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臣明君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书写了初唐时期治国理政的辉煌篇章。能有如此成就，与一个人有重要关系，这个人就是魏徵。

魏徵是李世民身边一位大臣，以犯颜直言纳谏著称，深得李世民信任。李世民把魏徵直言纳谏看作自己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时时加以对照，看到自己的不足，及时加以改正，使得国家治理、帝王个人行为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魏徵总是以国家社稷和王道为重，超越个人私利，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一些建议意见甚至让李世民感到脸红耳热，而李世民总是虚心接受，认真吸取，积极践行，君臣之间相处很是融洽，相得益彰，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君臣相处之道。在魏徵看来，这种相处实际上就是一种“良臣与明君”的关系。

现在看来，这种“良臣明君”式相处是建议者与决策者、执行者与监督者之间的一种相处。作为建议者监督者，魏徵恪尽职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作为决策者执行者，李世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正是两者在治国理政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高度共识，坦诚相见，积极互动，有机配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朝初期的治理水平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做良臣以辅助明君，倡导君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相作用、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相互获利的建设性关系

魏徵一开始并不是李世民的臣子。

之前，侍奉李世民的政治对手——“隐太子”李建成，担任太子洗马一职。魏徵见李世民影响力越来越大，对“隐太子”势力构成威胁，就劝“隐太子”早日动手，却没有得到采纳。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取得了政治胜利，“隐太子”李建成失败。李世民责问魏徵说：“你让我们兄弟互相争斗，为什么？”魏徵说：“‘隐太子’没有听我的话，若听取，不会死于今天的祸乱。”李世民认为魏徵是一位敢于直言的臣子，于是，对他器重起来。据《新唐书——魏徵列传》记叙：

后宴丹霄楼，酒中谓长孙无忌曰：“魏征、王洼事隐太子、巢剌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李世民说自己不计前嫌起用魏徵无愧于古人，这话与事实相符，充分显示其巨大的政治胸怀和识人用人勇气！这是李世民成就大事业的原因之一。正是李世民的慧眼识人，宽容待人，善于用人，魏徵的才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事实上，魏徵与李世民之间的成功相处，最重要的是，源于魏徵对君臣相处之道的一种全新判断和独特诠释。这种诠释是超越前人的，也是建设性的。

魏徵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你对我错、你死我活、你暗我明的“零和”游戏，而是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相互获益的一种和谐共赢关系，一种齐心协力、携手共创的建设性关系。只有君臣上下精诚团结，步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持之以恒，就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在历朝历代君臣相处的实践中，一般而言，人们往往推崇忠臣，但是，现实当中，作为臣子，做一个良臣远远比做一个忠臣更有价值，更有实际意义，更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更能够推动国家发展进步。

为什么？在魏徵看来，一般来说，所谓忠臣就是自身得祸受戮，使君主陷于愚昧、凶暴的境地，甚至国亡家灭，只得一个空名。历史上的龙缝、比干就是例子。所谓良臣就是自身得美名，君主有尊号，子孙世代相继，福祚传之不绝。

历史上的稷、契、皋陶就是例子。所以，良臣与忠臣是有很大区别的，良臣实在，与明君相伴，忠臣虚名，与昏君相争，所以，自己非常愿意做一位良臣而不仅仅是忠臣。

魏徵这一精辟分析，深深打动并折服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魏徵的观点立意高远，利国利君利臣利民，是一剂妙方良药，君臣之间的相处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实践、去遵循。

那么，作为臣子，如何才能做到良臣；作为君王，又如何成为一代明君呢？据《新唐书——魏徵列传》记叙，魏徵举了历史上五位帝王的例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

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

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

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所以结论是，君王要想成为一代明君，就是要兼听而不偏听，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治国之道。否则，就会江山易帜、政权丢失，历史教训历历在目。尧、舜因为兼听，所以成就事业留下历史名声；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所以失去江山社稷，结局很惨。

要做到兼听，就要求创造条件让臣子积极建言献计，让君王知道自己决策、行为的得失所在，从而及时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而不贻误江山社稷大业。

在对待臣子的谏言这一点上，李世民的处理方式是很值得尊敬的，这也是魏徵之所以敢于不惜一次次触怒李世民而直言进谏的底气所在。

一次，李世民当着魏徵的面，对大臣长孙无忌说：“魏徵每次进谏，如果我不从，他总不马上顺从我，这是为什么呢？”

魏徵回答：“臣认为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才进谏，如果陛下不从，而臣马上顺从答应陛下的意思，则会于事不利。”

李世民说：“你可以当面先听从我的意见，再找机会另述自己的意见嘛！”

魏徵回答：“如果我当面顺从陛下，退下去后又提出自己不同意见，这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这样的作风不是稷、契侍奉尧、舜的做法。”李世民哈哈大笑！这一笑实际上是对魏徵“良臣明君”式相处之道的最大褒奖和充分认可。

二、当镜子看清得失，让臣子对帝王的监督成为帝王始终遵循王道纠正过失，始终保持清醒政治风险意识的有力保障

魏徵辅佐李世民，把李世民当明君；李世民依靠魏徵，把魏徵当作镜子，两者都从对方角度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这种相处显然是建设性的。

魏徵不仅是一位建议者，也是一位监督者 ，集建言与监督于一身，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让帝王李世民始终遵循王道，使国家治理步入正轨。据《新唐书——魏徵列传》记叙，这里，李世民对君臣关系有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

帝曰：“公独不见金在矿何足贵邪？善冶锻而为器，人乃宝之。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而加砺焉。”

好皇帝是良臣辅佐出来的，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深刻。皇帝就好比是金矿石，良臣就好比是锻匠，没有良臣这一锻匠，哪里会有金光闪闪的皇帝这一金子呢？所以，你魏徵就要做一个好锻匠，让我李世民成为一个好皇帝！

魏徵对李世民的谏言，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律己；二是爱民；三是鉴史。

在律己方面。一次，李世民准备把臣子郑仁基的女儿纳为侍妾，册封都准备好了。此时有人说她已与别人有婚约。于是魏徵进谏：“陛下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食膏梁，则欲民有饱适；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今郑以约昏，陛下取之，岂为人父母意！”李世民听从劝谏，停止册封。一次，李世民前往洛阳，途中住在昭仁宫，对负责供应物资的地方官员有所谴责，认为所供物资不够精美。此时，魏徵随即进谏：“隋朝之所以这么快灭亡，原因之一就是经常指责郡县不进献食物或进献食物不够精美，而不加以节俭。陛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约束自己，怎么反而去谴责地方官员不奢侈呢？”李世民很是吃惊，认为没有魏徵，听不到这样的逆耳忠言。

在爱民方面。贞观十三年，魏徵进献奏章，一揽子地指出了李世民近些年来逐渐忘记了当初“实行仁义之道不丧失，坚持节俭朴素不改变”的承诺，而不能坚持到底的十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初心不能忘啊！。这十个方面不足分别是：一是派遣使者远赴万里之外购买奇珍异物；二是使用民力经营建造宫室；三是关注自身快乐放纵自己欲望；四是亲近小人，疏远君子；五是稀有物品收罗宫中引发下面效仿；六是从内心好恶出发排斥贤人；七是喜欢打猎引发四方少数民族进献；八是地方官入朝见不到天子；九是随意出动军队问罪边远地区；十是徭役过重让百姓生活不安定。这篇谏言，洋洋上千言，字字直面问题所在，充分显示出魏徵一心为国为君为民的责任担当和济世情怀。李世民看了后十分震动，十分惭愧，也十分感动，向魏徵说：“是朕错了，愿意改正，使自己的善道坚持到底。”同时，把这篇谏言抄在屏风上，让自己早晚都能见到，时时提醒。并让史官写入历史，让千秋万代都知道什么是君臣大义。

在鉴史方面。刚刚过去的隋朝失败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国家这么强大，却亡得这么快，使得隋炀帝最终死在匹夫之手，而被天下人耻笑，为什么？究其原因，魏徵认为最重要的是隋朝国家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百姓不安宁，统治者居安没有思危。据《新唐书——魏徵列传》记叙：

彼炀帝者，岂恶治安、喜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也。驱天下，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宇台榭是饰，徭役无时，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内行险忌，馋邪者进，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殒匹夫之手，为天下笑。

借此，魏徵对李世民提出了劝喻，认为，如果陛下从隋朝失败中吸取教训，思考我朝能够得天下的原因，就应该做到：废弃隋朝的广殿，而安居于自己的低矮的宫室，而这就是王道所在——成由勤俭败由奢。

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李世民亲临吊唁哭丧，亲自为魏徵写墓碑，太子在西华堂为魏徵哭祭。同时，命令朝廷内外官员都去为魏徵送葬，并下令朝廷停止办公五天，按照一品官员的礼节下葬。据《新唐书——魏徵列传》记叙，之后，李世民临朝感叹说：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魏徵与李世民之间的建设性的“良臣明君”式相处，李世民对魏徵的作用价值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李世民对魏徵一生的评价极高，认为：“贞观之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的是房玄龄；贞观之后，进献忠诚的劝告，纠正朕的过失，为国家长远利益着想，只有魏徵一人。魏徵实践仁义，以辅佐自己，想使自己达到尧、舜的地步，即使是诸葛亮也无法同其媲美。”这个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十分中肯的。

三、启示与借鉴

魏徵颠覆了历史上原已存在的君臣相处之道——“忠臣昏君”模式，提出了构建新型君臣相处之道——“良臣明君”模式，这是不一般的见解。这种君臣相处之道是基于超越个人利益，着眼于君臣之间的建设性良性互动，使得国家政权得到有效治理实现长治久安的一种战略判断。

魏徵的角色不仅是一个建言者，同时也是一个监督者，兼具两个角色，实现了建言者与监督者的统一。如果仅仅是提出建议供李世民决策，李世民不采纳，魏徵也无所谓，不了了之，那样的话，魏徵就是一个普通的建言者角色了。但是，魏徵不是，魏徵还对李世民的行为做法进行监督规劝，使其始终遵循王道正轨，这是魏徵的过人之处，也是其历史贡献所在。魏徵同时也是一个治国理政理论的研究者。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提得准，所以，对皇帝的监督规劝也更有高度广度深度，为皇帝所欣赏所接受。可见，建言与监督的职能是可以合二为一的，这也给现在的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督查这两个大机构合并设置并发挥出更大效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魏徵与李世民之间的建设性相处，也为下级如何有效监督上级提供了新的范本。下级如何有效监督上级？在集权制度下是一个难题，但是，魏徵却做到了，而且还是建设性的。能够做到的原因就是君臣之间都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共同价值追求，双方都有一种认识判断上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使得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变成了一种建设性的互动而不是被理解成为一种权力掣肘。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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