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丨孔丹口述：我在光大集团遇到的大事

本文作者

孔丹，1947年生，江西萍乡人，文革初期为北京四中学生，西纠主要负责人。1969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1978年，只上到高中的孔丹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秘书。1983年起先后在光大集团、中信集团任职高管。退休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莫干山研究院名誉院长。

原题

我在光大集团遇到的大事

口述：孔丹

采访整理：米鹤都

1984年，在香港游艇上合影。前排左一为孔丹，左二王光英，左三为李嘉诚，左五为李昭，左六为李新时，右一为王苏民，右二为袁小华

米鹤都：你如何去了光大呢？

　　孔丹：张劲夫同志作为国务委员，除了主管的工作外，当时还分管两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是中信集团，一个是光大集团。他和荣毅仁原来在北太平庄的一个院子里住过，彼此很熟悉。荣毅仁是1979年建立中信的，王光英是1983年创建的光大。成立光大时，中央给的资金比给中信的还多些。我记得是给了20亿人民币，还给了2亿美元作为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二手设备的周转资金。在那个转轨时期，很多事情都是由领导人推动的。中信就是小平同志委托荣毅仁组织建立的，它起到原来旧体制起不到的作用，成为一种重大的探索。

　　因为工作关系，我跟荣老和王老两面都有沟通，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王老就给劲夫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成立光大以后，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这样我就又面临一个选择问题了，当时往这个方向走叫“下海”。

　　我从小就和王军非常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我是彻夜地陪他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下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他开个摩托车把我送回家，我再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这时，实际上王军已经参与了中信的创立。我把这事儿跟他一说，他说：你到光大干嘛去，你当然是到中信来呀，要帮人也要先帮我呀。我找荣老板去说，给你要个好位子。光大那边给你安排什么职务？我说：可能是考虑某个部门负责人吧。他说：我也给你要这个职务。当时王军是中信业务部的副总，他真去找了荣老板。荣老板说：孔丹还这么年轻，你才是业务部的副总，这样吧，是不是给他搞个业务部襄理。那时我已经37岁了，不过在当时还算是很年轻的处级干部。中信的业务部其实就是中信的核心部门，所以给我安排襄理，在当时的中信已经是很可以的了。王军就来找我说：荣老板说给你个襄理，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不过到我们中信还是好，我们有很多好的发展条件。

　　这个事情我当时跟劲夫同志报告了。劲夫同志对我去这两个地方都不以为然，他说：孔丹，你在政治上、理论上、工作上都还是很有基础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在政府里工作。这时又遇到一个事儿，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我四中同学，专门找我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干。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我：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愿意不愿意？我们这是对年轻人的重用啊。

　　劲夫同志还跟我说：不到北京市也可以，你到上海去，在经委做个副主任，直接去接触实际嘛。当时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是陈国栋同志，市长是汪道涵同志，都是华东的老同志，与劲夫同志相熟，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劲夫同志为我做这个推荐是会非常有力的。

　　尽管有这些非常好的选择机会，但我还是觉得我不大适合从政了。而且我觉得，在80年代初期整个国家人们的思想都很活跃，经济运行模式正处于一个探索过程。中信和光大都是非常新的事物，值得去摸索和创新。我反复考虑之后，决定了方向，就是到企业去做经济工作。中信和光大都请我去，去哪一家？王军老大哥欢迎我去中信，当时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时和刘基辅极力劝说我去光大。我的直觉是，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光大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更大的平台。1984年9月，劲夫同志虽然很不情愿，但看我去意已决，就说：那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发展吧。这样，我就到了光大。

　　在迈出这一步之后，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就没有再变动。在光大16年，又到中信10年，就这两个地方。后来王军始终用一句话调侃我：你绕了半天又回到中信，为什么当年不直接来中信呢？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们给的官小啊。我说：绝对不是。

　　1989年6月以后，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决定，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只留中信，其他的都撤掉。我们当时就给姚依林同志写信，反映意见。因为光大在香港已经建立了很多业务联系，如果这么一撤，会造成香港社会的不稳定。王军这时又调侃了：让你来中信，你不来。这回把光大都撤销了，看你到哪去！不过，这也许就是人的命运。好在后来中央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保留了光大。

　　其实，我也为王军考虑了。在我选择了去光大后，对王军说：王大哥，我推荐一个人，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中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的。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在王军那里，我这样认真地推荐一个人还是有一定信用的。不久秦晓到了中信，很长一个时期作为王军的主要助手。一直到调整领导班子，王军做了董事长，秦晓做总经理。

　　米鹤都：你在两大窗口公司，中信和光大，都工作过许多年，你认为这两家公司的风格有何不同？

　　孔丹：从成立之初，中信和光大这两个公司的思路就不大一样。这两家当时都是按部级建制建立的。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尺寸是正部级的。光大想要国徽没要到，只给了个五角星，但印章尺寸与中信一样。中央下发的成立光大集团的文件里，明确说是作为部级机构设立的。因为我长期在这两个公司里工作，所以有时我喜欢对照着来描述和比较。

　　从公司架构上，当时朱镕基等很多部委领导都是中信的董事会成员。它的营运模式反映了荣老板的考虑，即中信不能像过去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部委办那样运行。但是，荣老板的思想非常实际，他知道离开了国家的支持就不可能展开拳脚。谷牧同志当时有个说法：如果不让中信走长安街，煤渣胡同总要让它走一走吧。意思就是大街走不了，总要让人家走走小巷吧。可是怎么走小巷，很大程度上要有一些部门的支持，所以荣老板很早就把很多部委的领导聘为董事会成员，同时启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

当然，王军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为中信实际业务发展的中坚力量。王光英老板的路子不太一样。他把总部设在香港，一开始用了几个比较年轻的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和香港的重量级人物沟通，又有一定的国家背景的信用。在王光英的领导下，应该说光大早期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局面。

　　当时中信和光大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领域，国家没有具体指明应当搞什么行业、产业。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于是就有了很多的创新。

　　还有，两位老板都在政坛上发挥作用了。荣老板是先做副委员长，后来做国家副主席。王老板是先做政协副主席，后做副委员长。光大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就派了原人民银行副行长邱晴，来接任王老板。光大和人民银行有很深的缘分，邱晴之后就是朱小华，后来朱小华出了问题，又派了刘明康，连续三任光大的“一把手”都是由央行的副行长来做的。现任的唐双宁董事长，是由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调来，情况类似。

　　我在光大从1984年一直干到2000年。但是光大集团可以说命运多舛，发展不顺。我当时跟王光英并不算很熟，但李新时、刘基辅等，都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他们推动王光英，说孔丹这人行。我去光大前，他们有个申请进口二手设备的报告。他们说，这个报告交给孔丹改。于是，我就帮助改了改，报上去了。当时机械委员会是薄一波负责，这个报告到了薄老手里，他在上面划了很多线。等文件和批示拿回来他们一看，薄老划线的地方都是我加上去的内容。我说：这是因为我了解办公的程序，知道用什么方式向领导报告、请示和沟通。

那时王老板也想发挥我在国家经委工作积累的经验，和各部委、办来往的人脉关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劲夫同志直接管光大和中信。因此一些重要事情的请示、沟通上，找劲夫同志比较容易，比较便利。王老板为了发挥我的长处，还专门成立了沿海城市业务部，要我负责，安排当时国务院确定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派代表常驻光大香港总部，为他们的城市对外开放提供服务。这些代表后来都成为他们城市驻港机构的负责人。

　　米鹤都：听说你在任的时候，光大出了一次亏损严重的事件，你能谈谈吗？

　　孔丹：中信原名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时各个省都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融资平台，或者叫融资窗口。当时，光大下面也成立了一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叫王亚克，原来是国家外管局的一个处级干部。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把光大信托投资公司的投资规模从9个亿扩张到140个亿。但是，他做外汇交易出了问题，一开始就赔了4000万美元。如果说4000万美元，在现在对一个大公司来说还是有限的，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巨额数字。于是，他想捞回来，又投入资金再做，又亏了4000万美元，整个亏了8000万美元。同一时期，中信做铜的期货，也赔了相当巨额的一笔钱。

　　1989年6月以后，原来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就剩两大公司——中信和光大了。邱晴是这时接任王光英的。之后，光大调来了一批央行的司长，包括外管局局长唐庚尧及刘纪元、李树存等老同志。在邱晴主政时期，我和她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我认为她是一个品质很好的人，我也是她培养起来的。1993年，中央把我和王雪冰一起任命为光大集团的副总，她对我们年轻人寄予很大期望，但王雪冰没多久就被调到中国银行去了。

这时，邱晴就对我说：孔丹，你去做一件事。王亚克不行了，由于这些损失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一天到晚精神恍惚，你去接替他。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用3个月给我一个报告。之前，我在光大是做贸易、实业投资和港口方面的业务，接到这个任务后，我说：好，我一定努力完成这个任务。我就走马上任了。那时，光大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设在北京天坛饭店。我上任一了解情况，就大吃一惊。

　　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一共设了7个办事处，但都不是独立的子公司，都是办事处。在三四年的工夫里，它高息揽存，形成了巨大的负债。高息揽存的利率非常高，人民币是年息22%－24%，美元年息12%。然后他们把所有的钱又投向各个省区，投到各种项目上去了，有的是放账借给了别人。

投出去的这些钱，实际上是血本无归了。但它怎么形成账面盈利呢？它是这么记账的：它把总部投出去的资金和办事处之间设一个利息差，把这个利息差记作为总部的收益，这实际上是虚假的收益。所以我摸了情况后发现，出大事儿了！

接手不到一个月，我就向邱晴报告了。我说：一年损失我给你算个粗账，按那么高的利息，100亿元人民币，一年就亏损22亿到24亿；美元按12%利息算，我记得有六七亿美元资金吧，一年利息约8000万美元，相当于5亿多人民币。这两个加起来得损失多少？少说一年亏损25亿到30亿人民币。

　　邱晴说：孔丹，你别吓我呀！我说：邱晴同志，你对我这么信任，我得给你讲老实话。后来，她就把唐庚尧、刘纪元、李树存三老找来，我一个人给他们汇报。我把材料和基本的数据往桌子上一放，一一分析。我记得唐庚尧当时脸就白了，他说：孔丹，你可得负责任啊！这个事儿可别弄错了啊！我说：我以党性来担保。你们看他会计准则的使用是有严重问题的。唐庚尧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完了。我说：事实就是这样，不仅是光大信托完了，它会把我们光大集团拉到深渊里去，因为它是个危险的“活老虎”，每年都会吞噬我们几十亿元。

　　米鹤都：当时这件事中央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孔丹：那是在1990年代中期，劲夫同志已经退了，国务院是李岚清副总理负责对外经贸这部分业务，分管中信和光大两个机构。邱晴说：你和我一起去给李岚清同志汇报一次，你来讲，你能讲清楚。在李岚清同志的办公室，我就向岚清同志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汇报了。他听完之后说：邱晴同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解决不了了。这很多都是金融方面的事儿，要找镕基同志了。于是，他给镕基同志打电话。当时镕基同志是常务副总理兼中央银行的行长，李鹏同志是总理。岚清同志当时在电话里说：我这儿有个事儿。光大出大问题了，我解决不了，得找你了。镕基那人肩膀硬，他说：好，我来处理。从这个事件开始，中信和光大就都转到镕基管辖的范围里去了。

　　朱镕基就让人民银行戴相龙、陈元他们来了解情况。那时我成天就是汇报。向戴相龙同志汇报，我汇报了十几分钟以后，戴相龙同志就用苏北口音说：孔丹，这是做假账唉，这怎么得了唉！我说：我知道这是做假账，得了不得了，这事已经出了，怎么办呐？我还跟陈元汇报。当时央行三个司的司长，一个是现在中行的董事长肖钢，一个是现在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一个是现在中国投资公司的谢平。他们三个当时都是司长，一齐到光大来，再听我汇报。这件事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不得了的事情。

在此之前不久，英国老牌的巴林国际银行有个叫里森的，他做外汇期指交易，使巴林银行损失了5亿英镑左右。他的手法就是做假账，输了钱，在账上看不出来。总部派人来检查，他说他在花旗银行有多少钱，在巴黎银行有多少钱。然后，他就带检查人员去玩儿，糊弄，把检查混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兜不住了，5亿英镑亏损就把老字号的巴林银行搞垮了。后来，他在新加坡坐了监狱，居然还写了本书，《我是怎样搞垮巴林银行的》。王亚克其实也可以写一本《我是怎样几乎搞垮光大的》。

　　我一直对邱晴这位老同志很尊重，她做人做事很有大家风范。她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要给镕基同志写报告。这个报告从头到尾是由我起草，邱晴修改的。在报告的结尾，她自己加上最后一句话：“我难辞其咎，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只要能够挽救光大。”我说：邱晴同志，这句话要写上吗？她说：我得表态，我来承担责任。当时镕基同志果断处置，让罗干秘书长过问这件事，调整光大的班子。罗干同志来谈话，邱晴因此就被免职了，但是没有追究责任。1996年调整班子，任命央行副行长朱小华为光大董事长，任命我做光大的总经理。

　　朱小华刚到任，镕基接见我们。我就在光大大厦等朱小华的车，准备一起走。我的司机看朱小华的车还没过去，就继续等。等着等着，我觉得不对劲了，三点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说：赶紧走！紧赶慢赶到了中南海镕基同志的办公室，九个座位只有一个空的在等我，罗干、戴相龙等同志都在，弄得我出了个大洋相。开会之始，罗干宣布了任免。镕基接着说：孔丹，你这个总经理是我提名的，你要好好支持朱小华，帮助朱小华。你们要承担起责任来！

　　会后，我们就抓紧制定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我不知写了有多少稿。有了初步方案后，我和朱小华坐着火车硬座就奔了北戴河，等着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我们是背着一捆材料去的，都是我准备的。开会之前，先到了镕基那里，他听了一阵我的汇报，就说：孔丹，你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我说：我负责任。他说：如果这次的损失低于25亿，那就是谎报军情，你要负全部责任！我说：镕基同志，损失只会比25亿多，不会比25亿少。后来审计署派人来专门核查，经查实一年就损失了25亿到30亿，而且会延续下去。镕基同志动怒了：这个人要抓起来！当场去给李鹏总理通了电话。所以，北京那边马上就抓了王亚克。

　　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光大问题，我们汇报解决方案，会议由李鹏主持，镕基在一边不断插话。我们的方案经过反复测算。首先，方案主要是实施债转股，就是债还不起了，是谁的债权，就直接变成我们的股东。我们这个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就是大家的了。我记得当时把那几个副总理急得呀。李岚清说：哎呀，你们这个里面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啊，你们不能不还钱呐！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得还！

其次，除了大部分债转股外，方案里也安排少量还款。李岚清除了外贸还管教育，他说：教育是千万要保证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弄的钱。我说：各位副总理，按国务院指示精神，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但是我们得有钱才行啊，你们得给我们拨钱啊。

　　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时候我常用的词就是坐困愁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难以为继。最后确定的方案，除了少数还钱以外，镕基本都债转股。这是和陈元及央行几位司长一起研究的方案，最后在北戴河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就这么定了。

　　北戴河会议以后，朱小华说：这些情况我不太熟悉，将来具体处置的会议就由你去开吧。我说：镕基同志说让我好好帮助你，你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所以陈元同志在人民银行主持债权人会议，是由我去参加的。我印象特别深的，会上还有周永康，他当时是中石油接任不久的总经理。陈元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来处理光大信托的问题。先请孔丹同志来讲一下经国务院批准的方案。于是，我就开始照本宣科地报告方案内容。当谈到欠了中石油3亿美元的时候，周永康一转头，对他的财务总监说：你罪过大了，你不死都该杀！是啊，3亿美元呀！这在1996年是个很大的数目，当年他们把闲钱投到我们这儿生息来了。中石油的财务总监老贡后来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也打。我接电话只能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没钱啊！

　　实际上如果当初光大信托真正完成了债转股，这也是我的主意，就相当于止损了。因为所有的债都不用再支付利息了，也就是把140亿的债务变成了原来债权人的140亿股权。实际上，我们光大信托的资产也没有二三十个亿啊。我们测算过，如果光大信托清盘也就每股一两毛钱。后来，方案中的债转股部分出现问题，遭到强烈抵制。又要翻过来再支付，而且变成要记利息，这样累计下来，整个光大信托给光大集团带来的损失就是约140亿资产全额的90%。

　　债转股方案后来就做了妥协，还是偿债，只是延期执行。怎么办哪，先筹集资金。朱小华毕竟在人民银行呆过。他找了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行长吃饭，向大家伸手求援。每家借给光大一部分资金，人民银行再贷款20个亿。就这样在各大行的支持下，光大融了近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当时这是巨额资金了。

　　当时光大首先是要应对支付性的危机，但是，我觉得更深层的问题是投资失误带来的实际经营状况的危机，这个危机比支付性危机还要严重的多。怎么解决呢？支付性危机可以用现金流来解决，但是经营状况危机只有一条路，你必须赚钱把它补上。填上这个亏空只能靠赚钱。

　　米鹤都：之后，好像朱小华又出问题了？

　　孔丹：本来朱小华因为他过去的职务，有很好的条件，与部委办的联络，与各省的关系也比较熟，影响力也在。镕基同志让他做光大董事长，他也是雄心勃勃的。而且朱小华活动能力很强，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光大拿了1.5%的股份，中信当时也只拿到0.5%，说明大家都很给他机会吧。

　　他比较激进，比较急于扩张。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被香港的报纸称为金手指——golden finger。因为光大有很大的资金量，可以搞各种投资。而且光大买哪个资产，那个资产就涨价；买哪个股票，那只股票就升值。所以都说朱小华是金手指，点石成金。

　　但我对这些并不很乐观，我一直在讲我的看法。有一次开会，他讲了很多光大发展中各方面投资的好消息，感到很振奋。可我吹了个冷风。我说：我觉得要尽快把已经升值的东西套现，要尽快地实现利润。不要停留在账面上，要让现金回到光大集团。我提了“三个一点”：战线要收缩一点，不要拉得太长，不要什么都投；兵力要集中一点，做事情不能太分散，要集中在几个地方；多少要储备一点，因为对经济形势走势看不清楚。这跟他的调子不太一样。

　　我们当时在香港有三个上市公司：光大国际、光大科技、光大金融。我的具体建议是把其中一个趁行情好注入到另一个，现金就会回到集团，就能实现我们的盈利。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大动作，把一部分光大银行的股权注入到了光大金融里去，使其股价高涨，一天之内，股价从五六块钱涨到十五六块。我说这是一个机会，你把它适当减持，我叫“一菜两吃”，既能实现光大银行的股份化，又能把光大银行的股权在一定情况下变现了，原来股价只有五六块钱，现在涨到十五六块钱了，那能套现就赚了。

　　但是亚洲金融风暴一来，股价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把这叫过山车效应。有那么几天非常好，你如果抓住了利用好的话，就是套现，就能获利。结果呢，朱小华都没有做，失去了这个机会。朱小华也非常懊悔。我说：你要做了，你那手指就真的成金手指了。这个机会失去以后，朱小华时期光大的投资也都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单从一个实业的角度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

　　由于朱小华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我觉得光大从经营的角度错失了良机。相反的一个例子是，1996年荣智健和其他高管卖了中信泰富约20%的股份，中信套现大约100亿。那是金融危机前，套现100亿，是不得了的事儿，盈利可能是五六十个亿。光大就丢失了这么一个机会。

　　光大在香港的财务签字运作机制，是分A、B组。A组是朱小华加上几个人，B组是我加几个人。朱小华很聪明，但不是很有控制自我和节制权力运用的能力。后来抬轿子的人太多了，他就有点乱了方寸了。各种朋友簇拥，有些资金的动用，他就回避我，绕过我，虽然我是总经理，也不跟我打招呼。这件事上，我觉得朱小华也是多心了，你绕过我干什么啊？我最多也就是过问一下借钱的人有没有偿还能力而已。看来，我这个人比较方正，一般邪的歪的不找我。

　　后来光大的纪检组长臧秋涛，对朱小华和商场上的一些人来往有意见，就上书反映。臧总这个人很正直，他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对江总书记上书具名实告。此事交办下来之后，中纪委也找我核对了一些情况。核查人员说：奇怪啊，光大账上差不多有两亿美元的资金调动，你作为总经理怎么能不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核对的情况，我也没听说过。后来检察院又来找我核对，说：你这个总经理，怎么能没有参与呢？我就给他解释了香港公司运作中的A、B组模式。

　　此事之前，中组部也找我谈过话，我向他们谈了我对小华的意见和看法。我说：这些意见都可以放到桌面上的，我也都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向他本人表达过。我希望你们用干部，也要教育干部。我不过是他的一个总经理，你们是代表组织的，你们该谈话就谈话，该教育就教育，也可以告诉他孔丹同志对他的意见。1999年夏秋之际，朱小华被“双规”，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明康接任光大董事长，我继续作为总经理配合他工作。

　　光大出这些问题，里面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缺少很明确的行业战略，也没有国家资本金的有力支持，让它自发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是相当艰难的。如果是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经济，自生自灭也是正常现象。可光大又不是，也可算是“大而不能倒”吧。它也受到了垄断性的企业的压力，受到竞争的压力。

光大发展中的曲曲折折，我至今没有看到一本完整的书来加以总结。描述中信的历史现在有本书，叫做《艰难的辉煌》；在香港还出了另一个版本，叫《中信三十年》。但系统写光大历史的，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也是在此后不久，我就离开光大而到了中信集团。

原载《 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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