罗》，10’9”，2019年
如果说非要归类的话，我会把自己的舞蹈归为后后现代舞。对比当下流行的现代舞蹈家做的即兴现代舞，更自由，更放松。在主题下，每个视频的课题不一样，但如果都按照这种很自由的方式去做，人的身体是有记忆的，纯粹的没有一点点的编排，没有一点点那种做作的东西，它出来会没有太多的变化，因为这个是纯粹的身体和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
说实话我做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很轻松，没有困难也不痛苦，就是没有那种创作的痛苦而是创作的愉悦（编者记：愉快，这是认识三年来唯一一次她提出这样的形容词汇），记得一个舞蹈家跟我说，他做创作就是编舞，创作完他很累。为什么我不？因为我是在做我自己，而他是在编排。
我们拍了很多东西，姚鹤立那里拍了很多，其实在广州的展览并没有全部拿出来。因为我没有专门学过艺术，所以我是按照写议论文的那种构架来做的，就是要先有一个主题，其实也就是一个中心思想，然后是细节。我就适合做这类项目，不是喜欢，是知道我对这种方式更擅长一些。
徐然之前做了差不多有一年。因为我俩经常在一起，她把我作为观察对象，这样拍了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包括我跟她去北京看展，然后在故宫什么的她都拍我，各种尝试。之前是她在做，我给跟她叙述。有时候我坐在办公室里没事，可能看见一个东西就突然想起来一些事情，然后给她打电话，这时她可能在做别的事情，就会说：等会儿，我把它记下来。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所以我就跟她不停地诉说，后来徐然说：你直接来创作更合适。然后我说既然你要让我做，我就只能用我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我没有抢她的活儿，我觉得她是换了一个角度，并没有丢弃这个项目。
我自己也有不满意的作品，其实本来《破茧而出》的主题挺好的，就是表达我出来以后的一种喜悦或者是毅然决然的态度。自死地而后生，破茧而出。
这个作品是第二个拍摄的，那时我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没有现在成熟，所以会有一些演绎的成分。这一点其实徐然是做的很好的，她其实是非常反对演绎的。因为我作为一个跳过舞的人，虽然不专业，但还是有一点以往舞蹈的惯性。随着慢慢做多，后来我又去看了一遍，我就在我们共同的群里面，发了那么一段话：“有的东西你隔一段时间反过来再看，肯定会有新的收获，徐然的坚持是对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是有一些争论，尤其是第一个作品，确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不知道。
每个人对艺术有每个人的看法，为什么我做这个，我就觉得因为我喜欢做。为什么要展出？其实我不是想出名，对我而言这个作品展出了我就成功了，我还开玩笑说要是把徐然和姚鹤立捧红就好了，其实我个人是从这个角度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
图像
姚鹤立是一位非常棒的摄影师、艺术家，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速度时常让我自惭形秽。他在项目中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制作工作，其中摄影的部分是姚鹤立主导的创作。拍摄期间我们居住的地方分别在城市的三个不同方向，每次聚起不免舟车劳顿。我一直在担心对于哪一天的拍摄他会说不。直到一天布展结束，我们才首次聊到他愿意参与的原因。以下是姚鹤立的创作手记。
项目中摄影部分的作品涉及了四个场所，办公室、家、医院、舞蹈教室，这四个场所基本构建了李珂的生活，也分别对应了她的强迫症和焦虑症，还有其它的一些身体病症的起因、感受、医疗和自我调节这一线索。项目进行的这一年当中，我与李珂从相识到熟知，真切地看到一个自学生时代以来，就一直被称赞“优秀”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被这份“优秀”压垮的。她的经历和遭受到的待遇，让她觉得有必要为心理疾病患者发声，这是她愿意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发病到误诊，从确证到治疗，再到目前她的精神状态基本得到控制和恢复，漫长的求医之路让她有了一些好转。在校期间李珂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待人活泼，毕业后刚进入单位时这份活泼立马被体制规训，工作非常积极努力，慢慢地变得，与其说是沉默寡言，不如说是言辞谨慎。不久前她与一位在工作后相识但又很久不见的朋友再聚时，朋友对她的变化很是惊讶，过去言语谨慎的李珂如今放飞了自我。我认为这里讨论活泼的她和少言的她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或许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和几年的生病治疗过程，两者都是构成李珂人格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我无法想象如果是在她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是否能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和这个人相处，是否能理解她的遭遇，是否能想象病症给她所带来的痛苦。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次再教育。因为我意识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底色相近，面临的问题相同。李珂所面临的问题，她的遭遇，在我们身上多多少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李珂的挣扎从一台复印机开始，强迫症使其不断开启关闭。紧接着又将柜子的拉手拉倒崩坏。面对需要处理大量数字的工作的同时，单位中、办公室中“微妙”的气氛在无形中，也成为了她压力来源的一部分。她的强迫症和焦虑症病发后，在单位中惹来不少非议，这源于中国人对心理疾病认知上的匮乏，完全不将病患者的处境当回事，药物的服用会影响到她工作的效率，于是身边会出现“你把药停一段时间嘛”、“自己调节下就好了嘛”，甚至出现“如果生病能请假，那我也生病好了”等言语。由于工作性质，其中的遭遇所涉及的人和事都无法对外说出来。身处其中本希望能独善其身，却不知自己早已被办公室吞噬、淹没。拍摄期间，当李珂坐在一把堆满办公资料的椅子后面，靠墙休息时，这一幕成为了这个项目最有代表性的场景。在这个办公室里，李珂的身上被永远地烙上了一些印记。无奈的是，即便她拥有选择的权力、即便她拥有做出改变的勇气，几十年的工作奔跑出的生活惯性，早就使她失去了“脱轨”的机会和动力。
这个项目进行的时候，大部分的拍摄都是在户外或者公共场合进行，这些地方大多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每次拍摄完我们都各回各家，因为住的都很远，上门来往的时候也不多。在讨论的时候谈起李珂的生活时发现家宅是无法回避的地方，当我们到她家后，发现这个小区非常安静整洁，后面就是一片高尔夫球场，视野也很好，非常中产的生活环境。而她家刚刚重新装修了一次，当时第一反应是后悔没在装修期间，一片混乱的时候来家里拍摄一次，可冷静下来想想为什么呢？家对于李珂来说应该是个完全没有问题的地方，家庭和睦，住宅舒适。但是李珂说，在她强迫症最严重的时候，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都无差别的难受。病情失控使得她失去了对空间的属性和功能的基本认知与情感判断。正因为身体成为了灵魂的牢笼，所以无论在哪都一样，都无法实质性的从精神上逃脱束缚，治愈身心。因为强迫症，家中房门被李珂反复闭合，直至门把手坏掉，手指出血；因为强迫症，她惧怕厨房的灶台，总是担心发生火灾。焦虑和躁动使得她每天在家中静坐不能，总想出门。走出家门后迎来的不是解脱，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而凌乱的卧室告诉我们，这里已不是人们既定认知中的避风港了。
只需要两件东西便可构建出李珂最基本的生存语境，奖状和病历本，“优秀”要付出代价，李珂的代价除了强迫症、焦虑症等不稳定的精神症状，还有一副健康的脊椎和膝盖。常年的工作使她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腰椎、颈椎病，严重到几乎要动手术的地步。在医院的时候，一天要做六七个治疗项目，来回穿梭于各种病房和医疗器械之间，期间李珂免不了迷路串巷，她说她始终有点搞不清楚哪个病房在哪，尽管已经去了很多次了。在针灸室治疗的时候，脖颈上通电的针，在同房病号的哀嚎中，连皮带肉地颤动着。她已经是老病号了，电疗针灸这点刺激对于她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在做推拿按摩的时候，她与所有的推拿医师有说有笑，就好像进了茶馆一样。李珂说，只要她一进推拿室，整个房间就热闹了起来。当医生掰着她的上半身、腿、胳膊，捏着她的脖子、手指时，画面就像是两个摔跤的人，同时又让人想起了李珂跳现代舞的场景。挣扎、宣泄、治疗，这些意象全部汇聚在这这一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动作，有时看起来总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这其中映射着的是生活的荒诞与无奈。就是这样耗时一天的治疗，几乎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
舞蹈对于李珂来说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从小就多多少少学习得一些舞蹈的基本知识。但是传统舞蹈中既定的舞步和对身体严苛的训练对她来说是一种负担，这使得她选择了更加自由的现代舞，也直接促成了在这个项目中，她自我表达的部分全是以身体行动行为和一些现代舞元素为主要视觉形式的面貌。但是舞蹈对于李珂来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脱离单位压力后对身心的解放和治愈，这也使得她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并且尝试着接触和学习。她试图在艺术当中去寻找一直渴望的自由。然而有一件事情，让她在舞蹈教室中感受到了和在单位中相似的东西，那就是来自舞蹈老师的压力。即便是现代舞，在一些表达方式上也考验着舞者的身体素质，李珂希望以她自己的方式去学习。这件开心的事情，就在与老师在授课内容方式上的博弈中，慢慢变得挣扎了起来。在舞蹈室中拍摄照片当然也是经过舞蹈老师的同意才进去拍摄的。李珂获得自由的表象背后，同样跟着如影一般的桎梏。19年6月，她离开了这件舞蹈跟随了三年的舞蹈工作室。
如今看来，那天在舞蹈教室用低速快门连续拍摄她跳舞的一些照片中，李珂跳动的身影，时隐时现，就像不容易被观测的量子，也像她艰难且飘忽不定地追逐治愈和自由的道路。目前离开舞蹈室的她仍然在四处参加工作坊，李珂坚信也坚持着她对于艺术的选择。
18年的时候，李珂帮他的朋友做过一次助眠产品的推广，产品是欧洲生产的，并且在欧洲的销量一直很好，但是来到中国却遭遇了滑铁卢。“喝了没用”，这是试用人群最多的反应。她跟我说，或许中国人面临的失眠问题和欧洲人面临的失眠问题，从本质上就不一样。他们的失眠可能更多的是来自自身身体机能的失调和紊乱，而中国人的失眠是来自生活工作问题中无穷的焦虑与烦躁，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或许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这些压力早已超越了我们自身能承受的范围，而且涉及的人群年龄越来越低。然而讨论这些宏观的问题似乎是无意义的，因为这个问题看上去就是那么无解。悲观的来说，也许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甚至神经失常等“疯癫”更像是对世俗理性的反抗。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将“疯癫”视为人性的一部分，现代性试图抹杀掉一切有碍“效率”的不稳定因素，而对于“疯癫”的保护任务，应该由艺术去完成。
从无名者实践到《一个人的社会》| 热带病艺术研究所
展讯 | 一个人的社会
时间：2019年6月23日-7月22日
开馆时间：周三至周日 13：00-20：00
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海傍路4号 新造当代艺术中心
艺术家：
宁静+余秋呈 刘铁民+陈巧真 满宇+徐坦
李珂+徐然 姚鹤立 山河+徐琳瑜
梁广年+喻旭东 刘超+刘伟伟
石炳煌+谢剑波 李莉君+东启 唐昌旺+唐浩多
出品人：蓝海骐
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刘洋、满宇
策展人：满宇
策展助理：翁欣欣
展览执行：李乐
热带病艺术研究所 由李一凡、蓝海骐、喻旭东和满宇共同发起。
艺术研究所首先立足于中国南方的现实场域，这不仅仅因为珠三角的特殊地理位置，处在热带与亚热带的交汇处，更因为珠三角做为最早进入改革开放的地区，在几十年极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现象，这些现象在未被具体的理解和行动时，仍处在未知中。但我们也深知言说之悖论，它既是发现，也是遮蔽。因此需要行动者的不断返回，始终让身体保持在场。热带病作为异质的隐喻，不仅意指在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不适，同时我们也将它理解为制度化认知之外的现场。我们期待通过直面自身的处境，以一种创造性的感知方式，力图在真实的遭遇中形成思考，并尝试做出改变。我们相信知识是从现实的语境中生长，并且与每一个个体相关。由于广东与东南亚之间悠久的渊源，相似的发展处境与可以互为参考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将力图与东南亚实践者产生广泛的合作与链接，来尝试一种自下而上的“南南合作”，让无名的大多数联合起来，以回应结构性的原因所造成的不对等的流动与个体之间的分裂。
主办
协办
鸣谢
扫码关注
热带病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