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察秋毫｜中亚的十字路口，塔利班的异国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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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巴基斯坦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中方通勤班车爆炸，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含9名中国公民，是近几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事件。这起震惊海内外的爆炸事件发生后，就该事件到底是意外还是恐怖主义袭击，消息出现多次反转。16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约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电话，双方首次共同明确该事件的性质为“恐怖主义袭击”。那么这场恐怖主义袭击的幕后凶手是谁？实际上种种迹象已经将矛头指向了臭名昭著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下文简称巴塔）。倘若是真，巴塔发动这次恐怖袭击动机为何？巴塔到底做了哪些“恶”，它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至今，巴塔与阿塔究竟有怎样的渊源？该组织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本期明察将从上述问题入手，梳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来龙去脉。

巴塔之“恶”

关于此次大巴爆炸事件的幕后凶手有两种猜测，一个是“俾路支解放军”（BLA），另一个则是巴基斯坦塔利班。事故发生的达苏大坝工程离巴塔势力范围较近，且地处巴基斯坦最不安全的省份之一的开普省，这里和阿富汗交界，是巴塔活跃的大本营。此外，该次事件的手法与巴塔的一贯做法高度相似。实际上，巴塔以无差别袭击巴基斯坦政府、军队和平民著称，并且近年来多次以中国在巴项目、工程技术人员为优先打击对象，以破坏中巴关系为目标之一。由此，巴塔极有可能为此次大巴爆炸事件的真凶。今年4月，巴塔组织宣布对巴基斯坦西南部大都市奎达（Quetta）一酒店停车场汽车炸弹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并声称其袭击目标为高级官员，而该酒店正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率领的一个中方代表团的下榻之处，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境内的和平稳定。

巴塔组织的行动极端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滥觞最早上溯自2001年美国所发动阿富汗战争。大量阿富汗塔利班被迫逃往巴基斯坦边境部落区，巴塔因而在此萌芽。2003年，塔利班政府进入部落区清剿组织余孽，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使得更多流离失所的部落土著纷纷加入塔利班。2007年，“红色清真寺事件”爆发，成为了巴塔成立的直接导火索，在随后的两年里，巴塔抓住机遇，逐渐壮大，成为巴基斯坦境内最大的恐怖组织。由于与巴基斯坦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巴塔极端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开始在巴基斯坦境内大规模制造恐怖袭击。

针对该情况，巴基斯坦政府并非毫无作为，而是曾多次展开反恐行动：自2014年6月以来，巴基斯坦军队在北瓦济里斯坦展开“利剑行动”，武装清剿藏匿在此地的巴塔、“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极端组织。此前在巴政府和军队的打击下巴塔的活动一度有所沉寂，但最近又故态复萌。根据巴基斯坦民间智库“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PIPS)发布的《2020年度巴基斯坦安全报告》显示，2020年巴基斯坦共发生146起恐怖袭击，共造成220人死亡，另有547人受伤。在报告中，巴塔及其分支组织依然是造成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共实施67起恐怖袭击（占2020年报告的袭击总数的46％），主要发生在开普省的前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

塔利班的产生与发展

当今的塔利班势力在南亚地区的壮大可以说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刺激和作用的。这其中除了历史事件的影响外，也同样与当地地缘政治生态密不可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塔利班组织的出现，首先不得不提到“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这一概念在中东和中南亚地区的兴起。顾名思义，政治伊斯兰所指的是伊斯兰宗教政治化这一现象。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要素，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塔利班正是在南亚政治伊斯兰运动中脱胎而来的。

20世纪40年代以来，阿富汗大力发展公办宗教教育，在各省设立宗教学校，并将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输送到国家的政府机关、司法机构以及国家控制的清真寺任职。这一政策培养出一大批新兴的宗教阶层。与传统的伊斯兰宗教阶层不同的是，新兴的伊斯兰宗教阶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富汗公办教育的影响并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中，因此接受政府的管理。而传统的伊斯兰宗教阶层则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具有自治性。阿富汗的公立宗教教育变相削弱了传统伊斯兰宗教阶层的自治权，在社会层面对伊斯兰宗教阶层进行了整合，所以引起了传统宗教阶层的不满。但是，现代的宗教教育除了整合了原先结构较为松散的宗教阶层，也强化了宗教集团的组织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世纪中后期随着阿富汗世俗化和现代化，以及在苏联影响下逐渐崛起的“无神论思想”和左派力量，引起了新兴宗教阶层对政府的不满。他们不再仅仅关注宗教知识，而变得更加倾向于涉足政治领域，通过伊斯兰教的传统精神来改造国家和社会。阿富汗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也应运而生。

1967年的阿富汗，人们的生活与现在大不同。

图片来源：Image Studio , 拍摄者：Bill Podlich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伊斯兰运动动员了大批学生和宗教人士，并逐渐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反对政府和左派势力对国家的世俗化改革。反对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后，因实力单薄，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1978年苏联推翻查希尔国王的统治，扶植亲苏的人民民主党继任，这成为了阿富汗政治伊斯兰运动的重要转折点：该运动从反对派摇身一变成为了反抗苏联入侵的中坚力量。受到美国、沙特、巴基斯坦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援，阿富汗政治伊斯兰组织又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使其能够招募大量阿富汗民众参与到抵抗运动之中。然而，大量的外部支持在壮大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其内部分化。不同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势力在资金的支持下分别招兵买马，扩充地盘。

苏联入侵阿富汗进攻图。来源：维基百科

在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势力分化所产生的问题便浮出水面：这些政治伊斯兰组织在人民民主党垮台后，迅速沦落为地方军阀，互相争夺起国家政权。1994年，参与过抗苏运动的奥马尔在坎大哈正式组建了塔利班组织，而后在短短不到5年的时间里迅速壮大并占领了90%的阿富汗领土，建立了塔利班政权。塔利班组织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阿塔到巴塔

“9·11事件”后，阿塔政权遭到了美国和北约的联合打击。在外部强大军事的夹击下，阿塔政权迅速垮台，大量的塔利班残余势力逃亡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并依靠复杂的地理环境躲过美国和北约的追击。逐渐站稳脚跟后，越来越多的地区恐怖组织向该地区聚拢，将阿巴边境的部落区打造成南亚的恐怖主义枢纽。

南亚地区地图，来源：dreamstime

事实上，阿塔诞生之初更像是一个“正义政权”而非典型恐怖组织。如前文所述，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权力而开始了斗争，使得刚刚摆脱苏联炮火的阿富汗又陷入内战。在此形势下，一位名为奥马尔的宗教学生在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拉起一支队伍，打出“铲除军阀”、“实现和平”等深得民心的口号。奥马尔被尊为“信仰者的领袖”，成为塔利班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初创时期的塔利班士气高昂，所向披靡，势力鼎盛时一度占领了阿富汗95%以上的土地。塔利班，意即伊斯兰教的学生，也被理解为神学士，这一含义明确了塔利班与生俱来的浓郁宗教色彩。

阿塔政权 2001 年底被推翻后转入重组，近年来再度崛起。它不仅重建了组织体系，产生了新一代领导层，扩充了军事实力，而且占据了一些区域。阿塔在其控制区域提供了有效的社会管理，进行自我约束调整，从而获得了部分下层民众的支持。作为参与阿富汗政治的一股势力，阿塔不认同当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阿富汗建立的西方式世俗国家和政府，它想要重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原则之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于阿富汗政府发生经久不息的冲突。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展非常艰难,而且彼此否认对方的合法性,争斗不断升级。双方在全面停火、宪法、政体、选举等重大政治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加之美国撤军，矛盾的主要外部推动者和外部因素撤出后导致和解遥遥无期。

巴塔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恐怖组织，近年来巴基斯坦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多数都与它有关。巴塔是巴基斯坦国内及地区矛盾交织的产物，其长期存在并多次制造袭击折射出当前国际社会由于缺乏共识且功利主义反恐所带来的困境。

巴塔能如此在巴境内兴风作浪，离不开政府政权松散和能力低下。1947 年建国以来，巴基斯坦多次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四次接管政权，统治时期长达 32 年。 

如果说政变是意外的不可抗力，那么民选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民主”非常脆弱等政府自身问题则没有任何借口可找。从巴基斯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路线将政府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巴基斯坦建国时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一度也能保证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巴基斯坦经济稳步上升，甚至曾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但进入九十年代后，人口迅速增长，经济治理不善，国家治理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公共债务支出急剧增加等因素明显减慢了巴经济发展速度。1998 年核试验后，巴基斯坦遭遇国际社会制裁，经济更是遭受严重打击，一蹶不振。

巴塔主体原先只是巴基斯坦联邦部落区各部落武装。2001 年阿富汗战争后，大量原先活动在阿富汗的“基地”、“塔利班”成员流窜至巴基斯坦境内，并与巴基斯坦各股部落武装力量媾和。

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主要势力范围是巴基斯坦联邦部落区，并不断向伊斯兰堡、卡拉奇等大城市以及旁遮普等巴基斯坦腹地渗透。2007 年“红色清真寺”事件后，巴政府与巴基斯坦境内各恐怖组织、极端组织关系骤然紧张。当年 12 月，部落区 13 支部落武装在马赫苏德部落头领拜图拉·马赫苏德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巴基斯坦塔利班”，并由此开始在巴境内“兴风作浪”。巴塔正式成立后，其内部马赫苏德、纳齐尔、巴哈杜尔三大派别也长期“三足鼎立”，相互之间既有合作，更是虎视眈眈彼此的势力范围。

2013 年 2 月，纳齐尔派头目纳齐尔被美国用无人机炸死，马赫苏德抓住这个好时机，整合力巴塔各派，使巴塔恐怖活动能量迅速上升。但同年 11 月，另一领导人哈基姆拉同样被美军无人机炸死，巴塔一时陷入“群龙无首”境地。巴塔开始了内部分裂，最大派别马赫苏德部落出走南瓦基里斯坦。 次年，巴塔内部强硬派，分支旁遮普塔利班等，也纷纷宣布脱离巴塔，另立门户。

虽然严格意义上“一脉相承”但是阿塔和巴塔的核心理念，组织架构等，都有所不同。

在是否以平民为主要袭击目标的问题上，阿塔与巴塔有核心认知上的差别。巴塔的袭击目标相对阿塔更加泛化，手段也更加残忍。巴塔的袭击对象不仅有军警、政府官员，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平民等“软目标”，甚至一度残忍杀害儿童，意图最大限度的造成伤害，也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在组织结构方面，巴塔组织结构相对阿塔来说更加松散。阿塔的组织结构更加“与国际接轨”具有自上而下、指挥层次体系鲜明的特点。而巴塔则自成体系，整体总体组织结构相对松散。

其内部马赫苏德、纳齐尔、巴哈杜尔派长期“三足鼎立”，总体上维持“伞状结构”，相互之间保持着竞争于合作的关系。在遇到头目遇袭类似事件后，巴塔内部会发生较大组织结构调整，新的派别得势后会开始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调整，但同时这样松散的结构、各方势力有独立生存能力、能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开展行动，注定了巴塔各势力有良好的自主性，这也导致巴基斯坦政府很难以统一政策应对国内各恐怖组织，使巴反恐难度增大。

总体而言，阿塔的崛起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巴塔的萌芽则更多的是受到南亚地缘政治生态影响。巴基斯坦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建立的国家，其民众绝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但由于宗教派别的错综复杂，对于巴政府而言，拉拢国内宗教势力以巩固统治地位变得极为重要。历届政府上台都和宗教势力唇齿相依，甚至会向宗教势力让步，以换取宗教界的支持。在政治与宗教相互交织的状况下，世俗力量则不断遭到打压，政府也因此逐渐失去对宗教的掌控，导致宗教极端思想在巴肆意传播。宗教的失控，为巴塔势力提供了完美的成长环境，政府建立的宗教学校最终也沦为了培养极端主义分子的大本营。

此外，南亚地缘政治生态也是影响巴塔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地区军事势力的失衡，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地缘博弈中屡屡失利。为了弥补劣势，巴基斯坦便常常将宗教力量作为地缘博弈的重要手段。这些悍不畏死的“圣战者”在很大程度上均衡了印巴军事差距所带来的劣势，因此巴基斯坦军方对极端宗教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借此代其减轻军事方面的压力。但是事与愿违的是，巴基斯坦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极端宗教的武装力量，最终导致政府所支持的宗教武装组织脱离了掌控，变成危害地区安全的恐怖组织。巴基斯坦的错误策略，不仅促使巴塔的产生，也给予了巴塔极大地生存空间，使得巴塔问题难以根除。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巴国内部持续的教派冲突和政局动荡，导致其国内经济发展出现极度不均。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大量民众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些社会问题被极端宗教势力利用，不断地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与此同时，大量的贫穷民众出于经济考量，不得不将孩子送往宗教学校学习，为巴塔带来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更为危险的巴塔

阿富汗塔利班虽然曾成功的建立了塔利班政权，有着占领大量阿富汗领土的“丰功伟绩”。但阿塔在面对美国和北约的打击时也只能以极快的速度垮台。比较而言，巴基斯坦塔利班数次遭到军事打击非但没有实力大伤，反而在从2002年至今隐隐有发展壮大之势。这一现象和巴塔难以被铲除这一特征有关。也导致巴塔比起阿塔更具危险性。

不论是阿塔利班亦或是巴塔，两者都具有明显的地区局限性，并受到政治环境影响。但与阿塔不同的是，巴塔之所以难以根除，恰恰在于其发展的轨迹正在向着国际化偏移。巴塔自建立以来，就同该地区的其他极端组织联系密切。南亚恐怖组织网络大多与巴塔有着紧密的资金往来。而在人员的招募和培训上也和巴塔有着频繁的合作。在实施恐怖袭击的过程中，以“基地”组织为例，巴塔时常会参与其中并提供帮助。在遭遇到国际社会的军事打击时，巴塔也会利用其地理位置的复杂性，为其他极端组织头目提供保护。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就是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协助下，躲避了美国十多年间的数次追捕。巴塔同境内外极端组织的紧密联动，使得该组织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其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大肆招募极端分子，也能从境内外获得其他组织的资金和装备支持。因此，巴塔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恐怖组织，对于国际安全局势也有着极大地威胁。

另一个导致巴塔“顽疾难除”的原因则与上文提到的巴塔组织结构的松散性有关。阿富汗的宗教学校通过让老师和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建立起了紧密的组织关系。在阿富汗塔利班建立之初就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这种组织结构。但是巴塔则不然。巴塔本就有一部分来源于分散各处的阿塔势力，他们盘踞在阿巴边境的部落区，自成体系并以自治的形式生存。巴塔势力虽然松散，但在共同的目标－—“反美反巴基斯坦”的推动下结盟。巴塔结构看似涣散，但正是结构的分散使得巴塔组织能够灵活的实施恐怖袭击。在遭遇到反恐力量打击时能够迅速“化整为零”，散布到不同的地区寻求其他极端势力的庇护。因此，即便遭遇多次军事打击后，也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成员数量。

巴塔特殊的组织结构带来了另一项优势，即能迅速动员阿巴边境部落区的部落成员。其中以普什图民族最为核心。大量普什图民族被吸纳为巴塔成员，该民族渴望在阿巴边境建立“普什图斯坦”的民族主义在巴塔的推动下与极端宗教思想一拍即合。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普什图人将巴塔视为“自己人”。在遭遇到反恐势力打击时会给予巴塔成员庇护。普什图为巴塔在部落区的生存提供了空间，常常和巴塔成员混居在一起。美军在巴基斯坦部落区进行的无人机打击也因此无法避免普通民众的伤亡。这一事实又反过来被巴塔利用，博取同情。

从上述信息不难发现，巴塔较阿塔多出的优势加上南亚地区本身就复杂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直接导致了巴塔问题难以被根除。吸收了大量地区内外极端分子的巴塔势力正朝着国际化恐怖主义枢纽的方向继续发展。从1994-2001年的阿塔到至今依旧肆意发展的巴塔来看，虽然任何时期的塔利班组织都是极端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但是巴塔的危险性更甚于阿塔。

塔利班的影响和国际危害

不论是阿塔还是巴塔，做为崇尚极端伊斯兰教义的组织，其对于地区和国际局势稳定的冲击以及威胁都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深陷塔利班活动中心的阿富汗来说，2021年北约撤军之后的国内局势可以说是似曾相识。30多年前，苏联所扶持的亲苏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迅速因为失去了苏联的支援而被反政府部队圣战者击溃。30年之后，面对气势汹汹，已经控制了阿富汗85%领土的塔利班武装，同样失去了北约军事和物质支持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并不受外界看好，不少组织和专家认为，当前政府对于阿富汗的控制甚至可能不会超过半年。因此，在北约撤军后，阿富汗可能将在未来并不长的时间内被大部分转化为一个以《古兰经》为法律标准的塔利班控制伊斯兰神权政体。对于外界而言，这一方面意味着与阿富汗政府此前的世俗化外交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阿富汗对外交流的大门也将逐渐关闭。

节节败退的阿富汗安全部队

图源：路透社

对于同样苦于塔利班恐怖袭击的巴基斯坦来说，北约在阿富汗的全面撤离和阿塔的节节胜利也让巴政府的官僚们忧心忡忡。阿塔如果实现在阿富汗的中央执政甚至全面执政，即使阿巴两国官方实现了友好关系，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组织也将势必受到其兄弟组织胜利的鼓舞，进而加紧对于巴基斯坦地方的进攻与破坏。尽管当下巴塔的实力以及远远落后于巴基斯坦政府军，但其对于地方稳定局势的不断挑衅将势必会影响到巴国地方经济局势的发展，而位于巴塔活动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投资项目，可能也因不断猖獗的暴力事件而被迫下马停工。这对本就受到疫情损失严重的巴基斯坦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塔利班的旗帜已经从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升起

图源：BBC

由于阿富汗地缘位置的独特性，在提到北约撤军所带来的安全局势变化还需要提到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这几个国家。

对于印度而言，塔利班的高歌猛进让印度不得不在其对阿战略上变得更为主动。一方面，短期内，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可以预计的是，届时会有大量阿富汗难民进入印度所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这对于本就因民族宗教成分复杂，而让印度政府力不从心的克什米尔局势来说，更是平添了更多的麻烦。另一方面，印度国内有着将近一亿穆斯林人口，极端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的崛起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这一部分人口，而阿富汗塔利班对于在海外的穆斯林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这都是印度政府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对于印度外交精英而言，稳定当下的阿富汗局势，并与未来阿富汗的主人公打好关系，是当务之急。

在北约盟国全面撤军阿富汗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的表现可谓特立独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宣布，土方将在北约全面撤军后，将继续在阿富汗部署部队，担任保卫喀布尔国际机场的任务。对于土耳其政府而言，相比较于明确清晰的地缘政治利益，土耳其在阿富汗的举动更像是完成埃尔多安总统个人的民族英雄梦。土耳其官媒《每日晨报》就将这样一种民族和宗教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基于丰厚的帝国遗产、鲜明的穆斯林国家特性以及不俗的综合国力，土耳其将在未来的阿富汗格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阿塔已经明确表示称，九月份后将不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继续盘踞于阿富汗。如此一来，埃尔多安此举便可以较为明确的解读为将土耳其与北约部队切割，增加其日后与塔利班政府谈判的资本和主动性。

部署于阿富汗的土耳其部队

图源：卫报

对于俄罗斯而言，局面则是塔利班为了在抗击北约扶持的阿富汗政府，主动向北约的地缘竞争对手俄罗斯深处橄榄枝，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支持。由于此前俄国曾在阿富汗吃过不少苦头，普京政府对于阿富汗则是胡萝卜和大棒并用的战略。俄政府一边与其中亚地区的友好国家塔吉克斯坦保持密切的往来，以牵制并遏制塔利班组织的海外蔓延。另一方面也在鼓励塔利班的维护地区稳定的任务上，扮演更积极角色。显然，基于对于历史包袱的恐惧和国力的局限性，俄罗斯并不意在重返阿富汗或者左右阿富汗地区局势，而仅仅退而求其次地保证其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不受阿富汗局势的波及。

小结

巴基斯坦国民诗人默罕默德.伊克巴尔曾在他的诗篇《神和人》中说“您创造了长夜，而我创造了明灯；您带来了泥土，而我将其制成杯盘；您塑造了沙漠，山岭和溪谷，我则将他们化为花园，田野与家乡”。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神和人是平等与和谐的，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塑造了我们熟悉的世界。相比较于处于中亚十字路口上的阿富汗，印度河畔的巴基斯坦更像是文明与民族的走廊。无论是卑路支人，乌尔都人，普什图人还是旁遮普人，大家都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河谷的两侧。然而，政治与神话的博弈为这片伟大土地带来的却不是神与人的和谐共荣，而是在圣像与圣书的名义下，人与人之间的烽火连天。融合了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塔利班极端运动，是巴基斯坦与周边地区长期的动乱与文化结构所共同催生的顽疾。对于巴基斯坦而言，独立处理巴塔问题的愿景仅仅是镜花水月。但随着阿富汗的风云突变，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重新构建，也许将为解决巴塔问题带来新的契机。

EN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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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dreamstime.com/%E5%BA%93%E5%AD%98%E4%BE%8B%E8%AF%81-%E5%8D%97%E4%BA%9A%E5%9C%B0%E5%9B%BE-image69653085

http://www.imgii.com/archives/79131

文案：

徐乐 

李昊锴 

万丹青 

赵子木

设计：

周一诺

监制：

方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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