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丨胡健：我把抄过家的经历完全“忘记”了

作者简历

胡健，女，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0年生于北京，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时遇“文革”。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曾任《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北京纪事》执行主编、央视《东方时空》《影视聚焦》等和凤凰卫视《开卷有益》节目主持人。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恋神》《粉身碎骨》《刀下留人》及中篇小说《心里有事》《消夏时节》《争议人物》《青春感觉》和《后顾之忧》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

原题

艰难忏悔

作者：胡健

42年了，连一个婴儿都已长成中年人了，何况一个当年十几岁的少女。总有太多的记忆，尽管有些已经模糊甚至歪曲，但是总有一些情绪和感受是永远挥之不去的。

如果有机会，我应该能对42年前的那场浩大的政治运动说些什么，虽然大部分同龄人都不再想了，更不愿说了，或者宁愿涂上些幼稚的色彩，幻想的色彩，怨天尤人的色彩，但是什么色彩也掩盖不住的是里面渐渐渗出的血的色彩，鲜艳的红色，它既代表革命，也代表暴力，还代表烧毁一切的火焰，更代表掩饰一切的脂粉。

遗忘有多厉害

有个女友，在一次同学聚会中说，我反正在“文革”中没做过坏事，从来没有斗过老师，没有打过人，没有抄过家。这时，同学里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说，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在此突然打开！

这声音令她终于想起那次经历。“文革”中的一天，她和另一个女生在校园里遇上几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向外走，问他们去哪儿，说是去抄家，还让她们也快去。在她们终于借到自行车赶到目的地的时候，抄家似乎已经结束，人们在收拾现场。见她俩到了，就吩咐她们检查几个柜子。于是她们对包括床头柜在内的大小几个柜子认真搜索了一遍，还发现了“大毒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并且迅速私藏起来。她并不知道这是自己同学的家，只知道这家的主人是个民主党派人士。

后来，那本《外国名歌200首》在很长时间里都陪伴着她，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她都为偷偷拥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而感到安慰。可是在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之后，成千上万的新鲜事爆炸式地发生过之后，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本《外国民歌200首》是从哪儿来的了。

终于，在这次班级聚会上，这位女友勇敢地走向自己的女同学，向她郑重地道了歉。

有一个词，叫“群体之恶”。在群体的名义下做坏事，士兵能够滥杀无辜，工人能够盗卖产品，农民能够哄抢山林，学生能够打骂老师……因为是群体行为，大家都干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的只是追随者的角色，谁也不用负具体的责任，所以，在个人的心灵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等负面的痕迹。“文革”中的红卫兵，少年意气，风华正茂，动物生猛，遇上为所欲为的大好时机，在群体的相互激励下，做出什么都不足为怪了。

而当时所谓的“组织领导者”，比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要武（彬彬），虽然她是小头头儿，但是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之后，她除了继续推动之外，已经无力做其它什么了，甚至不推动都不行，更遑论制止；否则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那么，这个组织领导者又如何肯为她领导下的群体之恶负责呢？在群体的活动中，她组织中的成员打死了校长，七手八脚，乱拳之下，几十上百的参与者，谁的一击是致命的呢？42年后的追究，只能是指向组织领导者，人们只记得她。

但在群体之恶中，宋要武绝对不会承担这个责任，除非是她亲手打死的校长。别说是她这么一个小头头儿，就连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将领们，在最终的审判中，也是以服从、群体、职务为借口推脱责任的。

正因如此，在群体之中，追随者就比领导者容易胜任；尤其群体中的专业分工（例如两个女生只负责检查柜子）也容易使个体将责任推给他人。

由此，反过来，有一个人生的结论可以得出，可以教给现下的小孩子——当任何群众运动汹涌而来之时，在它失去控制之前马上躲开，远远地躲开。虽然这是庸俗的犬儒的实用主义的劝告，但它是生活的真理。“文革”中有不少成功逃避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42年前的血债，到头来，谁都不肯负责。这是必然的。群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快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

而如何解释人们在一段时间后的这种遗忘呢？也许在于，人类面临压力时，除了退化情感之外，另一种心理机制就是采取防卫的心态。有人将防卫的心理机制称为“精神麻痹”——人类处于情绪痛苦或不愉快心境难以自持的情况下，具有自我麻痹能力。遗忘就是最好的自我麻痹的方式之一。

隐瞒有多自然

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101中学读初三，整整16岁，处于刚刚好的年纪——既不是太小，小到只能充当高年级学生跟屁虫的角色，也不是太大，大到高年级的18、19岁，看似什么都该懂，法律上是成人，表面上什么事情都该自己负责了，实际上还是孩子。

我在自己班上一直是个自由散漫分子。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脱离了班级，参加了一个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的组织，理由是因为他们的大字报写得很精彩。这个组织是主张“清算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但是又反对血统论，很健康的。每天抄写大字报，领纸，领糨糊，贴上墙；还参加校园里这一场那一场大大小小的辩论，异常兴奋的日子里，以为这就是“文革”运动的一切。

而那时班里的运动也在轰轰烈烈，迟一步加入运动的同学们为了表示革命，率先斗争了老师，有的还动了手。我却不知道。

后来学校进了工作组，开始制止这一切，把学生们都送去军训，使运动停滞下来。我们又开始反对工作组，认为他们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其实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真的是比较理性的，好像没有怎么整学生。可是当时父母听了我的叙述，脸都吓白了，他们不敢跟我讲五七年反右派的事情，因为这太像当年的“引蛇出洞”了。就是让你自己充分表演，百家争鸣，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把你们一网打尽。

几十年以后，看到“文革”初期的材料，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们恰恰是这个部署！而且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已经有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学生”受到处分了。虽然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是几十年以后，我已经老了，知道厉害了，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假如那个时期稍稍延长一点点……假如派工作组的那位国家领导人挺住了……假如……那么你的一生就不敢想象。这是另话。

真正的严酷发生在一个傍晚或者下午，学校里似乎人不多，时间已经记不清了，经过上网查对，才明确时间是8月17日下午，著名的“818”前夕，听说学校的美术老师被打死了。他是我在“文革”中见到的第一个死者，是个上了年纪的男老师。据说是因为他猥亵过高年级男学生，正在监外服刑。当我们听说后跑去看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躺在学校喷水池旁边，花白的头发贴在额边，毫无生气的一张黑黄色的脸，就像睡着了一样，没有血，没有伤口，并不似传说中的死人那么恐怖。虽然其他细节都不记得了，但是记得我们问起过，是谁打死的？当时有人知道，就说了，谁谁和谁谁谁；不知道的人再问，怎么打的？说什么的都有，七嘴八舌。

对于死亡，年少的人们并不认为有多可怕，他们正处于吸取各方面知识的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只是知识而已。“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而已。生命是什么？生存的意义有多重要？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究竟可贵在何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大概只有亲人的死亡和离去，才可以惊醒少年们懵懂的心灵。

现在想起来有些迷茫。如果真是8月17日，而第二天就是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但是没有，我们可能太亢奋了，记忆掩埋了一切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包括生命。这才是真正的记忆。

8月19日，就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我们踏上火车，上路了。学校的一切抛在脑后，我们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遨游去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记得多少时间过去了，被大串联冲淡了的学生运动又因为各群众组织严重的分化再起波澜。为夺取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权的权力之争，使得学校里各派组织为表现“唯我独革”发起了又一轮斗争。我们这个组织立刻成为保皇派。群众组织成立了劳改队，很多老师都进去了。我们随即把老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占领了，在大套间的外间安营扎寨，为的是不让其他组织来抓她、打她。老校长是老革命，1922年入党，瞧瞧有多老的资格！当然她的革命经历因为长久而变得很复杂，有不少把柄抓在反对派手里。

这时，又一件死亡事件发生了。

高三的政治老师陈司寇死在看押她的小屋里。据说，她是被高中的学生打死的。看押她的小屋就在校长室的走廊尽头。同一条走廊，不同的世界。我们都去看了。她躺在小屋的地上，头边点着蜡烛，火苗晃啊晃的。看了就看了，真的没有多少感慨，除了对生命依然没有认识，对打死人犯法的认识也不足，只是更证明了我们对老校长实施保护的必要。这件事以后，我们劝说老校长回家，不要再逗留在学校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来揪斗她。

几十年之后，学校的同学说，陈司寇老师没有死。——可见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亲眼所见，仍然是不确实的。

我们这个小小的学生组织的特点是人少话多，每天在一起就是谈话，比着读书，马克思、列宁、普列汉诺夫、赫鲁晓夫、铁托等人的著作都读，没有多少武力保护的能力。所以在运动中，我们的眼界一直比较高，从未针对过任何一个具体的老师同学，我们讨论关注的都是学校的运动大方向和路线问题。“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单位去学校外调，谈到我的情况时，班主任老师就说，她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非常散漫，说话，做小动作，经常受批评，但是在运动中却没有骂过或斗过老师……这是我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评价。此为后话。

等老校长终于离开学校了，我们才松了口气。在她身上没有发生恶性事件只是个万幸。

后来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事情，分化成“四三”“四四”“联动”几派，甚至发生过武斗，然后是上山下乡，屯垦戍边，家各一方，流离失所，这一切由于其切身性而冲淡了“文革”初期历险式的经历，令人多多少少产生了带有些赎罪色彩的感情。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的确改变了学生们。从少年变成青年，从青年走向中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历练，是脱胎换骨，对他人的遭遇总是拿来与自己的遭遇相比。每每提起忏悔，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自我辩护词就是：我也是受害者。

几十年里的多次同学聚会中，只偶尔有人提起过学校这两起死亡事件。但大多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当初知道情况的人也不再提供任何细节。今天的人们知道了利与害，对“秋后算账”的恐惧使大家三缄其口，为朋友为亲人隐瞒，把事情彻底变成无据可考是多数人的共识。我不知道当初动过手打过人的少年们是否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想起这些。也许他们已经在内心偷偷地忏悔了。究竟应该原谅他们，还是清算他们？家属的态度最重要。其他的人们似乎能忘就忘了。

忏悔是多艰难

重要的是，无论是遗忘，还是隐瞒，在我的身上都发生着。我把曾经抄过家的经历完全“忘记”了，而且也一直认为我没有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情”。

我的履历表中，出身一栏写的是革命军人，父亲的行政级别是9级。但父母并不是权力中心人物，使得我能够在运动中不受他人歧视能够随意活动，不会因为他们一会儿是红帮一会儿是黑帮而上下颠簸，大起大落。这也是后来的“逍遥派”产生的群众基础，即，你起码是有条件有权利逍遥的。此亦后话。

“文革”中，大串联初起，我所在组织的同学们就在“818”接见红卫兵后的第二天踏上了大串联的路程。身上揣着15元钱就南下广州了。选择路线、目的地的事情都是高年级同学决定的。我们第一站就到了广州。我们显然是第一拨，因为所有的人都向我们打听北京“文革”运动的情况，连当时的省委书记都接见了我们和北京26中的红卫兵。

省委书记听我们讲了刘少奇派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又被赶走的过程，听了我们亲历的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检讨刚刚说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紧接着毛主席就出来接见了，把刘少奇甩在一边等等情况，说了一些“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等等刚刚在“818”以后流行起来的话。

我们住进了省委交际处，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招待所。由于在路上就听到了北京已经开始“破四旧”，剪人家裤腿、剃人家的头发等，没有走在前面的我们还有几分不满，认为这都是幼稚行为。可是，不那么幼稚又可以尽显北京红卫兵风范的行为，什么最好呢？我们组织里男生居多，他们主张去抄家。人生地不熟，抄谁呢？那就找公安局吧。就去找了，就有了名单，就选了一家，就让人带着去了。现在想起来，这么轻易的选择实在儿戏，但是当时简直认为是一件神圣的任务。公安局怀疑敌特，缺乏证据，不能怎么样人家，既然你们要出面，当作群众运动，那么好，就帮忙搜一下好了。

懵懂之中，在一条路边都是阔叶树的繁华街道，我们登上了一家店铺旁边的小楼梯，进到一户人家里。男生开路，我们女生跟进，没有遇上什么阻挠。昏暗灯光下，里面有几个人都没看清，就开始搜查。先找电台，又翻文件，后来就听到男生在旁边屋里打人的声音——进入回忆真的很艰难——有女生过来说，谁谁谁他们用皮带抽呐。我们女生吓得不敢去看，脑子里想的是，原来谁谁谁是这样的人啊！

这个谁谁谁是我认为非常内向的低年级学生，言语不多，很有思想的，这次行为只是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毫无道德判断，只是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不同而已。我们在这边房间的翻箱倒柜毫无进展。一会儿，那边终于有了结果，人家交出很多金条。第一次见金条，窄窄的，黄澄澄的。金条而已，并无电台，基本上是没有完成任务，但也算有个交代，就当作一次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吧。金条上交，继续战斗。

抄家，对那时的红卫兵来讲，只是大风大浪中的一种历练而已，丝毫没有去想那些被我们惊吓欺辱搅乱了生活的人们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尤其这些坏事情是在外地做的，与自己周围生活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好像相关性就差了好多。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就像原本文明的外国游客到了中国就乱穿马路乱丢垃圾一样，失去了家乡感觉，就失去了责任。

后来在不同的城市做相同的事情，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新奇。

第二次串联，就感到车上的人非常多了。第一站到武汉，除了在市一中住地铺，看长江，吃的是用陶钵蒸的米饭之外，我就不记得什么了。后来就继续南下贵州。不明白我们的小头头儿为什么那么喜欢和公安部门联系，总是抄家找电台有什么意思！不像我们班的女生到广州以后曾经勒令全市私营店铺全部关张，传单发得到处都是。虽然后来并没有实行，但怎么说也是做大事情啊。这是回京以后听说的，相比之下不太光彩。

在贵阳，贵州省公安厅的同志带我们参观了深山里的土匪窝，非常非常复杂而巨大的一座木质房屋，里面的机关暗道处处皆是，足足能住上百的土匪。公安厅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些土匪在解放军剿匪的时候，都跑光了，潜伏在农村和城市里。所以贵州这个地方，人员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这次来去都是徒步，上山下山，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对贵阳这个地方土匪多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小雨，路灯昏暗，我们跟着一个公安厅同志指派的普通中年女人，在城市的曲里拐弯的平房区泥泞的小道上走了好久，有些神秘，有些恐惧，终于来到一家很不起眼的院子前。这是一个疑似潜伏土匪的家。然后我们敲门，就进了门。具体的抄家过程已经忘记，只记得我们终于在他们家的床铺下面发现了一个正正方方的坑，大小、宽窄、深浅绝不能放一般的箱子，它刚好、恰恰能够放一个电台！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地瓜地瓜我是土豆”那样的电台！而且旁边的土还是新的。然而电台不在。这才是我们真正想得到的东西，可惜它并不在。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激愤，仍然有拷打，逼问，谁动了手，怎么动的，都不记得，就记住了那方方正正的坑。那天最后是什么也没问出来。

无论如何，一个坑算不得什么证据。但在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一切恶行的掩体。在这个坑的掩护下，我们继续抄家的理由更加充分，行动更加疯狂，力度在加大。

紧接着的几个晚上，男生们还是出去抄家，却因为晚上有遭遇潜伏土匪的伏击和反抗的危险，就不让女生参加了。我们虽然不再上“战场”，但是支持就是参与。

我想，在乱世当中，平民的生存法则就是麻木。这是每个经历过乱世的人都体会过的。因为敏感的人会变得脆弱，面对强大的刺激会精神分裂，人格分裂，以致无法活下去，无论是受害方，还是施害方。麻木实际上是失去良心的一种前提表现和借口。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本质上并不是坏人的孩子，却对自己或他人参与的暴行麻木不仁呢？起码内心的些微抵触很快就都过去了。

戏剧性的是，很多在“文革”初期抄过家的学生，很快自己的家也被抄。是报应如此快就应验了吗？不是，是因为你们做多了，造成了其他人的麻木，把这些东西都当作常规来看了，所以人人都照样做。自己搬的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还少吗？

串联回来，见爸爸妈妈也在往沙发里藏日记和手稿。本来想告诉他们，没用，我们抄家的时候早知道拆沙发。但是我没说，我不愿意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为我惭愧。这就是当时内心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显然是负面的评价。还有什么呢？

什么样的忏悔，能够比得上相同环境下的身份互换，来得更深切呢？让学生们冲进你的家，打你的爸爸妈妈，把你家翻个底朝天，即使不打出血，即使不砸烂东西，你的忏悔也会比空口说的任何悔过之语都真实。

“文革”是每一个人的“文革”，它不仅释放了青少年们内心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渴望，还把藏在我们内心的魔鬼一起释放了。“文革”引起的短暂美好掩盖不了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那将是上百年的危害。君不见，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仍然在怀念“文革”，那个时代出生的人们正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大唱样板戏，那个时代没上过几年学就成家立业的人们其孩子正是80后、90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伤痛。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被动地接受的外来的，有的却是主动出击的、自发的。我们老三届心上的垃圾，绝不是独特的，即使全部吐出来，同时代的人们看了也不会惊讶。

忏悔不是小孩子认错，“老师，我打同学不对”，不是那么简单。忏悔是一种素质，是一种需要传承的精神。我们的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基督教向神父忏悔，都是人类自我调节的手段。假如人类没有忏悔，内心该是多么腌臜，盛满思想的垃圾、心灵的污秽还有记忆的蟑螂，它们盘踞着你大脑的存储空间，这些病毒随时会发作，直至你死亡。

老了以后就明白了，用不着说社会好不好，只需要想想自己对社会做了什么，还应该去做什么。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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