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关之道：跨性别、性别非常规性与身份认同的边界 | 国际跨性别现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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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学会”是青年学生、学者展示自己多元性别研究的平台。研究成果经投票后，获得奖励与认可。“酷学会”旨在增进青年多元性别研究者社群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展示和促进本土多元性别研究论述。

2022年底，第二届青言“酷学会”于线上成功举办。三场直播中，10位青年研究者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同青言导师、青年学者与公益人评议嘉宾交流，并回应了现场大众学术评审提出的问题。

2023年3月起，同语公众号陆续发布第二届酷学会的精彩内容回顾，敬请关注。每期回顾末尾都设置了读者投票通道，欢迎大家留下反馈！

每年的3月31日是国际跨性别现身日（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意在提升全球社会对跨性别议题的意识和关注，“看见”跨性别人群和跨性别权益。在本届酷学会上，有研究讨论了在历史和政治维度上构成跨性别身份的重要概念——“过关（pass）”。跨性别“过关”经常被误解或简化成“迎合性别刻板印象”、“隐藏真我”，而此研究则向人们揭示：跨性别“过关”本身就是对性别界限的酷儿化。

过关之道：跨性别、性别非常规性与身份认同的边界

研究者：Heng

 (they/she)

多伦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艺术史论学士

研究方向为跨儿/跨性别研究，跨国女权主义，华语圈酷儿研究等

【研究概述】

跨性别者（transgender people）指的是自身的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派性别不一致的人，性别非常规者（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指的是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与其社会期待不符合的人，而跨儿（trans）作为一个伞状术语，包括了跨性别的种种状态。

数据估算，中国有超过400万跨性别和性别非常规者，根据《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样本中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跨性别者曾经历不同形式的、强烈的性别不安，并面临包括激素治疗的高比例需求与低满意度、性别重置手术的高需求率与低满足率以及不够友好的原生家庭、校园和工作环境等在内的一系列生存困境。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华语圈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跨性别高校学生：

▪ta们在性别过渡中所采取的具身实践有哪些形式？

▪ta们以何种方式“实现”了跨性别主体的性别认同？

▪以及在历史和政治维度上构成跨性别身份的重要概念之一“过关（pass）”，是如何成为我们重新理解Z世代中国的跨性别身份和酷儿政治的关键？

点击图片查看《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

“过关”

对“过关”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出现在60年代*戈夫曼和加芬克尔*的论著中，被用以形容社会行动者向他者隐藏污名化的身份或特征的策略。这些身份或特征可能是种族、性别、阶级和残障等等。许多早期关于“过关”的文本集中在黑人研究领域，“种族过关”（racial passing）指的是非白人群体将自身呈现为白人的方式。在残障研究领域，“残障过关”（disability passing）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通过隐藏残障来避免针对残障的污名并过关为“健全人”，它有时也指通过夸大或修饰自身情况以获得福利和照料等。在运用于跨性别的相关情况时，“过关”指：跨性别者被视为与其出生时被指派性别的不同性别，或被视为与其性别认同相符合的性别。在顺性别规范下，“过关”还指跨性别者的跨性别身份无法被察觉。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与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均为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研究兴趣包括日常生活社会学、社会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社会组织（框架）、社会污名等，代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污名》《精神病院》。加芬克尔的代表作有《常人方法学研究》，符号互动理论特别是戈夫曼的理论是其重要的思想背景。

大多数访谈对象在访谈中直接使用了“pass”或“passing”的说法。研究者将pass翻译为“过关”，而已有的文献大多将其译为“蒙混过关”，由于“蒙混”在许多语境中有欺骗和伪装之意，所以仅保留了语义更中性且强调状态本身的“过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直接使用英文“pass”的表述多见于部分接受精英教育的跨性别者，但是更多跨性别者会使用其它有类似意义的表述，如“女/男性化”“像女/男人”等等。对pass翻译的反思实际上也反映了学术界针对跨性别者“过关”认知的演变，在早期的研究中，“过关”往往是“乔装”的同义词，而新世纪以来，强调跨性别者主体性的研究扭转了“过关”消极的工具性意义。

具身实践的形式

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对年龄段在19岁-26岁、共12位跨性别者（访谈对象涵盖了出生时被指派性别、性别认同和接受性别肯定治疗的不同情况），以及1位国内从事跨性别医疗的某医生进行了平均时长3小时的深度访谈，并参访了3家在北京运作的专门关注性/别少数群体的公益性组织。 

首先，研究者概括了跨性别者学习“如何过关”，亦即具身化性别界限的过程。根据是否具有呈现性，本研究将跨性别者实现其性别认同的具身实践分为“外身”、“内身”和对作为内外身中介之声音的改变和调整。在对“外身”即呈现式身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跨性别者可能会通过穿着特定的性别化或去性别化服饰、改变姿态等方式使自己被“识别”为与自身性别认同相符合的性别；跨性别者对“内身”的改造包括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或称性别肯定手术。

跨性别主体的性别认同

针对跨儿在其具身实践中有意或无意地追求“过关”，部分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批评：跨性别者“过关”的具身实践是否意味着Ta们总是在迎合或投身于某种性别刻板印象？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研究者认为，跨性别“过关”本身就是对性别界限的酷儿化。“过关”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跨性别者建构性别认同的“目标”，而应当被视为实现其性别认同的途径。性别过渡不是在脱离生活世界的理念王国中进行的，Ta们是生活在二元性别体制的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主体，不进入任何一种范畴、抵抗所有现存的分类体系无疑是艰难且危险的，跨儿在使用公共厕所时面临的阻力、争议和困境便是其生动例证。

除此以外，当我们理解跨性别者对“过关”的追求时，同样不能脱离的是中国跨性别医疗体系不够完善的现实。跨性别者对“过关”的追求除了能使其更加顺利地参与社会互动、缓解性别焦虑之外，还受到医疗体系的形塑。*小山惠美*指出，跨性别女性被鼓励、有时甚至被迫接受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传统定义，才能被医学界接受和正名。医学界掌握裁决谁是真正的“女人”而谁不是的权力。跨性别女性往往不得不通过呈现性别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气质和女性形象来“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womanhood）才有资格接受激素和手术干预。“过关”一方面意味着跨性别主体总是会被性别二元体制所结构，另一方面又包含了跨性别者抵抗规训并伸张自身主体性的诸多努力。

*小山惠美 (Emi Koyama) ，日裔美籍活动家、学者

图源｜OTDChile

跨性别身份和酷儿政治

有学者曾在对种族过关的研究中思考了“过关”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今对“我们已经无需‘过关’”的宣称实际上忽视了“过关”依然是大多数“过关者”获得成功的策略，而且它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和对“自由做自己”的呼吁。

对于Z世代的跨性别主体来说，“过关”和出柜与否或对出柜本身的态度并不等价。不出柜状态下的“过关”也不是一味的隐瞒或伪装，而是对规范性的戏仿。最终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是，Z世代的跨性别身份及其“过关”的实践构成了对审查的灵活躲避乃至奚落嘲弄，跨性别“过关”既挑战了现身政治有关“出柜”的主流叙事，又有效地动摇了酷儿激进性和社会性别规范之间紧张关系的不可调停性。因此，对“过关”的再中心化和对Z世代跨性别身份的重新理解，一方面有助于推动跨性别研究如何处理酷儿理论遗产的议程，另一方面也是在跨国保守主义和威权统治回潮、生命政治愈发细密的当下和未来数十年，跨性别/酷儿政治得以保持生机的关键。

【嘉宾评议】

钰珏

多元性别研究博主，

社会人类学青年学者

钰珏：我之前不知道pass在中文里被翻译成“过关”。“过关”的“关”会让我们联想起英文中对“gatekeeper”（把关人）的认知。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跨性别者会面临很多这种“把关人”，比如外界权威对跨性别身份管理的关口把持。在国内或是其它国家，（跨性别者）需要医生开具一些诊断证明——性别认同障碍、易性症、性别焦虑等等，有了这个证明才能进行下一步，比如性别重置手术，或申请变更身份证上的性别。这时，医生就会先入为主地去判断你是否足够“过关”，也就是你外在的性别表现是否符合你所认同的性别。而对方经常会基于一些比较两极化、在顺性别二元框架下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你是否过关。

关于性别标记证明（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的申请，在一些国家，例如英国，跨性别者的自我认同并没有被行政身份管理作为一个有效的参考项。重要参考项被设置在外界，比如医疗权威，或你的雇主。（性别标记证明能否更改）取决于ta们是否认同你作为你理想的性别或与你性别认同一致的性别来生活。你的“过关”实际上是为了去过这个把关者设置的门槛。刚刚Heng提到的政治上的，比如威权主义，或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 它会以各种治理术的形式来加强这样的管控，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关”的把控变得更加地严格了。

还有一种是潜在的，隐形而不可见的，但又随处可见的社会观念的“关”，也就是我们当前的性别秩序——*顺性别异性恋正统（cisheteronormativity）*，它去人为设定的一个场域。也就是福柯所强调的，它不再是以一种法的形式，一种限制的形式来规定一个明显的边界，而是以一种规范的形式，去规训人们性别表现的场域。跨性别者的“过关”实际上是不断去跟这个性别边界、场域进行协商、斡旋和挑战的过程。

*顺性别异性恋正统：认为顺性别是唯一“正常”的性别认同、异性恋是唯一“正常”性倾向的社会认知模式。

刚刚Heng有提到的小山惠美，她在《跨性别女权主义宣言》里面有提到跨性别者的个人能动性(self-autonomy)、主体性和当前社会系统性的性别规范之间的矛盾。当前的社会规范要求跨性别者也要把自己嵌套到一个顺性别二元化的规范框架中去，这样ta们的性别认同才能得到外界的承认。在这样的过程中，跨性别者可能也会去内化一些社会规训，但这种内化的规训并不能完全理解和简化成ta们的一味迎合，因为ta们也有自己的自我主体性、能动性的表现在里面。这也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点。

包括这种顺性别正统实际也对顺性别的群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顺性别女性被指出拥有顺性别特权（cisprivilege）时，一个比较流行的自我辩护话术是：顺性别女性中不存在顺性别特权，因为传统的顺性别女性的女性气质（ciswomanhood）实际上也是对女性的规训，要求她们穿合宜女性性别气质的服饰、表现出符合女性性别常规的举止等等，这反而意味着顺性别女性的身体被社会强加的性别规范所驯化和规训，并非什么“特权”。可是这完全是弄混了所指概念和应用场域，顺性别特权不是针对女性，而是针对顺性别/性别知行与其指派性别的规范一致。

一方面，顺性别特权其实是顺性别异性恋男性为基本模型预设的，比如在上述自我辩护的论述中，其实仍是以“顺性别、非身心障碍/健全女性”为标准预设值，而这些女性也符合“女性的xx平均数据”。另一方面，该辩护话术所陈述的，其实是顺性别女性相对于顺性别男性的失权，而不能够论证相对于跨性别者，她们不具备“顺性别特权”。

实际上顺性别特权和顺性别正统（cis-normativity）不光在规训着跨性别者，也在规训顺性别者，约束人的性别表现、性别认同，以及整体社会的性别规范。

图源｜bilibili《J.K. Rowling | ContraPoints》

【现场问答】

1.

提问：对于passing（过关）的研究常常强调在不同情况下的passing strategies（过关策略）。我想问问在你的研究中有看到不同场景下的过关策略吗？比如在家长、医疗，或者社交场合中的不同决策。

Heng：是有的。比如，我其中的一个访谈对象是性别酷儿，但ta平时的性别表达、性别认同都是偏“女性化”的。ta告诉我说，一个人晚上坐出租车的时候ta会刻意把声音压低，让对方通过声音把ta识别为一个男性。这对ta来说是一种自保的策略。

在家长或者是社交场合中的策略更加普遍。比方说有些跨性别者和一群跨性别者一起出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都很OK，不太在乎；另一种情况，也有一些跨性别学者提到，跨性别者很害怕与大家一起出门，因为一个人时更容易过关成自己想被当作的性别，但一群跨性别者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策略来避免旁人异样的眼光。还有一些访谈对象在面对家长时会把头发剪短。这些都是不断地在界限的跨越中重新商榷自己的性别认同，我觉得这个对界限本身也有影响。

2.

提问：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桑迪·斯通*的批判：“过关”是在顺性别主导的权力关系下投射在跨儿身上的cisimagination（顺性别想象）。

Heng：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的论文希望表述出来的一个点。我觉得你的表述就很精确，就是“顺性别想象”。

*桑迪·斯通（Sandy Stone），美国学者、媒体理论家、艺术家，被认为是跨性别研究学术规范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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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投票时间为7天！4月8日凌晨截止。读者投票结果将在全部研究回顾发布后集中展示，希望各位读者朋友积极参与！

封面｜Jamie Diaz，墨西哥裔美国跨性别艺术家

文案｜Heng，桂鱼，N

编排｜yq，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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